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至70年代大陆汉语作家潜在写作形态及陈寅恪相关探讨
无名氏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境遇极为特殊的作家，他与文坛和社会切断了所有联系，处于隐居状态进行写作。即便如此，《无名书》也不存在直接针对现实批判的挑战性，他所倡导的社会理想仅仅是文化层面上的探索与想象。这是50至70年代大陆汉语作家潜在写作的第一种基本形态。在一些极为私人化的写作文本当中，作家与现实政治存在不和谐的精神指向，这种精神指向隐匿于晦涩含混的抽象层面之上。陈先生晚年诗词以及“颂红妆”著述的含义所指，依旧是学界争论不止的公案，然而陈先生的诗词中暗藏着嘲讽现实的今典，这仅仅是知识分子不愿曲学阿世的独立人格的体现，和前苏联以及东欧的知识分子那种有着鲜明目标的政治热情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陈寅恪先生所高扬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两大旗帜，从一开始就是明确限定在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与岗位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他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学术之间，自觉地划定了知识分子岗位的范围。他还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是现代学术与现行政治权力及政治体制平行，互不侵犯，而非对抗性的 。再者，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堪称潜在写作里极为尖锐的文本，他本人在受胡风一案牵连的知识分子当中，属于极具自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然而《无梦楼随笔》的反思性语词全是限定在历史经验以及哲学思想领域进行抽象议论。《随笔》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议论：“如果精神力量奉献给了腐朽的思想，就会变成杀人的力量。”“就如同人类智力要是不和人道主义相结合，而是和歼灭人的思想相结合，只会增添人类的残酷。”又如：“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做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做法是证明其为异端。”宗教裁判所对付异教徒采用的手段是火刑，现代的做法是让他闭嘴，或者直至他说出违背自己本心的话语。谁都能看出来这些类似尼采风格的语录充满了现实批判意义，然而他对现实政治及其权术的批判，只能借助历史与哲学的语言来开展，现实的真实阴影，只在“寒衣当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之后”这样的表述里，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来。无名氏的小说含有现实批判精神，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潜在写作部分，陈寅恪的诗词含有现实批判精神，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潜在写作部分，张中晓的随笔含有现实批判精神，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潜在写作部分，不过，如果说这些文本具有现实对抗性的自觉意向，那也只是停留在文化的抽象层面，文化包括历史与哲学，还停留在美学的感性层面上。50至70年代，潜在写作存在第二种基本形态，一部分作家在文化美学领域自觉卫道，构成了与现实的对抗，此后，他们仍然回避了现实政治层面上的对抗。在一批批被剥夺写作权力的受难者当中，有真正的殉道者，他们所殉的道，属于知识分子学术传统，也属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范围，同时，这种道与现实的政治权力、社会体制形成相当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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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在监狱里创作的大量诗词( 包括《< 红楼梦>胡风受难，是为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也是为捍卫“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战斗传统，其代表作有《交响曲》、《怀春室杂诗》、《怀春室感怀》、《怀春曲》及集外诗歌，这表现出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胡风冤案尖锐地反映出50年代存在两种文化规范，存在两种文学传统，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冲突的另一方是当时的政治权威。然而胡风在这场冲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回避这一点，而是宁可把冲突的严重性质降低为文艺界的宗派之争。他在狱中创作的诗抄里充满了内在的分裂意象，比如在《怀春室杂诗》中的《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一诗，其中写道“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还写道“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又有“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以及“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⑥ 。作品中，诗人对“昨友今仇”的现代政治权术充满愤怒质疑，同时又有“眼里朦胧望圣旗”的现实妥协，还有“忍吟诗”的表白以及“俯首无言”的绝望，这些交织为一体，构成一种特殊的诗歌意象。胡风是诗人，他比较直白地诉说内心的痛苦与矛盾，许多写作者或许不敢或不愿像胡风那样直诉胸臆，他们更多把暂时不能发表的创作当作表明心迹的工具，或者即便想在困厄中有所作为，也习惯用当时形势许可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潜在写作大量存在 。
作家的独立人格与政治理想主要表现为对艺术个性或独立审美意识的追求，这是潜在写作的第三种基本形态，艺术境界里充沛着张扬个性的魅力和生命不屈服的元气，但其与现实政治的对抗性却被淡化或者悬置。在50年代到“文革”期间的政治运动里，受难者无一例外地被指责为现实政治体制的敌人，也就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从现存的受难者潜在写作文本来看，几乎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证据，相反，大多数受难者的诗文除了表明志向之外，更多的是借助艺术形象的刻画以及艺术语言的倾诉，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内在品质。以曾卓的《有赠》为例，诗人描绘了受难者归来的情景，一位妇人擎着灯，端着水前来相迎，重新营造出人间的温馨氛围。于是，身为受难者的诗人用嘶哑的声音发问：“当你的手轻轻握着我的时候，我全身颤栗。/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时，我忍不住啜泣。”诗中妇人那含泪微笑的眼睛成为了诗人的炼狱，诗人的灵魂借此获得了升华，这使我们忆起但丁的《神曲》，想起屈原的《离骚》，还联想到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妇女》，甚至也会联想起列宾的名画《突然归来》等优秀文学传统 。诗的意境具有诗意，充满美好，这样的诗歌能够毫无迟疑地被称作60年代最出色的抒情诗。
但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剖析诗歌所传达的意象，受难者的崇高是在单面的环境中塑造而成的，妇女的伟大也是在单面的环境中塑造而成的，或者说，受难者的崇高是在对立面缺席的环境下营造起来的，妇女的伟大同样是在对立面缺席的环境下营造起来的。诗歌里对制造受难的现实环境能够进行虚写，诗人仅用“蔑视的人群”这个非常含糊的词来暗示，该词含有启蒙话语的特指性，也就是鲁迅笔下常见的“众数”的意象，然而这个意象原来的对立面通常是以先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并且这首诗里受难者的身份与意义明显与之不同。这个词用在这里，明显减低了受难者面对社会冲突的尖锐性，也降低了其悲剧程度。或许可以这么说，诗人不屈服的自我形象，已通过艺术创造得以完成。而其与现实相对抗的那一面，则被有意淡化了。潜在写作是一种多层次的文学形态，它包含第四种基本形态。有这样一些写作者，他们在当时的社会趋势中成长起来。他们有的或许因年轻而无拘无束地表达对生活的感受，比如食指的诗；有的或许在被剥夺写作权利后更加严肃深入地思考生活，比如郭小川在干校里创作的诗。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同一时期可能既创作了非常有个性的作品，也创作了迎合潮流的作品，这在某些特殊环境下是很容易理解的。这部分写作者并非自觉的潜在写作者，他们只是如实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只是由于客观环境不允许他们发表作品，才使他们成了潜在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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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食指的诗为例，食指有一首比较尖锐的诗叫《疯狗》，这首诗歌是因作者个人私生活遭遇而生的辛酸话语，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时代的悲剧性，不过它并非是对“文革”时代本质的自觉揭露，只要和黄翔的《野兽》作对比，区别就自然清晰了。不自觉的潜在写作，其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情况。被迫的潜在写作，其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又是一种情况。自觉的潜在写作，其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还是一种情况。不管是哪一种潜在写作，在50至70年代的特殊环境里，都不可能走上与前苏联相似的“地下文学”道路。这是中国社会环境与文学互相作用下的产物，也与知识分子“五四”以来的人文传统有关。比较中国的潜在写作，比较同时期的苏联“地下文学”，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特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比较法德两国的启蒙运动时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进行公开的斗争，法国人同教会进行公开的斗争，法国人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去印刷，他们的著作要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 。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由国家任命的青年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恩格斯对德国哲学的论述方法给我带来了这样的启发，研究某种社会形态的文化现象时，一定要从文化自身的生存环境出发，还要从其展开方式出发，以此来讨论其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不是用外界某种“公认”的标准去衡量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现象。恩格斯没有因为德国哲学家们缺乏法国启蒙主义学者那样的政治进攻性就将他们简单地予以抹杀，相反，他是从官方和自由派都未曾察觉到的那些迂腐晦涩的哲学言词背后，发现了巨大的革命思想。回到本文开始讨论的“我们的抽屉是否空的”这一设问，先不要讨论抽屉里存在的是不是外界理想中的或“公认”的“地下文学”，而是应该先确证这是不是“我们”的抽屉，若确是“我们”的，那么它里面的东西只能依据现在的存在形态和方式来讨论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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