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我国人口发展特征与趋势：少子化老龄化时代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点击左上角蓝字，每天获取独家实用资讯作者：张传传（浙江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原创文章《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特点和趋势》发表于《国家治理》 2024 年 2 月。本文摘录。全文约7500字。建议保存并读取。
概括
我国已进入少子老龄化时代。人口发展呈现出生育率快速下降、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的特点。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异也为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机遇。富裕带来挑战。应对人口转变及其挑战，首先要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发展新经济，改善收入分配，促进老年人消费，使生产、分配、消费适应新的人口形势。最后，要完善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保障老年人口福祉。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人口老龄化战略新时代人口工作定位。且作用突出。会议指出，我国人口发展呈现“低生育、人口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的特点。其中，“地区人口增减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区间低生育和老龄化趋势发展不平衡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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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前推动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认识和把握低生育和老龄化的特点和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转型给中国式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机遇和对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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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特点及成因
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9%，已进入疫情中度期。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类似于日本1970年从老龄化社会向1994年进入适度老龄化社会的转变。
1990年至202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68.55岁提高到77.93岁。目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51位。在人口平均寿命提高的同时，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快速下降，人口发展呈现出低生育特征。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生率于1987年达到23.33‰的峰值，随后开始下降。 1990年至2020年，我国出生率从21.1‰下降到8.52‰，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17下降到1.3，0-14岁儿童占人口的比重从27.86%下降到17.9 %。
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背后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和营养条件的改善，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实施“后期稀缺”、“一孩政策”等计划生育政策，对降低人口生育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长期避免了人口过快增长，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00年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形势的变化越来越不相适应。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多次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先后实施了“单身二孩”、“单身二孩”、“单身二孩”。 “全面二孩”政策将于2021年5月实施。但此前的生育政策调整仅带来了生育水平的短期微弱改善，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扭转。
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低生育的作用：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同时也会增强女性的经济独立性，降低结婚的经济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将推迟初婚和初育年龄，缩短生育时间窗口；流动人口往往因外出打工而推迟就业。就婚育决策而言，随着劳动力市场要素流动程度的加大，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也会促进子女数量的下降。经济发展过程中，住房成本、育儿成本和家庭教育投入的上升也对结婚生育产生阻碍作用。而在经济增长放缓、预期收入增长放缓、收入稳定性下降的宏观背景下，这种效应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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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子老龄化的一些认识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变量。以少子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转型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学术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但当前社会舆论对人口转型的认识存在部分偏差，导致对人口高质量发展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存在悲观估计。这一点需要澄清。
早期人类缺乏应对复杂环境变化的能力。恶劣的环境给人类繁衍和生存带来了压力。自然灾害、疾病和瘟疫等风险因素给人们带来了巨大打击。健康和营养条件不佳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将孩子成功抚养成人也涉及很大的机会。环境压力、食物匮乏以及落后的医疗技术和卫生服务水平导致人均寿命缩短，劳动力的生产剩余不足以满足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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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力数量是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的核心决定因素。增加孩子数量已成为增加家庭收入的有效策略。
在生产力大幅提高的背景下，人类应对环境变化、创造稳定生存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生产方式越来越强调技术因素的投入。劳动力的生产剩余增加，多孩策略不再是一种选择。随着生产和生活的有利选择，进入老年的人数增多，他们在国家权力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下获得了充足的生活资料。结果，生育率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
现代国家普遍经历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最终进入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阶段。
联合国人口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6，欧洲和北美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4，较发达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4。各地区为1.52，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32。人口更替水平为2.1。
2000年，发达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19.5%，2020年进一步上升至26.0%。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一些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例超过25%。 。
2021年，日本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35.7%，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韩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近二十年来迅速增加13.4%，达到24.4%； 0-14岁儿童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分别低至11.8%和11.9%。
2022年，我国新增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总人口减少85万。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1961年以来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据预测，2035年我国总人口将下降至13.7亿，2050年将下降至12.8亿，分别相当于我国2014年和2001年的总人口。届时，我国仍将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按照现行男性16岁至59岁、女性16岁至54岁的劳动年龄规定，2035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约为7.9亿，与2008年左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近。
近年来，日本、德国、法国等平均寿命较高的国家普遍通过立法延长工作年龄。可见，随着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和适合生产劳动的年龄群体的延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在我国人口正在向低生育、老龄化过渡的同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大幅提高。 202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 2000年，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4年。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比20年前增长了3倍多。
首先，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家庭可以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促进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次，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影响生育观念和生育成本促进生育率下降；第三，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是促进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的放宽，使得不同禀赋的劳动者能够更充分地分配到合适的岗位，通过“干中学”实现人力资本更快的积累，但这也会造成婚育的推迟。生育决策并降低人口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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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转型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挑战
生育率下降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的必然现象，而且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我国人口转型的突出特点是生育率下降过快，导致人口快速老龄化和“未富先老”，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少子化和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要素投入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还会导致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上升，增加企业的劳动力用工成本，降低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劳动力结构老龄化，大量老年人占据关键岗位，阻碍了全社会人力资本优势的有效利用，抑制了年轻人的创新创业活动。消费适度增长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消费群体减少，导致总需求疲软，导致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加剧短期经济波动。
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增加了企业劳动力用工成本，促进企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转型，促进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这可能导致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收入比重下降，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下降。
从消费结构看，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下降。家庭部门医疗、养老服务支出相对增加，住房、教育、衣着、交通、通讯、新兴产品等支出较多。支出相对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也将增加对老年产品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促进“银色经济”的发展。
但“未富先老”意味着老年人财富积累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足，导致老年消费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阻碍“银色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的扩大导致对老年人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提高老龄公共服务的制度保障和资金投入水平，全社会加快推进老龄友好型转型。我国各地区少子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公共服务空间布局与各地区老龄化程度不匹配，也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挑战。
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参数是较早制定的。随着退休人员预期寿命的延长，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规模缩小，系统内部的就业与退休比率持续下降。原来的系统参数已经过时了。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入，养老金年龄低、缴费期限要求短、平均缴费期限远超预期等问题日益突出。在职职工和雇主缴费已无法承受基金支付压力。
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群的健康问题约占中国总疾病负担的33%。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扩大，带动医疗支出水平上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负担加大。
目前，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由省和市两级统筹。地区间少子老龄化程度不同，导致地区间基金余额差异较大。少子老龄化严重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履行缴费义务的比例较低，享受福利或高额待遇的老年人群体比例较高，社会保险基金偿付能力不足，存在社会保险基金偿付能力不足等问题。更高的渗透风险。财政负担和债务风险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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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措施抵消人口转型影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扩大人力资源规模，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目前，育儿负担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其次是教育和住房费用。要把增加托育服务供给作为鼓励生育的主要手段，增加普惠性托幼机构数量，合理调整托育服务市场准入门槛，加快制定托育服务标准，发布对家庭托儿补贴，切实减轻家庭托儿服务负担。育儿压力。积极探索社区功能，鼓励提供以社区为主体的小规模集中托育服务。公共教育支出可以替代家庭教育支出，更容易保证教育公平。应大力增加教育水平薄弱地区中小学公共教育投入，加强课程标准化体系建设，通过教学社区、数字化教学工具等提高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坚持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增加年轻家庭保障性住房供应。
我国职工实际退休年龄过低，不适应新的人口形势。根据笔者研究团队的测算，目前退休年龄人群的健康状况可以支撑平均多工作2-5年。一些老年人群体也愿意通过劳动参与增加财富积累，以应对预期寿命的延长。要加快实施逐步推迟退休年龄改革，逐步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差距。探索并逐步实现劳动关系与养老金制度分离，退休年龄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年龄脱钩，鼓励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后继续工作，通过不同退休时的差别化待遇鼓励职工后期领取养老金年龄大，退休晚。允许企业与一定年龄以上劳动者灵活协商签订劳动合同，便利老年人口择业。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对冲劳动力规模减少和成本上升的长期手段。要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全生命周期教育体系，优化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我们可以重点加大对兼顾公平的基础教育投入，逐步从注重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动态调整高校专业结构，推动人才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减少劳动力市场技能错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积极搭建职业技能学校与企业合作对接平台，鼓励企业开展和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人才。加强老年大学标准化建设，增设适应老年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的培训课程和职业教育，帮助老年人口更好适应劳动力市场，努力弥合老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数字鸿沟。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劳动力。
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较大，少子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城镇化水平提升空间巨大。要通过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破除与户籍关系挂钩的各种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瓶颈，促进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劳动力市场扭曲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统一市场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共同支出事项责任分担方式，统筹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平衡低少子老龄化人口流出地区财政负担。
五是完善移民政策，研究适当放宽移民入籍条件。欧美国家的经验表明，吸收年轻国际移民是抵消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有效途径。要积极扩大吸收各领域外国人才，加强国际知识交流、技能融合和合作生产。加快研究放宽移民永久居留、入籍政策和方案，完善国际移民体系和管理机构建设，为国际移民提供配套公共服务，优化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治理理念，打造友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二）适应新的人口形势的生产、分配、消费
继续推动以自动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抵消劳动力规模减少、成本上升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进程，通过法制和制度建设营造公平优质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活动、推动新经济发展的作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避免劳动力节约型、技能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工资差距过大。探索完善技术、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等要素的价值实现形式和股权收益机制。探索征税机器，改革资本税制。完善企业工资调查和工资指导信息发布制度，充分发挥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作用，增强职工工资议价能力。
加强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管，严厉打击以老年人为主要对象的违法犯罪活动，为老年人营造清朗的消费环境。支持银发经济发展，重点关注老龄化程度较高地区，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市场企业参与老年产品研发，推动老年辅助生活器具标准化、品牌化，培育老年人消费市场。积极探索做好“养老金融”的有效途径，完善和扩大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试点政策，鼓励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配置优质资源增加老年人财产性收入。 ，为老年人的消费提供收入支持。
（三）健全老龄化社会支持体系，保障老年人福祉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参数，在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上统筹制定养老保险缴费标准、缴费年限和待遇标准，加快提高养老金年龄。发展资本市场，提高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管理水平，提高基金收益。落实与收入支付水平相关的差别化医疗保险待遇，完善医疗保险支付制度和公立医院考核机制，合理减少道德风险造成的过度医疗，保障医疗服务质量。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全程可携，进一步提高适应人口流动形势的协调水平。
加强公共政策量化评估，定量评估养老医疗服务需求和空间分布，提高政策科学性和执行效率。支持养老服务市场多元主体发展，强化家庭和社会作用，发展家庭和社区养老服务，鼓励市场化养老服务，动员社会志愿者参与养老服务。依托基层社区和医疗机构，加强老年人口健康教育、健康诊断、健康干预和健康管理。推动医疗健康数据一体化平台建设，实现“一人一档”，提高医疗服务一致性，适应人口流动形势和老年人群慢性病长期管理需求。
加强全民健康意识培养，开展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增加公共场所体育锻炼规划面积，加大公共场所体育卫生设施投入，加大对公民健康生活方式和知识的宣传教育，普及慢性病预防、筛查和早期管理信息，促进社会成员以更健康的身体状况进入医院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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