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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贺 1951 年出生于北京。他是故宫博物院的著名书法家，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为故宫书画馆、石鼓馆、金银器馆、国家图书馆等书写了匾额。他以欧体楷书闻名于世，同时也学习篆隶行草等各种字体以及泰山《金刚经》。他师从徐之谦，曾得到康雍、刘炳森等先生的指导传授。2020 年 8 月 19 日，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董正贺。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故宫需要何种字，未曾有过标准。然而，从 44 年前董正贺接过前辈金禹民的担子那一天起，她就必须直面这个问题。
书法篆刻专家金禹民从解放后就一直在故宫。在董正贺之前，大家认为金先生的字是代表故宫的字。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一直有专门负责写字的人。那时没有电脑，宫里的各种文字工作都需人手写，比如展览前言需要手写，文物说明需要手写，新设展馆的牌匾需要手写，业务部门的牌匾需要手写，游客通知需要手写，指路牌也需要手写，有时用笔墨书写，有时用广告粉书写，有时用油漆书写。
神武门外，故宫的“故宫博物院”匾额是郭沫若题写的，且已经悬挂了将近 50 年。宫里的“珍宝馆”“陶瓷馆”“青铜器馆”这些名字也是他所题写的。在他 20 世纪 70 年代辞世之后，故宫新设立的如书画馆、石鼓馆等场馆，为了保持风格的统一，其匾额也由董正贺仿写郭体字而成。他的字塑造了故宫匾额的“视觉系统”。
董正贺在数十年间，以欧楷作为基础，创造出了一种书风，这种书风端庄大气且带有庙堂之气。他将这种书风写在了故宫的各个宫殿以及角落之处，从而创造了故宫的另一套“视觉系统”。
现在，故宫有了新的“视觉系统”，那就是电脑字体。宫内的功能性文字，大多都由电脑打印来替代。董正贺已经退休 9 年了，第三代还没有人接班，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写字的人”了。
董正贺用楷体书写的故宫石鼓馆藏品上的石鼓文。受访者供图
庙堂之气
30 多岁的时候，很多人看到董正贺的字，都以为是一位老先生写的。
董正贺一直以端庄、大气、法度森严为追求。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老师称她的字有“庙堂气”，她听闻后格外高兴，在 40 多年的时间里，这正是她所期望的故宫字应有的模样。
她今年 69 岁，头发花白且是短发。她步履矫健。在不限号的日子里，她几乎每天都开车出门转转，并且每天都读帖。她相信字如其人，她的字风格大气硬朗，做事毫不拖泥带水。
她对这种风格进行了至少 10 年的摸索。董正贺首次在宫里见到金先生的字时，心中涌起挫败感，觉得自己难以达到那样的水平。
她于 1974 年进入故宫。那年故宫计划招收几名到文物修理厂工作的工人，她凭借知青身份成功通过招工。在填表时，分配岗位的领导询问她的喜好，她回答喜欢书法。领导看了董正贺的字后，决定不让她去修理文物，而是让她去整理故宫在“文革”中留下的一些文件资料，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字写得好。
董正贺把活儿干得很出色。干完这份工作后，他被安排到了陈列部，在那里专门负责整理故宫文物资料。而这个陈列部原本是只有大学生才能去的地方，可初中生董正贺凭借着一手好字获得了这个机会，从而一步就从工人身份晋升到了干部身份。
1976 年，故宫有一位专事书法的金禹民先生身患重病。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从而接手了他的职位。在当时，还没有电脑打印技术，宫里凡是需要用到字的地方，都由人工来书写。展览的前言篇幅很长，写下来能占半面墙。露天的游客告示由于风吹日晒，大概三四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批，这些字都是由金先生来写的。
25 岁的董正贺内心有些忐忑。她一直对书法很有自信，然而当看到金禹民写在故宫的那些字后，她觉得自己与对方相差甚远，并且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追赶。身边的故宫老专家们给她提点，告知她金的字是源自赵孟頫的。她刻苦临摹了一年赵孟頫，结果发现自己竟然能够达到金的水平。此时，老专家又进行了点拨，说没必要按照金的字去写，她可以写得更出色。
她年纪尚轻时，就接触到了很多故宫的牌匾，并且对这些牌匾进行了翻新和临摹，这些牌匾都是由陆润庠、张百熙等状元所书写的。在那个时候，徐邦达、刘炳森、朱家溍等大师的眼光极为敏锐，无论是哪一笔出现了偏差、走神，他们都能立刻察觉出来，这是非常困难的。
董正贺后来认为，金先生的字具有飘逸的特点，但欠缺端庄。她对金字的秀美进行了揣摩，并且掺入了欧楷的端庄，逐渐有了自己追求的方向。
胡琦觉得故宫给予了董正贺极为优厚的优势，她目睹了众多历代的真迹，还大量临摹了翰林院状元们为皇帝、太后代笔的匾额，那种高雅的书卷气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印入了她的心里。“她书写欧楷，极为规范且严谨，同时又端庄华贵，可谓独具宫廷气质，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她在故宫书写的字，其中很大一部分具有功能性，要让老百姓能够看得清楚，并且还得让他们感觉美观。然而，她身为专业书法家，所追求的远不止这些。她以前时常与爱人画家杨刚进行探讨，思考书法是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杨刚表示，所谓的大雅大俗，归根结底就是回归质朴纯真。她至今仍未得到答案。她所努力做到的是，当行家看到她的字时，能够看出字背后的功力；而普通人看到她的字，会觉得字很美，并且觉得比电脑字好看。
董正贺手写的展览前言。受访者供图
老师傅们
董正贺的书法有家族传承。她于 1951 年在南池子的四合院出生，此地紧邻故宫红墙。她的祖父董玉琨是京城有名的医生，擅长书法。她的父亲董石良是书法家，曾在荣宝斋工作，著名的“张一元”牌匾便是由他所写。
父亲从小就开始训练她写字。在二年级那年的暑假，父亲看到她在外面跳皮筋，便把她领回家，要求她每天写完一张大字后才可以去玩。仅仅一个暑假的时间，她就把《玄秘塔碑》写得很有模样。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她的字已经超过了老师。她很早就从书法里获得了自信，并且从来都不觉得练字是苦的。
那时候，董正贺仅知晓有医生和老师这两类职业，他的理想是考入北师大成为一名老师。上山下乡之后，政治运动突然把她抛进了真实的世界当中，那些年少时的生活以及想象渐渐离她而去。1969 年前往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插队之后，她不再接触笔墨纸砚，她的书法功力被用在了给同学写家书的信封上，或是帮农场出黑板报。
在这些日常的书写过程中，她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字写得更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来找她抄写大字报，而她居然从这里领悟到了章法布局。
她的第一位指导老师是荣宝斋的书法家徐之谦，是他引领她走上了欧楷的道路。进入故宫之后，指导她的前辈便增多了。故宫向来是卧虎藏龙之地，徐邦达、刘炳森、马子云等先生都在书法方面给予过她指点，而朱家溍、郑珉中、罗福颐等文物专家前辈，也给她传授了不少知识。
1977 年，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故宫举办了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中，董正贺首次撰写了整篇展览前言。展览开幕之后，她在厕所里，忽然听到隔壁男厕传来一个带着怒气的斥责声：这前言究竟是谁写的，怎么写成这个样子？董正贺顿时火冒三丈：谁要这么针对我？她在厕所外想要看看出来的人是谁，当时她并不认识，后来同事告诉她这人是马子云。父亲听闻此事后，非常高兴。他说马子云是金石传拓方面的顶尖人物，让孩子应该去向马子云请教。过了没几天，董正贺拿着几张字去到了马子云的办公室。马子云拿出一本他自己收藏的《史晨碑》，接着让她带回去看。父亲十分惊恐，以为她把故宫的古籍带回了家。他说：“那可是价值极高的宝贝，别人连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马先生却就这样让我看。”
徐邦达是书界泰斗，他甚至主动过来指点她，让她先把金石碑文放下，多去写一些字帖，以培养书卷气。刘九庵拿出清代笺纸，其价值堪比文物，让她书写，并且在去香港交流时将这些笺纸作为故宫的礼物送人。回顾在故宫学艺的那段日子，董只觉得自己极为幸运，遇到了那些在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里可能都遇不到的好师傅们。那时候年轻人太少了，师傅们巴不得他们快点成长接班。
一代人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责任，董正贺在上世纪 70 年代承担了特殊的责任，那就是简化字。这成为了书法界的一个时代性转折。相较于书法艺术领域，直接面向大众的书写方面的改变最为紧迫。她刚进入故宫就接到了这个任务，之后故宫的字要改成简体字。刘炳森对她感慨道：老弟（他一直如此称呼董正贺），这件简化的事情还是由你来做比较合适。
简化字书法缺乏可供学习借鉴的字帖，并且许多特殊的间架结构，致使书法几乎变成了一次全新的创作。例如繁体的“階”，怎么写都显得好看；然而简体的“阶”，按照刘炳森的说法是“三条腿”，无论怎样书写都呈现出头重脚轻的样子。对于这种简化字所带来的特殊结构，董花费了无数的心血，一个一个地进行琢磨。她是故宫中最早书写简体字书法的人，也可称作开创者。她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觉得在书写简化字方面，没有人能比她写得更好看。
她进了故宫之后就不太自信。她把简化字写好了，这是一件让她感到自信的事，而且这样的事并不多。
董正贺模仿郭沫若字体题写的故宫石鼓馆牌匾。受访者供图
电脑字进宫
董正贺从刚开始做事到获得认可，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在进宫将近十年之后，有一回董正贺在绘画馆碰到了马子云，当时马子云正带着一批客人在参观，他指着说明牌对客人说道：你们看不出来吧，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位女青年写的！
过了差不多十年，此时正是功力不断提升的时候，然而时代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电脑植字开始进入故宫。
那是我觉得最为得意的时刻。突然有一天，传来要换成电脑植字的通知，告知我无需再书写了。就在一夜之间，我没了活干。董正贺至今还记得那时内心交织着的震惊与失落，那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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