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丰富内涵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黄河流域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到“邦国”文明的诞生，到正统观念的形成和“大一统”观念作为文化基因，再到礼乐文明和理性人文基因的培育、到“自由”中华民族的形成，这五个方面充分展现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早期的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域。就黄河流域而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学术界将中华文明与埃及尼罗河文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文明并称为“黄河文明”。印度文明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文明。 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日益丰富。日本学者伊藤道二据此撰文，提出中华文明应称为“河江文明”。这里的“河”指的是黄河，“江”指的是长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苏秉奇提出了中华早期文明的“星空”理论。但由于黄河流域早期文明与夏商周文明相通，所以《满天繁星》中黄河文明的重心并未动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主流范式是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用聚落形态的演化来标志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起源路径也被概括为“聚落形式的三次演变”：从基本平等的农耕聚落形式，到包含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式，再到城市国家形式。 “万国”形式。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均发现了这三个阶段、三种形式的聚落考古遗址。例如，黄河上游的农业聚落形态大致相当的著名遗址有甘肃秦安的大地湾一期和二期；黄河中游包括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等地。 、濮阳西水坡、河北武安磁山等站点；黄河下游有山东滕州北新、兖州王殷等地。黄河上游的不等中心聚落形成阶段的著名遗址有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遗址、临洮马家窑、天水石兆村、青海乐都柳湾等；黄河中游包括陕西县庙底、河南沟、灵宝西坡村、郑州大河村、郑州西山遗址等；黄河下游包括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陵阳河、莒县大朱村遗址等。作为“万国”时代的城邦形态，黄河中上游有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庙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遗址；黄河下游山东省章丘市的城子牙和邹平市的丁公。 、日照两镇及药王城等遗址。这些遗址让我们真实地了解了文明的起源，展示了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最早的城邦文明
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0%2F0427%2F311c69c7p00q9fg5600nyc000f700b7m.pn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对于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国家的“三阶段”演变，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文献资料来进一步丰富。其中，历史上称为“万邦”或“万国”的资料非常适合解释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及其国家形态和结构。先秦文献《尚书·尧典》中说，尧时期“万国和，民变而和”。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在涂山统一诸侯，为万国持有玉帛”。 《吕氏春秋·永民》云：“虞之时，天下万国，至唐，三千余国。”虽然甲骨文中的“国”字而金文和金文中的“国”字字形不同，含义也略有不同，就“万邦”和“万国”中的“国”和“国”而言，两者含义相同，可以可以互相替换。
“民族时代”的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万国时代”是指上述《尚书·尧典》、《左传》、《吕氏春秋》所指的尧、舜、禹时代。广义的“万邦时代”相当于距今5000-4000年的“广义的龙山时代”（狭义的龙山时代是指以海岱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时代，即距今4600-4000年），也略相当于五帝时代。这里之所以用“大致相当”，是因为五帝泛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黄帝时期作为五帝时代的开端，是向文明社会和国家过渡的时期；而颛顼帝喾、尧、舜、禹早期，应属于历史上称为“万邦”的国家文明形态。 “万国”（“万国”）只是一个非常多的词。在“万民族”中，有一批社会发展水平已达到初始状态的政治实体，也有不少仍处于氏族、部落或酋长管辖地的政治实体。但由于事物的本质总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用“民族时代”来指代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时期。这个概念很清楚。当时黄河中下游的格局是，一方面诸国众多，另一方面在中原形成了尧、舜、禹部落的强大联盟。因此，尧、舜、禹都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是自己国家的君王，也是联盟的领袖。
“民族时代”的格局与考古发现基本一致。一方面，这个时代诞生的文明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发现了许多国家文明都城遗址，如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庙、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章丘城子崖、河南定公等遗址。邹平、日照凉城镇、山东尧王城。另一方面，众多部落的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原。经过战争的碰撞与和平共处，形成了尧、舜、禹部落国家联盟。这样的联盟使得黄河流域多文明的基础上出现了以联盟领导者所在地为中心的政治中心。这个政治中心构成了霸权，成为夏朝的前身。
“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形成
中原正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正统的中原观始于夏朝，历经夏商周奠定了基础。据历史地理考证，无论是夏朝、商朝甚至周朝，他们的国王都在黄河中游。 《论语》云：“夏之礼，可知殷之得失；殷之礼，可知周之得失。”可见夏商周的制度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都在中原地区，中原道统世代相传，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 “大一统”主要指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具体可细分为：土地的统一、政治秩序的统一、文化的和谐、民族的统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国家“大一统”始于秦朝，但夏商西周的多维复合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个层面的“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天下，万物皆王土；陆地之滨，无非王臣”。关于“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作者曾提出，从尧、舜、禹经过三个朝代到秦汉，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 “大一统”理念的提出先后经历了三个背景取向。即与尧、舜、禹时代的民族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统一”色彩的“天下一统”理念；与夏、商、周“复合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天下一统”的思想观念；以及秦汉以后与郡县“统一”的观念。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个背景取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标志。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始终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产生着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夏、商、周、汉都建都在黄河中游，是奠定黄河中游基础的两个朝代。的一个重要阶段。
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形成
https://media2.hntv.tv/data_01/1/1/2021/10/30/0662de50fb98e68959c09977f70d1e63.jpg
中国自古就有“礼乐之邦”之称。中国的礼乐文明始于龙山时期，奠定了夏商周时期的基础。通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可以看出，龙山时代（即龙山时代）“礼”趋于制度化。五皇子）。到了夏商周时期，成套礼器成为礼器的物化形式，礼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西周礼乐是植根于黄河文化的理性主导和升华的礼乐文明。史料记载，周公的贡献之一就是“制礼乐”。笔者认为，周公所制定的礼制有两个变化：一是商人礼制的转变，将商人对神的敬畏和周人对天的敬畏纳入到礼制的框架之中，并提出了尊尊的理念。天道护民。这就把商朝重视“人神礼”转变为周朝重视“人际关系礼”；二是将礼与德治结合起来，推进德的制度建设，实现天命与德治。与舆论相结合辩证统一。
“自由”中华民族的形成
费孝通曾将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由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在古代属于“自由”阶段，近代则进入“自觉”阶段。笔者认为，民族类型与民族形态的组合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从秦汉开始，国家结构转变为“中央郡县制”，统一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统一王朝内部，民族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另一个层次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另一个层面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自由民族”的中华民族。 “自由”中华民族的出现始于秦汉时期。这是中央政府统一控制下的“郡县制”架构。两千多年来，这种国家结构本身就使“大一统”的国家高度稳定至今，也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呈现出双重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团结是指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还体现在“大一统”国家的统一，而“中央县制”的国家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因此，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一直与民族认同密不可分。从秦汉到唐宋，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都城建在黄河中游。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它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中心。由此可见，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游地区因其首都地位而成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系副主任）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