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厂新兼职众包平台成年轻人副业新阵地，收入与岗位解析
字节跳动的“竹子”、美团的“满天星”、京东的“精客服”……今年以来，多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纷纷推出新的兼职众包平台。这些平台正在成为年轻人中的一种趋势。人们副业的新领域。各大互联网公司推出众包平台后，主要会发布哪些招聘信息？收入是如何计算的？是否会成为未来主要就业方式？近日，有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些相关的众包平台。
（来源：劳工新闻）
兼职众包业务延伸至国内外
过去一年，各大互联网企业不仅推出了多个新的兼职众包平台，还扩大了海外兼职就业需求。近日，阿里巴巴在东南亚推出了一款名为“Daraz Flex”的产品，针对东南亚有空闲时间的人群，让他们通过在平台上兼职赚钱。
事实上，各大互联网公司一直都有这样的众包、兼职业务。比如腾讯的搜火帮、百度的中柴、拼多多的赚钱任务，以前都存在。目前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兼职众包平台。
以“任务”形式扩大就业
与传统兼职平台不同，各大互联网公司推出的兼职众包平台一般以“任务”的形式运营。
以字节跳动的“竹子”APP为例。任务包括字幕翻译、方言配音和身体数据收集。任务围绕Byte的主营业务进行分配。
然而，领取每项任务都需要公会的报价。因此，个人用户不能直接报名兼职。他们需要加入一个公会，而只有公会会长才有资格报名。
据悉，竹节没有硬性的学历要求，但其众包任务也有一定的专业性。因此，注册的用户需要参加平台的课程和考试。通过资格认证后，才可以加入公会，参与兼职任务。
（来源：劳工新闻）
专注于数据任务和业务相关
有媒体记者发现，平台上的任务主要是数据任务，包括录音、语音转录、图片标注、文本标注、文本采集、外语翻译、音频采集、医学文本转录、医学图片标注、视频标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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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数据任务外，京东和美团推出了精客服App和“满月星”，主要针对与自身业务密切相关的简单任务的发布需求，而部分兼职工作的门槛为逐步与正式职位的要求接轨。
例如，晶客服就是一个兼职客服众包平台。其主要业务是通过电话和线上两种兼职方式为京东商城客户提供服务。但与上述平台不同的是，晶客服要求用户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用户可以自主选择平台的工作时间。
赚钱取决于平台发布的“任务”
目前国内大部分兼职众包平台的赚钱模式与Byte的类似。
例如，记者下载腾讯“搜火帮”App并通过微信注册时，需要先进行评估。然后系统会判断用户更适合哪些任务，并有针对性地推送这些任务。
当腾讯有应用要上线时，就会向平台发送任务，要求用户登录测试是否有bug或者不习惯使用的地方。申请完成后，会审核并发放元宝，元宝可以兑换现金。不过，记者的经验发现，每项任务开始前，都需要经过“考试”，获得资格。
兼职效率和难度影响收入
上述兼职平台所能获得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兼职者的工作效率和任务的难度。
以“搜货帮”为例，每个任务按照平均500元宝计算（元宝：平台虚拟货币，可兑换现金）。 1000元宝币可以兑换1元钱。如果一天做80个订单，那就是4万块钱。 ，算下来是40元。还有与正式岗位类似的审核任务，但每单人工价仅0.3至0.4元。
不过，有媒体记者登录上述各大厂商的兼职众包平台后发现，现阶段各App的“任务广场”并不“忙碌”，发布的任务需求并不多，且有些应用程序甚至显示“空列”。
（来源：劳工新闻）
兼职正成为大型工厂的重要用工需求
从以上经验不难发现，各大公司都在重要甚至核心部门进行兼职。
一位大工厂的HR表示，兼职确实正在成为大工厂用工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大多数人都可以做这些工作，尤其是一些拥有适合兼职工作技能的自由职业者。这也使得大企业工厂的兼职就业有保障；此外，兼职众包比全职员工的人力成本和风险更低。在当今的环境下，兼职众包正在成为大型工厂的新选择。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传统零工正在向互联网平台零工转变。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示，目前活跃在我国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近70万人，在50多个城市推出了300多个灵活就业岗位。
网上兼职风险依然存在
但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来看，此类网络兼职仍存在不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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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注意到，用户在此类平台“做任务”时，除了注册时签署“用户协议”外，并无任何保证协议。因此，目前打工最大的风险就是打工者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维权困难。由于第二工作大多是基于劳动合同或合同关系的性质，劳动者处于无形的不利地位。
此外，一些平台还设有“兼职会员卡”或积分制度，要求用户充值后再承担任务。这就需要用户谨慎判断，防止上当受骗。
各大互联网公司在用人方式上纷纷瞄准众包兼职平台，这与近年来平台经济展现出的强大优势密切相关。 11月23日，经济日报邀请多位专家共同探讨“发挥平台经济稳就业作用”相关问题。
平台在就业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王维进分析，平台在就业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平台就业与传统就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平台成为就业的组织载体和组织方式。平台掌握运营产生的大数据资源和技术，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制定劳动规则的好处。平台的正常运行需要规则，注册平台就意味着接受平台规则。以平台与众包骑手签订的劳动协议为例。平台有权决定用工需求信息的提供、配送服务规范、报酬及奖惩规则、社会保障参与方式等。骑手必须全部接受后才能注册和接收订单，协商空间有限。
二是劳动力调配的技术优势。该平台拥有消费者和员工的海量数据，可以依靠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不断优化就业配置，提高效率。以外卖平台为例。平台通过算法寻找距离最近、用时最短的骑手，从而促使骑手不断缩短配送时间。
技术进步促进就业方式转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立兴在讨论中提到，如果说数亿农民工进城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独特现象，那么数字化时代新的就业形态的出现经济时代是全球劳动力市场普遍的结构性现象。改变。
究其原因，与互联网、智能制造、云计算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例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交易成本呈现下降趋势，许多生产和服务流程被分解，引发了组织化和解组织化的趋势。
又比如，云计算的快速发展，让很多中小企业的研发、供应链管理都搬到了云端。技术进步推动了很多企业用工需求的变化，要么是扁平化改革，要么是裁员，要么是减少非核心流程。外包催生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众包等用工形式，引发了用工正规化、灵活化、多元化的趋势。
可以说，正是由于技术进步，推动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推动了用工形式的变革。平台公司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转变。
企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挑战
雇佣模式的变化以及雇佣关系的变化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挑战。传统固定雇佣关系下，公司为员工提供工资、福利，缴纳五险一金，员工只服务于一家公司。当固定雇佣关系分化，短期化、灵活化、多元化的雇佣关系下，企业在保持员工素质、保障员工福利方面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能否及时转变观念，在经营和组织管理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关系到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就业格局转变也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挑战。例如，现有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主要以有固定就业单位的劳动者为基础提供。当“单位本位”公共服务体系遭遇大量“非单位本位”新就业形态冲击时，劳动者权益保障成为焦点。迫切需要在制度支撑上做出相应调整，使公共服务体系有效覆盖灵活就业和新型就业形式劳动者，保护其劳动权益，解决其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正在做的事情。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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