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语文学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汉语创作的细腻图景
王德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拥有数千万华人的地区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它们因“一带一路”和南海动荡而更加引人注目。然而，过去对这一地区人文现象的认识大多受到大陆和南方以外的偏见的限制，更不用说文学成就了。
张教授的专着描绘了一幅细腻而丰富的画面。他梳理案例，借鉴理论，用精湛的研究提醒我们，海外华文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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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健，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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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作家的华文创作，论述王润华、应培安、谢玉民、梁文富、卢百野等人的作品。贯穿本书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 “故乡”是指这些作家通过写作在文学和文字上与自己的“故乡”重逢，也指的是他们的文化南方。建设南方精神家园。
作者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文化批评理论、移民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理论概念，结合文本解读和历史分析，探讨了后殖民语境下的一系列关键词。全球化。诸如侨民、记忆、怀旧、身份、地方感、民族、性别政治等，旨在以跨学科的方式为理解海外华文文学贡献一个新的批判视角。
近年来，华语研究在海外引起广泛反响，中国学术界也日益关注这一话题。华语文学强调以世界华人最大公约数的语言——以汉语为主，包括各种普通话和南北口音的方言——的言语和文字作为研究界面，重新审视现代现象。以及当代文学的流动、对话或抵抗。远离中州正韵神话，中国文学观察不同地区、民族、群体，甚至阶级、信仰、性别的声音地位，从而了解声音中“华”的含义。
华语文学研究有着不同的理论脉络，也可以与汉语文学研究相辅相成。一方面，中国人的世界观强调全球性、复调格局，这要求中国文学重新思考内外创作领域的定位；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种历史经验、政治实体和文化创造而存在。也是“华语世界”的重要交流或对抗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松俭教授的新作《故乡重游：海外华文文学新论文》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故乡：海外华文文学新论》共八部专着，探讨20世纪中叶至今中国大陆以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张教授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区或国家。这片幅员辽阔的地区，是数千万中国人民的家园，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今，由于“一带一路”计划和南海局势的动荡，它更加引人注目。然而，过去对这一地区人文现象的认识大多受到大陆和南方以外的偏见的限制，更不用说文学成就了。但张教授的专着描绘了一幅细致而丰富的图画。他通过案例梳理，理论借鉴，以精湛的研究提醒我们，海外华文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天地。他还试图提出一种连接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两种话语的方式。这项工作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说明。
首先，《故乡：华文文学新论》中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解，显着改变了一般文学史的时空语境。本书讲述了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作家的活动，范围从新加坡到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甚至北美。传统的世界讨论或中国文学只对中国大陆与海外国家进行静态的边界区分。我们怎样才能完整地描述这些流程呢？例如，卢白野来自马来亚霹雳州（今马来西亚霹雳州）。他曾去过印度尼西亚，后来移居新加坡。王润华也来自马来亚霹雳州。曾就读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其后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台湾元智大学。他现在在马来西亚任教并定居。这些作家的人生历程十分复杂，很难用一时一地的环境或事件来描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和风格。但他们坚持用中文写作，形成了一个想象中的文学共同体。他们的个人经历，从殖民、移民到中国身份，从日常生活到成长经历，都生动感人。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作为一个宗族起源、一个政治实体和一个文化传统——因时、因地而异。张松健举了很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应沛安回归日常生活，探索肉体欲望的本源；希尼尔、梁文富感叹中华文化海外传承的恶化；谢玉民和卢百野思考本土身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张松健借此指出了海外华人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的多重选择。这个话题看似老生常谈，但张松健的专着却非同寻常。张先生曾就读于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在新加坡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于2013年回到新加坡任教。中国是他成长的故乡，南洋是他最终选择定居的地方。作者的跨国移民经历实际上与他所写的案例相似，因此本文具有共情的维度。他调整了自己的态度，不再从家乡的角度来看待作者的选择。同时，他补充了新移民或外来者的客观定位。他利用自己的理论优势，用中西理论——历史哲学、后殖民研究、移民研究、人文地理学等——来验证作者的经验和作品，从而修正理论的适用性。
其次，《故乡：海外华文文学新论文》对华语作家的地缘政治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追问政治如何通过文学形成对话：移民、幸存者、殖民、蛮族成为作家挥之不去的主题。 。早在中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就已经往返于南海。移民的动机大多是经济原因，但战争和社会变革仍然是导致那一代人流离失所的因素之一。乱世，从明郑时期到清末都有乘木筏在海上漂流的例子。这些移民离开自己的国家，以孤儿恶子的身份到国外避难，继承了幸存者的身份。此外，19世纪以来，殖民帝国主义蹂躏东南亚和台湾、香港，如台湾的荷兰和日本，香港的英国，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新加坡和香港的英国和日本。马来西亚。中国人民和土著人民一样，再次沦为殖民地。但无论他们是移民、幸存者还是殖民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在异国他乡逐渐变成了野蛮人。
张松健研究的新加坡作家谢玉民对于这种身份的转变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谢的中篇小说《安汶假期》描述了一对新加坡父子前往印度尼西亚安汶寻根的故事。一方面，他们发掘了明末朱人从中国漂流到东南亚的故事。另一方面，他们目睹了荷兰、英国、日本殖民东南亚的血泪。历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移民、幸存者、殖民者、土著来到并交往，最后成为混血野蛮人时，所谓祖国的往事就再也听不到了。面对这样的恐惧，梁文富、希尼尔等人在纸上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应培安、王润华、陆玉涛等人则呼吁风土人情成为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地方。根。
张松健提醒我们，还有一种身份，那就是公民身份。在现代国家中，公民是确立个人权利和义务、塑造身份的重要因素。但正如作家在作品中所揭示的那样，从移民、幸存者、殖民者和野蛮人转变为公民的过程并不容易。谢育民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是新加坡公民，但回望父辈走过的路，他仍然不禁思考自己将走向何方。卢白野在20世纪40年代末向往左翼革命，但与王小平、黑鹰、韩猛等怀着回国志向的中国作家不同，他选择了马来亚联合邦作为效忠对象。然而，在一个多民族的新兴国家，做一名中国公民并不容易。卢白野英年早逝，没有看到马来马来政权对华人的镇压。这样的不利地位成为了陆玉涛等新人强调中国文化、争取自我认同的动力。又一个例子是应片与新加坡当局时而紧张、时而妥协的关系。高呼“反流散”的学者只看到了多元文化的美丽，而忽视了公民的价值，而公民的价值就在于拥有不服从和重新流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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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故乡：海外华文文学新论文》对海外作家及其创作的思考，不仅超越了传统上对中国与海外的简单区分，也驳斥了当代政治正确批判的倾向。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后殖民理论来探讨海外华人文学和文化。他们除了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外，还质疑中国清朝以来的“内陆殖民”和中国海外移民在定居地的掠夺性“定居殖民”行为。 。这种讨论是可信的、有效的，但在处理百年来中国与海外华语社区的关系时，却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殖民”或“后殖民”理论无法解释海外华人对祖国、民族、文化、语言的复杂情感。正如张松健所论述的十个案例所示，无论是关心时局、关心国家，还是跨越国界，作家们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个人经历，他们笔下的华语世界必然令人深思。
与“后殖民”讨论相比，我曾提出“后驻留”讨论，意在批判传统的残余观，同时也反思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所说的“之后”不仅可以暗示一代人的结束，也可以暗示一代人的结束，甚至可以暗示“先进步、后规划”未来的过去/历史。而“”可以指“丢失”或“留下”，也可以指“留下”——赠与和保存。失去、生存和继承之间的紧密联系，给我们在面对“中国性”或所谓“汉语正统”和海外继承权问题时带来了新的选择。
张松健的讨论不仅触及“后殖民”、“后残余”的维度，也触及“后移民”的可能性。在快速全球化的时代，“移民”的起点和终点也必须重新定义。也就是说，根据目前的国际经验，移民能否真正融入理想的“民族熔炉”仍然是争论的焦点。移民是否“认同”当地文化是一回事，是否被“认同”又是另一回事。 “后移民”思维也试图超越“流散”理论，而是强调移民动机和迁徙路线的多样性，不再局限于“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 ”传统的“根”和“道”公式必须重新审视。移民的重新迁徙、多重身份、候鸟的迁徙，都成为社会和人类学家最终要面对的问题。
我曾提出，在梳理“根”的政治的同时，也应该想象“势”的诗学。如果说“根”指的是位置的界限、边界的生成，那么“势”则指的是空间之外时间的盛衰。前者总是让我们想起一种立场或方向，而后者则让我们想起一种主动性（）和一种情感力量（）。这一举措与立场的设置或取向的安排密切相关，因此不乏空间政治意图。更重要的是，“势”总是隐含着一种情绪和姿态，因而具有审美内涵：无论是进或退，或扩张或舒张，都导致实际效果之前或之间的力量，甚至是不断的变化。 。
张松俭的研究提醒我们，正因为我们关注“华”这个媒介，华语文学也必须思考“夷”作为对话的面孔。这与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方向不同。华谊互动的传统有其渊源，又因现代经验而产生新意。中心与边缘、本族与异族、正统与异端不再是固有的僵化定义，而是有主宰与从属、混合共存的可能。他所讨论的几位作家，无论是希尼尔对汉字异化和异化的关注，还是谢玉民对混血和本土化的焦虑，都从“中国人”的对立面进行了动人的对话。
在“后野蛮人”的背景下，值得思考的是“前胡人”和“墨华”回应中国的立场和能量——这就是我所谓的“华胡风格”的开始（）研究。 “风”是气流的振动（风向、风力），是声音、音乐、修辞（《诗经·国风》），是现象（潮流、景物、景物），是教育和文化。文明（传统教育、风俗习惯），是诚信和气质（风格、作风）。 “风能带动万物。”汉语语系中的“风”来回穿梭于中原与海外、本土与异乡之间，活跃着华谊山水。
《重游故乡：海外华文文学新论文》是张松健教授在新加坡创作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他对史料的研究、对文本的细读、对理论的辩论都颇有收获。更重要的是，张教授对华语世界文学的“温暖和尊重”，使他的专着与众不同。我与张教授接触已超过15年，见证了他每个阶段知识的变化。我也相信，凭借他的勤奋和敏锐，他一定会继续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做出更多精彩的贡献。
本文是王德伟教授为《重游故乡》撰写的序言。原标题是《汉语语系研究的新收获》。请注意，本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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