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贺书法价格-懂贺云书法-贺祥书法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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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恭王府博物馆抱厦展厅举办了“素履——董正贺书法展”，此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这些作品彰显皇家书法的庄重与雍容气质，在大众视野中引发了不小的热议。人们既感动又敬佩，纷纷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作品的书写者董正贺。
她是谁呢？她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 45 年的一位书家，专门从事写字工作。除了景仁榜、钟表馆、石鼓馆这些故宫里熟悉的馆名外，颐和园、杭州西湖等很多地方的匾额、楹联也都是她所书写的。
11 月 13 日，京城遭遇寒流突袭。狂风卷起落叶沙砾，直接拍在脸上。路上的行人纷纷掩面疾行。记者来到董正贺位于北三环一处高层居民楼的家。记者举手敲了两三下门，门随即应声而开。一只扫地机嗡嗡地转到脚下，仿佛是来迎客的，很快又掉头转开。客厅临窗的一面有大大的红木画案，还有一幅镶在现代画框里的书法，它们相互遥望，显得周正雅致。
董正贺 68 岁，有着一头利落的银色短发。他身材消瘦，黑色毛衣外面套着一件灰色毛披，给人一种有点酷的感觉。他坐在桌边，听着他那一口北京话，让人感受到亲切又直爽的气息。
我干的刚好就是我最喜欢干的
提起刚刚结束的《素履》书法展，董正贺笑着说这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当时故宫有一位副院长调任恭王府担任新任馆长，一开始这位副院长接到邀请时甚至不想举办展览。算起来准备的时间很仓促，并且那时他的心情也很不好。她的女儿和女婿很支持她，并且老领导说得很诚恳，他说他觉得这个传统的内容放在这里比较合适，所以他也得支持老领导的工作。十月和十一月既是最好的时间，也是最好的季节，所以即便原本不想做，最后也得做。
她一旦决定行动，就一点都不含糊。她从浩瀚的作品中选定了参展内容，并且为这个展览做的画册也是她自己设计的。在观展时，这本画册收获了不少朋友的称赞，起初她还有点不相信，后来“三联书店的一位老主编来看展，他问她‘这本书设计挺好，谁设计的’？她说‘真的好？’她先是释然又认真地说，他说“真的好”。接着她表示自己想法很简单，当时被告知可以放 120 件作品，她就认定不能放 120 件，且不可超过 60 件。然后她指着其中一页说，像这么大的篇幅，只有放一张才会醒目，放出来之后大家都说效果好。
《素履》展上的书法作品获得了认可与好评，董正贺更多的是心怀感恩。他所从事的是极为平常的事情，而他所做的恰恰就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他最为喜欢的就是自己的工作，并且还特别幸运地获得了一个极为出色的机会。
写字天生挺容易，别人写不好我觉得挺奇怪的
1951 年董正贺在北京出生，他家是一个悬壶济世的世家。他爷爷在京城是一位名医，他家在南池子拥有一个四合院，并且他家一直没有分家。爷爷董玉琨书法很好，他存有爷爷用小楷抄写的《药性论》，那字体周正大气。
说起往事，她感触颇多。她的家庭开着医院，她的小学老师生病需要抓药等事宜，都会到她家来。她记得一直到五几年，都有老师到她家看病。小时候的她，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是比较受宠的。她还记得那时候没什么好玩的事情，小伙伴一招呼，她就出去跳猴皮筋。
父亲董石良在荣宝斋工作，这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她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看见她在外面，就对她说：“你看，你的鞋都跳破了，别在外边跑了，回来写写字吧。以后写完一篇字，再出去玩。”八岁的董正贺很听话，她开始每天在家写一篇字。当别人叫她出去玩时，她会急急忙忙把字写好，但当时并没有想过要比别人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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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一写时，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才华。大家一看都觉得很不错，凭借着父辈的余荫，她小时候经常能与启功等先辈见面。在书写的过程中，受到的褒奖越来越多。然而，她却认为写字是一种本能，从一开始她就没觉得写字困难，仿佛写字天生就很容易，别人写不好她觉得很奇怪。家里的熏陶，给了她很大的帮助。我爷爷的字写得好，我父亲的字也写得好。张一元的牌匾是我父亲所写。因此，我认为字必须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写才会好看，这是理所当然的。
她记得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那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在放暑假前，常常会拿一摞成绩册给她。每一本成绩册里面都夹着一张纸，纸上是老师写的操行评语。老师让她回家把这些操行评语重新抄在成绩册上，然后第二天再带回去。
我奶奶当时看到后说，这是什么作业呀，怎么会有这么一大摞呢？因为我不打算出去玩，所以就决定把班里四十七八个同学的成绩册都抄完，结果一晚上就抄完了。
放暑假之后，查看成绩册时发现，只有她的那本是老师写的。她的奶奶说：“我们孙女比老师写得好多了。”因为她的奶奶既看了她抄的那一摞，也看了老师给她写的这一本。
故宫顶级的专家给我讲，要比在北大读历史系还厉害
董正贺 15 岁时“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她在学习等各个方面表现都很出色。然而，由于家庭方面的缘故，“大家都去当红卫兵，却不让我去当”。她由此第一次品尝到了人生的苦涩滋味。
爷爷对我大爷极为喜爱，我大爷也十分听话。他跟着爷爷学习医术，之后开了诊所。在国民党抓兵期间，爷爷不愿让大爷去当兵，于是在国民党军统那里花钱给他买了个职位，说是军统里的医生。实际上，大爷一天都没到国民党那里工作过。然而，由于大爷有一张军官照片，后来他便成为了被镇压的对象。
董正贺在那段特殊岁月中也算过得较为平静，除了没有当上红卫兵这件事。他说：“他们会给老师贴大字报，并且都来找我帮忙写。”
1969 年，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兴起。董正贺去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距离边境 100 多公里有一个乌海医院，此医院以前是关押战犯的。战犯迁走后，原本负责改造战犯的那些管理干部继续管理起知青。于是，500 多个知青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大家把这里称作劳改农场。
插队生活十分艰辛。1972 年，董正贺开始察觉到身体出现问题。他咳嗽得非常厉害，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之后又发起了烧，且病情越来越严重。回到北京前往协和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肺结核。家里人不想让他去传染病医院，于是他就在家里养病。那每天都做些什么呢？继续写字吧，他在家里既画画又写字，一直待了大半年。
1973 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于是成立了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像我这样生病的，街道工厂都不愿意接收。”然而，在一个寻常的日子里，幸运之神降临了。“有一个知青办的人来家访，他姓王。他看到我在家画画写字，就说他们那里挺忙的，问我愿不愿意到知青办公室去帮忙？”
董正贺来到知青办。他每天的工作是负责接待前来招工的单位。例如北京手表厂来人，告知要给知青办四个指标，其中两男两女。东方红炼油厂来人则说需要 50 个工人，且 40 个是男的。他会分别对这些信息进行登记整理。每个月大概能领到 20 块钱的生活费。
招工单位接连不断地来，其中有几个地方她特别想去，比如手表厂以及北工大，然而都错过了。她心想：“大家都以为我只是这个办公室的人，谁也不知道我其实也是知青，我又不能自己推荐自己。”
时间一长，董正贺心中便有些着急。恰在此时，故宫前来招募工人，要做修铜器、修家具、修古建筑以及油漆彩画等工作。我们家当时住在南池子，离故宫很近。我回家与父母商量此事时还开了个玩笑，说即便当天有招聘友谊商店售货员的机会我都没动心，然而对于故宫的招聘我却特别动心。我父亲表示支持，还说故宫起码距离近，并且环境也很安静。”董正贺找到招工的那个人，经过体检，她挺顺利地进了故宫。
初进故宫时，因为要填写一张履历表，董正贺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贵人。在填表时，他挺紧张，用钢笔写好后递给坐在对面的干部。干部看了半天问他：“你喜欢什么呀？”他心想自己是来当工人的，哪有什么喜欢的，但口气却特别大，说：“我喜欢书法。”话一出口，他就感觉到对方露出一副“什么叫书法你懂吗”的表情。接着对方又问：“你平常写吗？”把你写的书法拿给我看看。”
这一句话，让董正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看到了她的字后，便跟她说：“你不要到修复厂去，我这里有点活儿需要你干。”
后来董正贺得知，对方名为吴空。吴空原来是中央文史馆的一个副馆长，同时也是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在那之前的六七年时间里，故宫处于关门状态，当时正在为开放做准备，而吴空是在那时从干校回来后被安排到故宫的。
吴空将董正贺带到排了一面墙的柜子前，告知她里面都是“文革”期间的各种文件，其中有些是与国际交流的文件，这些文件都需要整理、登记并做成卡片。“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字写得好，所以就交给你来做。”董正贺花费数月时间，坐在那里埋头整理了一遍，做出了一套完整的卡片。“做完之后他非常满意。”
回想起那段时间，董正贺认为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了故宫里的诸多“人物”。其中有很多他以前不懂的，就去找他们询问。并且这些人都是故宫里顶级的专家，他们给自己讲解的内容，比在北大读历史系时所学到的还要厉害。
做完这个工作后，原本应当安排董正贺到修复厂上班。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吴空找到她，他说：“小董，你不去修复。”于是，我询问那我该去哪里，他回答说让我去陈列部。
天上突然掉下这么个大馅饼，这让董正贺非常惊喜。需知陈列部管理的都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资料，那可是“只有美院的大学生才能够进入的部门”。更让她感到兴奋的是，“那里真的是条件优越，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看到的永远是最好的东西”。她认为“在这个地方没有理由不把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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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写字
陈列部的日常工作包含每天整理文物的档案以及照片，这项工作繁复单调。然而，她却坚持做了四年。在中午休息时间，她也不会出去，而是选择“自己写写字”。从她右手明显能看到的情况来看，中指第一个关节侧磨出了一大块茧子。因为拿毛笔需要用这个手指顶着，从 22 岁开始她就一直是这样的状态。
天冷时，若没有暖气，就得点炉子来取暖。“过一段时间我就写好一摞纸，然后拿出去，用那些写字的纸点火。”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儿，竟然还能安安静静地坐着。”
故宫有这样一个传统，即有专人从事书法工作。在当时，故宫从事书法工作的是极为著名的金石大家金禹民先生，董正贺时常前去观看他写字。1976 年，金禹民先生突然患病，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继而接手了他的职位，开始从事专职的书写工作。她时常感慨自身的幸运，“实际上和我一起写字的人当中，有比我写得好的。”这个工作十分枯燥，有的人出国了，有的人调到了出版单位。最终导致缺少一个真正能写字的人，并且发现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活儿。
很多看过展览的人对董正贺讲道：“要寻觅到能写出这般好楷书的人是极为困难的。”董正贺微微露出笑容，接着说：“确实得感谢故宫，因为我每天都必须书写楷书，倘若稍微有一点不合规矩，不仅领导不会应允，观众更是不会应允。”
90 年代之前，故宫的说明都被写在抱柱上。抱柱处于风吹日晒的环境中。那么，那个字是用什么来写的呢？是用油漆来写的。这种“力透木板背”的功力，与拿毛笔蘸着墨在纸上写字的轻松完全不同。要练就这种功力需要下苦功。董正贺指着当年偶然留下的一张工作照说，“我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油漆写字。当时我就趴在地上，在木头板上书写。”绘画馆的说明牌是楠木板，在小小的一块板上用广告粉写字。有时候最多要写两三百字，有时候最少也要写七八十字。很多人问她苦不苦，她回答说不苦，觉得挺好的，反正就是写字，怎么写都是写。
没有人相信这个字是女的写的
在故宫写字，最棘手的部分大多是写展览的前言。这种前言是用裱宣纸书写而成的，而裱宣纸是由好几层纸制作的，非常珍贵。在书写时，半点差错都不能有，只要稍微出错，就会全部毁坏。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书写工作，使得董正贺练就了对空间布局的精准判断。
董正贺的直爽令领导对她刮目相看。有一回接到一项前言书写工作，其尺寸是“两米宽，高不到一米”。当拿到内容后，她直接去找领导，说：“这个尺寸和这个内容无法给观众看。”领导很吃惊，便询问原因。她回答道：“按照这个内容写出的字最多两厘米，那样的话观众就得趴在上面才能看。”大家都对此将信将疑，然而经过计算，确实如她所说。后来开始写前言，领导下达指示说：“小董是我们的专家，她决定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
有很多人曾向董正贺约做展览，然而都遭到了她的拒绝。她说道：“不用了，我写的字每天都有几万人在看呢。”实际上，她之所以拒绝是出于敬畏，她表示：“我清楚什么是好的，我所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为优秀的书法作品，我写的这些算不上什么。”
平时只要有时间，她就很喜欢沿着参观路线走走，去“听听大家的看法”。观众最具趣味性的反应是“大家都不相信这个字是女的所写，都以为这是一位老头写的”。这样的说法在董正贺听来并不陌生，“从我三十多岁左右开始，就一直有人这么说了”。
她曾遭遇极大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故宫里突然变成了通过用计算机字体制作而后再进行腐蚀的样子。那时候她上班最多也就是写个临时通知，她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感，“还没到 50 岁呢，我没活儿可干了，也不再需要我了。”然而她依旧喜爱写字，“人写的字是蕴含情感的，反正我就自己写着玩呗。”很快，大概两三年的时间过去后，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提出“电脑字不好看”这样的看法，接着一切就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在埋头写字的那段时光中，曾遇到过直接来到跟前求字的人。董正贺记得大概是 2000 年初的时候，有一个人找到办公室询问“这字是谁写的”，最终找到了她。在一番自我介绍之后，这人让她写一幅字，并说“我该怎么付钱就怎么付钱”。董正贺笑了笑，说道“我这是在工作，不是什么写字先生”。
要琢磨它为什么好看，就怕平常不揣摩
近几年，国家越发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恢复与提高。董正贺感受到，大家内心深处对美的向往以及对字好看的愿望都在日益强烈。她深深感慨自己“赶上了好时代”。
她六年前开始教授北京各个区学校老师的书法。如今小学一到四年级全都增设了书法课，然而却非常缺乏老师。因为老师不能脱产学习，所以故宫开设了培训课，她每周会去上两次课。她开玩笑说，现在北京这些中小学的老师，无论哪个学校她都认识人。
她很高兴的是，这些老师教她的时候挺有意思，所以在故宫里面又办了提高班。直到如今，即便已经退休，她每周还是要去上课。她很喜欢教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她觉得这些年轻人特别有必要补上这一课。
董正贺专事书法几十年，她认为写字是一件动脑子的事。若想写得好看，就得随时思考“为什么这个字好看，就怕平常不仔细揣摩”。她临摹的郭沫若的字曾被很多人误以为是真迹，大家都好奇她怎么学得那么像。她会在走到街上或者看到郭沫若的字时，留意郭沫若字的特点在哪里，她觉得看郭沫若的字好，不应是因为他的名气，而是要看他的字好在什么地方。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是郭沫若所写，他写的“中”字，上面部分写得特别长，而下面部分则特别短。他的字很是漂亮，我认为他写得极为险，很难有其他人敢像他这样写。
董正贺认为写书法并非越早开始练童子功就越好，关键在于拿笔的姿势。他指出一定要在八九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孩才有可能掌控好毛笔。如果拿笔姿势不正确，那个“勾”就无法写出来。一旦毛笔拿得不好，后续就很难进行改正。
她认为写书法和竞技比赛不同，“例如 9 秒 9 能成为冠军，慢一秒就成亚军了。可写字怎么能像那样计算谁比谁好就多给一分呢？”那么怎样才能把字写好呢？“写字需要眼界开阔，是各种修养在起支撑作用。手上的功夫和眼睛上的功夫都得有。”
董正贺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在故宫这 45 年，只做了这一件事”。说这话时，她的笑容质朴且欣慰。她认为静下心来一直做这件事，并将其做到极致，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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