钱谷融先生的人学理论与文学常识性问题探讨
钱古荣先生及本文作者钱古荣先生去世已经一年了。这一年，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和研究论文。这些文章在谈论钱先生的学术贡献时，几乎都注意到他的“人学”理论，即他在《论“文学即人性”》中所主张的人问题是“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关键”。 “万能钥匙”的想法。作为跟随钱先生学习多年的学生，我觉得这些文章的侧重点很准确，也接近钱先生平时讨论文艺的出发点。不过，如果你仔细审视和研究，或许还有一些值得补充和解释的内容。
“人学”理论与文学常识问题
钱古荣先生在晚年的自述文章中说道：
20世纪50年代，我写了一篇题为《论“文学作为人学”》的论文，曾长期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评。其实这篇文章讲的大部分都是常识性观点，原创性成果并不多。它受到批评只是因为它不合时宜。
钱先生的自我评价后来被一些人引用来解释钱古榕的“人文科学”理论只不过是文学中的常识。其实，钱先生的所谓常识，有点类似于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这句谚语。
人文学术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讨论的很多话题，都涉及前人说过的话。后人对这些课题的延续，就是学术研究的“延续”。这种学术创新和新思想需要研究者去理解。不能因为人们已经说过了，而我们今天又在谈论它，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老调重弹，重蹈覆辙。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理论中，钱古荣先生花了不少时间，仔细权衡了选择哪些问题和理论来进行文学研究。他晚年送给我的书籍中，有不少是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扬的《文学战线大论》，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跃进文学》等。美术出版社。钱先生选择文献中的人问题来研究，吸收了前人关于人问题的理论观点，这一选择体现了钱先生的学术洞察力和洞察能力。 。
我记得几年前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认识了一位资深理论家，他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左翼分子。听说我是钱先生的学生，他问我钱先生还坚持“人学”的观点吗？我说是的。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你的老师是个好人，可惜用人性和人道主义来解释文学，太简单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仍然是深刻的。
这当然是不同的学术观点。然而，联系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研究环境，从现实主义问题和典型问题的讨论，到从苏联引进季莫费耶夫的“工具论”，当这些理论和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流行时，相反，对于人类问题的理论探讨并不多，甚至很薄弱。当时在文学界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以及后来的《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大多倾向于探讨现实主义问题、典型文学问题、形象文学中很少专门讨论人的问题，比如思维问题、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等。
钱先生是为数不多的专注于文学思考人性问题的专业人士和个人实践者之一。说他是专业人士，是因为从《论“文学是人学》”一直到晚年，他始终把人的问题作为文学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对于个体创业者来说，他的文章一发表，肯定会引来无数讨论的声音。不用说，“论‘文学是人性的研究’”，对于后来的《雷雨》人物来说也是如此。翻阅当年的《文学报》和《文学评论》，我们就能体会到钱先生发表文章时是多么的孤独。今天有人认为文学中的人性问题是常识问题，但在历史进程中，这种常识的获得和强化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独特的知识眼光。
在一些文学史资料中，人们在讨论20世纪50年代的人性问题时，常常将胡风、巴仁、王树明等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与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放在一起。这种分类是当时为了批判人道主义思潮所做的工作。但对于钱先生来说，他的想法与胡风、巴仁、王树明等人偏向创作现状的讨论不同。钱先生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与创意界疏远。他在写作风格、思维焦点、思想传承等方面与胡风、巴仁等人相差甚远。
将钱先生的文章与类似的关于人类问题的文章进行比较，你会发现钱先生的文章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而其他许多文章都是对当前创作现象的讨论。因此，当时有人认为《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系统宣扬修正主义文艺观的论文。所谓系统，就是比同类的更有组织性。
确实，自1949年以来，钱古榕的《论“文学即人性”》是中国文论领域第一篇系统阐述人性问题的理论文章。它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而且被认为是“一篇见解新颖的文学散文”；在后来的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见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93页）中也得到了高度评价。之所以受到如此好评，除了从学术角度激发同仁共鸣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钱先生的文章别具一格，融入了他对文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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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人类问题的理解。很多人认为钱先生一定读过很多西方人道主义理论著作。但钱先生认为，他对西方人性、人文主义的接受主要是文学上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罗曼·罗兰、雨果等描写人性的文学作品启发了他的思考。文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在同辈人看来，钱先生更注重文学审美价值。事实上，至于文学美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问题还是人的价值问题，在钱先生看来，他还是应该关注人的价值问题。虽然他曾写过《曹禺的戏剧语言艺术成就》等文章来讨论文学语言问题，但在他看来，文学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是与作家的情操和思维能力有关。因此，归根结底，作家的人生价值问题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文学语言的强弱，决定于作家对人性问题思考的深度。
钱先生将这一认识落实到了研究生的培养中。当他招收研究生时，他特别要求进行作文测试。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语和语言表达能力，而是通过语言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度。
“人文科学”理论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开始流行。钱先生的“文学是人性之学”一度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前提。
在强调人问题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方面，钱先生的“人学”理论与当时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相关；但就理论建构的材料和理想境界而言，两者是有区别的。在《论“文学即人性”》等文章中，并不存在主观性这样的概念或理论术语。这可能与钱先生所受的教育和他的写作风格有关。
曾有人批评说，钱先生所说的“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人。但钱先生认为，我所说的“人”其实是很具体的。这是文学作品中我喜欢的一系列人物。他很欣赏《隆中对》中胸怀高远、风度翩翩、轻松自在的诸葛亮，也很欣赏陶渊明的“小有无俗韵，天性爱丘陵山”。他最欣赏的是《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格。钱先生收藏有多个版本的《世说新语》。晚年，他读得最多的就是于家熙先生批注的《世说新语》。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心语之美》与金人中说：“金人以虚心、玄意来认识自然，能表里如一，清虚，树立最高的意境。”晶莹剔透的美！”正是钱先生所热爱和追求的文学审美境界。宗白华是钱先生在中央大学的老师吴书堂先生的朋友。吴先生对钱先生的人生思想影响巨大，包括他对魏晋风格的推崇。这一切都来自于吴先生的影响。
但钱先生的“人文科学”理论却有他自己的创造。他并不像他的老师那样神秘空灵，而是有着非常坚定而清晰的现实感。但他并不像主体性论那样，将人类提升到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绝对主体地位。钱先生的“人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两者相互融合、相互辉映，呈现出一种亲密而温馨的状态。
了解钱先生性格的人都觉得，他的文章语气和他所倡导的文学价值是那么温柔、温暖，就像老朋友互相聊天一样。他从不夸大或摆架子。或许是因为现实的人际关系太过复杂，钱先生更喜欢从自然中获取生命的价值和力量。所以，他喜欢旅行。游览名胜古迹时，他喜欢自由漫步，与天地自然互动，但不喜欢进入寺庙或参观墓地。
20世纪90年代，我陪钱先生去杭州开会，住在花港观鱼附近。我本想陪他去看章太炎墓，他却说还是在西湖边喝茶比较好。西湖的自然美景真是令人百看不厌。这种自然之子的审美情操和自由心态，正是钱先生“人学”的理想境界和现实写照。相比之下，受西方人文思潮和西方主客二元论影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绝对主义色彩，注重人在物我关系中的主体地位。钱先生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要天人合一，而不是分开，一主宰一。
“人学”理论与中国文论的原创性问题
《论“作为人性的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无数学术奖项，其中之一就是思勉原创奖。这是受教育部委托、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国家级人文学术奖励。旨在奖励对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成果。
1949年以来，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领域，与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相比，中国学者的贡献可能相对较弱。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主编的《百花时期的中国文学》中有《论“文学是人学”》。钱先生的其他译作也已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在人文学术国际交流过程中对独特、原创研究成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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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性”》和《雷雨人物》是1949年至8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领域中为数不多的真正能称得上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特色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延续了以往关于文艺问题的理论探讨，也吸收了一些国外的理论观点，但从根本上来说，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钱先生接受五四运动以来启蒙运动的价值立场，主张个体解放和思想自由。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学者，他对现代白话文学的成就却鲜有认可。他曾说过，他最不愿意教中国现代文学，而宁愿教古代文学，因为古代文学确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他也认为，鲁迅的存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地位完全可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任何一个辉煌时期相媲美。他的评价代表了他的文学价值取向。
钱先生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有诗意，诗意是从人物心灵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而不是依靠理性的思考和理解。他多次强调，自己不喜欢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品，但愿意接受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19世纪的作品。他的文学价值观有其自身的思想基础，包括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环境的制约。正如他在回忆大学老师吴树潭先生的文章中所说，抗战时期的吴树潭完全就像一个名人。他从不组团，轮到他吃饭时，他会带着学生钱先生去一家小餐馆。师徒俩喝酒吃饭的时候，无话不谈，毫无矫饰，真是举手投足，洒脱自如。
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了钱先生的一生。即使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非议时期，每逢周末，钱先生仍然会带着家人，乘坐三轮车到城里的一家大酒店轮流吃饭。他告诉笔者，《文学评论》发表了《雷雨人物》。他拿了稿费，带着家人去锦江大酒店点了一桌菜。最后他发现版税多了很多。
当然，钱先生一再说过，吃喝不应该沦落到与酒肉朋友吃喝的地位，否则就俗了。他希望忘记自己不愉快的情绪，获得做人的自由，享受人生的幸福。因此，钱先生的文风流畅、简洁、明快，从不丢失书包，也不炫耀自己的学识。这种行云流水的自然风格，是钱先生的学术独创。
钱先生喜欢平静地说话，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无休止地、毫无节制地引用别人的观点和古代资料。在《文学的魅力》中，他分析了文学欣赏过程中的审美心理，并结合古今中外的众多案例加以阐释。这种引文很少给人一种复杂和堆积的感觉，而是简洁明了，把道理说得一清二楚。整个讨论过程中，材料是借用的，但理论框架是他根据自己长期的鉴赏经验来实现和构思的。因此，钱先生的理论文章并不具有一般文学理论文章的学院派、教条主义色彩。他不是按部就班，而是细心体验，自然呈现。钱老师强调，论文写得不能像实验报告一样，而应该像文章一样有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入作者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个性。
《雷雨》人物谈系列论文是“人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论“文学是人学”》是钱先生“人学”理论原理的阐述，那么《雷雨》人物系列论文则是“人学”理论的具体实践。国内许多学者，如上海社会科学院陈伯海教授、安徽大学杨新宝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夏康达教授等，都曾撰文指出这些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想说的是，钱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关于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艺术》的评论文章。他认同“有意义的形式”的说法，认为它揭示了文学的意义。在欣赏过程中，形式的审美意义确实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审美活动的一部分。但钱先生认为，不应过分强调文学的形式，如果认为形式就是文学的一切，那就是一种疏忽。
钱先生的“人学”理论触及文学的核心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中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论讨论不计其数，但钱先生的文章却从未被淹没在其中。相反，他们显得非常出色。 ，原因之一是他的讨论非常个人化，尤其是文章的风格。
对比《论“文学即人性”》和《雷雨》人物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和语言能够在那种宏观的把握和细腻的艺术分析之间自由游走。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冷静地处理这个问题。的。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具体作品的欣赏上都展现出了一流的水平。在宏观的讨论层面上，他能抓住文学的核心问题，说话不慌不忙，充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具体的艺术欣赏和批评实践中，他具有辨别作家作品品质的能力，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字，传达文艺作品的魅力。
以往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细节和本质，在钱先生的文学批评中，由于融入了现代的思想，得以在多个层面上得到准确的描述和描述。文学理论分析方法。呈现丰富。比如他对《雷雨》中周朴园这个人物的分析是多方面的。他对曹禺戏剧语言艺术成就的分析，多方面借鉴了现代戏剧理论和语言学知识，从而更加理性、全面地分析了曹禺戏剧语言的套路和独特性。
钱古榕先生作为一代名师，享有许多学者生前难得享有的声誉。但在专业领域，虽然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对开放的领域，其公众接受度并不像数学、物理等科学那样专业，但真正的学术研究仍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只有少数人了解和理解。它。人们。在这些专业领域取得成绩并获得同行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并不容易。作为专业领域的杰出人物，称赞他们为大师或其他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人类文明留下了自己的探索足迹，后人将把他们的成就作为探索未来的宝贵资源。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必将在今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产生巨大的历史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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