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必然性与积极作用分析
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必然现象，其根源在于现代性。它在工业时代的兴起是必然的，对于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满足人们多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市场文化主要是娱乐文化，满足了人们的享乐性消费要求。这点没必要批评。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们常常只看重文学的教育功能，而忽视或否定其娱乐功能。这种认识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对整个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说：“不用多聪明就能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的智力平等、关于工业的伟大意义、关于享受的合理性等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智慧”来认识“快乐的理性”。因此，有必要更加重视保护通俗文学的娱乐作用的功能和意义。
但我们不同意对通俗文学一味叫好，无限抬高和夸大通俗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毕竟，它是一种以消费为基础或以消费为导向的大众文化娱乐，更多地追求“合理的享受”，较少关注思想艺术方面，把人们的娱乐休闲需求放在第一位。因此，难怪钱古榕先生在大声呼吁文化界、知识界高度重视通俗文学，提高其应有的文学地位的同时，也强调“不认为通俗文学的地位应该是这样的”。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一起提及。”同样崇高的地位，就意义和价值而言，严肃文学和纯文学无疑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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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无疑应该是严肃文学、纯文学，而不是通俗文学。钱先生的说法或许与当前流行的“雅俗并重”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和把握通俗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和存在问题却具有启示意义。通俗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与消费社会同构的文学，这种同构使其适应了消费社会，但也给它带来了致命的局限性，这也是通俗文学受到人们诟病的原因。古代与现代的家而国外，这也是重要的原因。
从近年来中国的整体情况来看，通俗文学也是良莠不齐。我们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最突出的是庸俗化倾向。通俗文学的庸俗化倾向古往今来都存在，甚至可以说是通俗文学的顽疾。不同的是，由于受到大宗商品繁荣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表现更加突出。这一点从很多著作和书籍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如：“床上发狂”、“天亮不分手”、“我失去了男人”；经典之作《水浒传》更名为《三个女人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一本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刘易斯和斯的生平事迹的传记，书名居然是“最有魅力的四个男人” ”……这几乎成了一种时尚，以至于有一句话“书名不错，书商不卖，读者不会喜欢”，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看到这样的书名，你就能体会到什么样的它们堆积在一起，营造出庸俗、不健康的文化生态环境，这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当然，这还是比较肤浅的。最大的庸俗是作品所固有的思想艺术倾向，包括作者的文化立场和艺术审美取向。或许与世俗社会密切相关，又或许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有关。近年来，通俗文学中不仅有消极的虚无主义，还有以大胆、离谱的性描写作为做事手段的所谓“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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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存在简化的趋势。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对出现的问题缺乏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深入的心理应对；或者简单地照搬纯文学或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并生搬硬套，显得不合理、虚荣、无效。有说服力。以一些人提出的“人文尺度”、“历史尺度”、“审美尺度”等流行文化批评模式为例。乍一看，这种“期望在三个尺度上实现的审美理想确实很美。然而，就中国通俗文学的范围而言，我们还没有找到一部符合任何标准的作品。”上述尺度......因此，（它）实际上将高雅文化的标准应用于流行文化。”学者孟凡华在反思自己这几年对通俗文学的批评时，也做出了“检讨”，认为对于通俗文学“没有必要采取单一的、终极的知识分子人文立场”，否则，这将是“很可能导致错误的、无效的批评”。
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通俗文学独特的文化“图腾”的不同：“通俗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决定了它的娱乐性。我们不能也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风格、所有的观念、读者都去观看、去欣赏。”读文学、读艺术，都与严肃的艺术有着同样的使命；如果以这样的意识来调节人们的鉴赏趣味，历史已经教训过“孟繁华的‘检讨’是值得赞扬的。”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学批评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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