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偏爱独处，生活规律似部队
郑永年是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长期居住在海外，他还是一位公众人物，并且偏爱独处。他经常居住在新加坡，然而每个月至少会来中国两次，他来中国或是参加论坛，或是到各地进行考察，还会在媒体上现身。今年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出镜参与节目，谈论了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相关问题。
不过，他平常最喜欢独自待着。只要人在新加坡，每天早上6:45分就会准时起床。然后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接着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常常交替着写两三个选题。英文写累了就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就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上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家。
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他表示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
我与郑永年交谈了整个下午，他对于我的问题都予以回应，在交谈至氛围愉悦之时，他拿出了口袋里的身份证，说道，他至今仍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迁至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
这位出生在农家的学者，这些年一直勤奋写作。我询问他，到现在总共写了多少本书，他讲：“实际上我自己从来不计数，有一回儿子跟我打趣，说等我写到100本时，要为我举办个派对。我于是真的去计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总计70多本了，其中有七八本是英文专著。”
19岁时，郑永年离开了余姚山村，他挑着扁担前往北京大学报到。那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老师无法找到他，于是中学班主任为他选择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带着120美元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逐渐实现了从父母不识字的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转变。
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表现得极为满意 ，他表示自己愈发觉得做学问实在是太幸福了 ，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其中乐趣无穷 ，做学问无需冒犯任何人 ，只需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 ，然而 ，他又说自己对所写的书从未满意过 ，仿佛永远都只是刚刚起步 。
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高渊表示，他关注我的微信朋友圈，发现我每隔一两周就会写一篇“周日徒步日志”，而且每次都要行走三四十公里 。
郑永年表示，没错，有一次走的路程最多，达到了71公里。不过通常走的路程是35到40公里，这差不多接近一个马拉松的距离。
高渊：只走不跑吗？
郑永年表示，他曾经喜爱跑步，也常常打羽毛球，然而后来膝盖受伤了，便改为走路。如今，只要他身处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便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优良，有树木遮挡阳光，他平均一小时能走6公里，中午吃顿饭，一直走到下午三四点才结束。
高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一般情况下是一个人独自前行，偶尔会有其他人同行，然而大多数人无法走那么远，常常走着走着就只剩下我自己了。并且，我在走路的过程中会思考问题，期间除了吃饭之外从不停止，就这样持续行走，已然养成习惯了。
高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表示，50岁之前，做任何事基本都不会感到疲惫。然而，50岁之后，要是在办公室写一整天东西，就会觉得累。于是，他强迫自己每周休息一天。倘若这一天待在家里，大概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毕竟男人不爱逛街，最多也就去趟书店 。
我反复思考，最终认为走路是比较好的选择。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男人需要三种感觉。这三种感觉分别是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而走路能够同时获取这三种感觉 。
要是每天都吃得十分饱，这不但对健康没有益处，还对思考不利。如今，我一周会有两个晚上让自己产生些许饥饿感，如此一来身体就会比较舒适。与此同时，疲劳感也是必要的。要是天天都坐在办公室里，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强劲，这便属于负能量。然而走路带来的疲劳却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能恢复。并且，走路还是很孤单的。这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让人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表示，走马拉松与跑马拉松存在差异，走路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没有设定目标，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
我向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与、拒绝参与学术论文评奖等活动。上世纪80年代，我读萨特的存在主义，它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而非其他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极为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对不要跟别人竞争。
郑洋村的村民表示，他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的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
高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称，他家世世代代皆为农民，其父母皆是文盲，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书写。他父母共育有11个孩子，存活下来8个，前四个是女儿，后四个是儿子，他排行老七。他与二哥之间有个姐姐，后来因病离世。这是大姐后来告知他的，大姐的孩子比他小一岁，他对大姐的感觉如同对妈妈 。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我家在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仅有100多人，村里有一个小学，还有一个赤脚医生。我5岁开始读书，因父母要种地，便把我丢在学校。我们那个小学只有一位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所在的年级包括我在内共两人，只有一张课桌，就是一个年级 。
高渊，你在1977年高中毕业，那时恰好赶上恢复高考，当时你有没有想过参加高考呢？
郑永年说，他们乡下根本不知道恢复高考这回事，就直接回家务农了。他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那时他年纪小，要是壮劳动力记10分，他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算不上。后来他还教过夜校，也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以及简单的算术。
1978年时，我有去当兵的想法，却因种种缘由未能达成心愿。后来得知有高考这回事，是因为广播中宣传了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教师，他对我参加考试表示支持。
高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他们是不识字的人，常常遭人欺辱，因而期望子女尽可能多读书，我的姐姐们都念过小学，我和弟弟都读完了高中，然而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成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表示，现在想来，农村生活对自己影响极大。直至如今，他依旧觉得，自己是以农民身份做研究。他从不盲目迷信教科书内容，原因在于中国现实与书上所述差异悬殊 。
2015年4月23日，在浙江杭州，之江阅读沙龙《民主，中国如何选择》——郑永年讲座，于钱江新城城市阳台举办 。
上北大：“我们那代大学生有点太过理想主义，不过每个人都在思索。”
高渊：1981年，你为什么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郑永年说，那次高考，他英文考了60多分，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他语文没考好，虽说在乡下时，他常给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写稿。不过他数学考得较好，考了80多分。考分公布后，就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分数足以考上北大。
当时北大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前往了浙江，我们村没有电话，他们便把电话打到了公社，好在我大姐在公社社办工厂工作，她将消息告知了我。我当时填报志愿时，前两个志愿分别填写的是北大中文系与历史系。招生办因我英文考得不错，想让我去国际政治系就读，然而打电话却联系不上我，我们中学的班主任帮我做出了决定，让我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郑永年表示这当然是第一次，他到了余姚市里后才知晓火车的模样，到北京下车时，他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木箱是二哥帮他做的，总之显得特别土气。
到了北大之后，我感觉自己特别傻。那些在城里长大的同学，唱歌很在行，跳舞也不错，画画也有一定水平，而我呢，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世面都没见过 。
高渊：在北大四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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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表示，其一，他发觉读书极为轻松，远远比不上务农那般辛劳。其二，图书馆里竟然存有如此众多的书籍，实在是看不过来，他阅读了诸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 。
刚进入学校时，我缺乏自信。一个学期过后，我在全班考了第一名，而后面名次靠前的都是女生。因此，我真的认为读书并非那么困难。不过，也是由于对其他事物既不擅长，也没有兴趣。别人去跳舞，我不会，别人去唱歌，我也不会，所以只能读书。
高渊：当时生活靠父母寄钱？
郑永年表示，主要靠奖学金，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会少一点，他的奖学金主要用于吃饭，偶尔还能买点书。
高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说自己毕业于1985年，那时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外交部、中联部都需要，而就在这一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他是全班成绩最优者，因而被推荐上研究生 。
我没有过多思考，就继续读书。八十年代风气优良，读书氛围浓厚，思想开放。我读研期间，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籍，例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出国 。
高渊：你在北大待了9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说，那个时候，他整天都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 ，他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是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
当然，生活十分艰苦，我本科时宿舍八人一间，读研时四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有住房，只能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附近租了间农民房，得以不受干扰地写文章、翻译书。那时尚未成家，冬天骑三轮车去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比如白菜豆腐之类的。
刚抵达美国，买一罐牛奶花了3块多，买一根香蕉也花了3块多，这让我心疼至极。
高渊：1990年，是什么机缘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
郑永年称，他联系了三所美国大学，分别是哈佛、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表示，要先收取几块美金的邮费，才会给他寄申请材料。普林斯顿则不用，直接将申请材料寄了过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位老师，曾在北大当过访问学者，郑永年给他当过助教，这位老师把申请材料寄给了郑永年 。
当时，我参加了托福考试，然而成绩平平，并未参加GRE考试。圣巴巴拉分校表示，抵达那里后还会对我的语言能力进行测试。但普林斯顿大学并无此项要求。实际上，那时我对普林斯顿大学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听闻爱因斯坦曾在那里待过，我觉得还可以吧。
高渊：普林斯顿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
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有的疑问，普林斯顿为何录取我呢？我向不少老师和同学打听，据说录取我的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瑞恩教授，他叫 Alan Ryan 。前些年我买了他很多书，他是英国人，从英国到澳洲，然后又到了普林斯顿，他是当今世界研究洛克最好的学者。可惜的是，我在普林斯顿没上过他的课。后来听别的教授讲，我当年翻译西方书籍，撰写了诸多文章，将西方政治哲学引入中国，或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普林斯顿 。
高渊，你讲过，于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是你学习生涯里极为辛苦的一个阶段 。
郑永年表示当然辛苦了，他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是英文方面，他对出国没有做好计划，说出去就出去了。在80年代很多人想出国，他们一般会先去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把语言学好，然后再转去一个大的学校，而他是直接去普林斯顿的。
前面6个月过得很痛苦，那时基本上不会说话。我在80年代翻译过书籍，然而就是开不了口，非常害羞。老师问我，怎么不会说呢。美国的大学很不错，专门设有老师辅导英文。后来有一位女老师告诉我，英文很简单，只要开口说就行。
高渊：研究中国问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会学习一些其他课程，比如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很厉害。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原因是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在中国期间并未研究中国问题。
对于政治哲学，我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直至如今，我始终认为哲学是无法进行研究的。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哲学家，然而却很难明白这个哲学家究竟是怎样思考的。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尼采，哲学只能去感受、去体悟，故而我从不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听说你的博士论文最初想写中国农村改革？
郑永年表示，没错，原因是自己亲身经历过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原本打算运用新制度主义去分析中国的农村改革，然而对这些太过熟悉，反倒难以着手撰写，或许还会带有情感色彩。后来还是决定更换题目，当时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最终改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诺丁汉表示，其想要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还要把东亚所的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表示，毕业时他面临两个选择，其一为工作，其二是做博士后。彼时他恰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该研究基金相当不错，凭借它基本上能够前往任何学校，于是他选择了哈佛。而申请经费的题目，正是他后来的第一本英文书，其内容是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与中央地方关系也存在关联。
后来出版时，我将书名定为“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其英文是“in China” 。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与站在中国看完全不同 。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 。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
高渊：在哈佛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郑永年表示，1995年到1997年这差不多两年时间里，第一年他主要在改写“中央与地方关系”那篇博士论文，还在写“中国民族主义”这本书。第二年，他在新加坡和美国两边奔波，原因是哈佛一位教授建议他研究一下“亚洲四小龙”。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当时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恰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认为这个地方不错，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研究所规模不大，不过几个月后情况有了改变，吴庆瑞先生退休了，研究所进行了改组。
我和王赓武教授在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从香港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光荣退休后过来，比我早几个月。改组之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名字更改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担任所长。刚开始的时候，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持续招人，所以，我刚到就成“元老”了。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表示自己在那里担任终身教授，由于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所以要考虑诸如找什么人、如何发展等问题，这种经验以往未曾有过，以前都是在他人领导下开展工作，此外在学术方面，他于英国撰写了好几本书 。
2005年我前往英国时，或许我是首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因此，有许多人来找我咨询。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以及议会还邀请我参加讨论。这让我收获颇丰，也使我知晓西方政界究竟关注中国的哪些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三年里我对政策咨询与学术研究的差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前者需要更多地从决策者的角度出发，去弄清楚他们到底在思考什么。
我使用的是中国护照，户口放置在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 。
高渊，从2008年开始直至如今，你始终担任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这一职务，你当下是新加坡公民吗？
郑永年表示，自己现在依旧是中国公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且从未考虑过申请新加坡国籍 。
高渊说，这些年来，你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不少人都误以为你是新加坡的学者，甚至连你出生于浙江余姚都不清楚。你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然而却常年在新加坡工作，这样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呢？
以前确实不太便利，特别是前往欧美国家时，使用中国护照办理手续相对繁杂些。如今情况好多了，并且我也不想总是外出开会，许多国家邀请我，我能够借此推辞。由于没有时间，我喜爱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作。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表示，自己以前的户口一直属于北大集体户口，今年将户口迁回了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并办理了新的身份证。如今持有的是农民身份证，然而却没有土地，所以属于“失地农民” 。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对我们这类人而言，放弃中国国籍是个较难做出的决定 ，并非出于多么抽象的爱国主义 ，只是感觉怪怪的 。我1990年就前往美国 ，要是想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 。实际上在国外将近30年 ，我一直使用中国护照 ，也已习惯了 。这些年，我的护照换了很多本，以前规定五年更换一次，近些年变为十年更换一次，然而由于频繁出国，两三年就把护照页用完了，我打算日后写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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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渊：确切来讲，你是“长期于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 。如此的双重身份，对你的学术研究存在哪些好处与弊端 ？
郑永年表示，当然会存在一定困难，主要体现在认同方面。他提到，在80年代他阅读马克斯·韦伯的书籍时，书中有一个理论概念叫做“价值中立”，而这个概念至今仍对他的学术态度产生着影响。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里，要做到完全中立是办不到的，因为即便不存在政治方面的影响，也会有文化方面的影响。就如同我们东方人看待西方，以及西方人看待中国，由于文化存在差异，所以要佯装百分百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
但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观察政治 包括观察中国 新加坡 美国的政治 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 这样的学术态度虽比较难 但还是有可能的 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 司马迁写历史 就是要公正 持中 这是目标 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身处海外的中国学者而言，运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去发表作品，会轻松许多，然而我不会如此，做学问应当追求趋近真理。况且，向世界阐释中国乃是中国人的职责，并非西方的责任。
2012年3月17日至19日，地点为北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的年会在北京举办 。
我是谁：做事要有态度，不参与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不参与政治。
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实际上 我的大部分学术著作是用英文撰写的 当然有几本被翻译成了中文 我常被误认为是专业专栏作家 实际上我是写书的 也编了不少书 当然也写专栏 不过是业余的 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 可能没多少人读 因为太专业 但专栏文章读者多很多 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渊：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你自己怎么界定？
郑永年表示，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期望做到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他基本上会将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情，置于中国历史中去考量，放在东亚历史中去审视，放在世界历史中去分析，一定要把中国置于世界地图上去看待，才能够看明白，因此很难说存在什么意识形态。
高渊，有很多人对你满怀崇敬之情，然而也存在一些人会对你进行批评，你会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这些年来，常有批评我的声音，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别人如何评价我，都觉得与我无关，文章只有在写作时才属于自己，写完便不再属于自己，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认为的郑永年或许是不同的两个人。
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做事要有态度，不参与那些没有意义的争论，我观察政治，我不参与政治。
做智库，自身不能成为利益相关者，不然就无法做到客观，这乃是人的本性，因为屁股会指挥脑袋 。
高渊，你所领导的东亚所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智库，你觉得怎样的智库才称得上是好智库呢？
郑永年表示，做智库的关键在于要说真话，唯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方可做出正确的决策，要是没有真话，又怎能有好的决策呢？
做智库的人，要接触总统部长，也要接触流氓地痞。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不然就无法做到客观，因为人的本性是屁股会指挥脑袋 。
高渊问，作为一名常常进行政策咨询的学者，认为应该与政府保持何种关系 ？
郑永年表示，他喜欢打一个比方，学者与社会的关系，类似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医生依靠自身的知识与经验，为病人诊治疾病。要是没治好病，许多学者倾向于说病人的病生得不对，而非承认自身知识经验不足。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既要研究社会，又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能把病人治死。
高渊：东亚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就是中国？
郑永年曾只专注于研究中国，那是由于当时新加坡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故而用“东亚”来进行某种“掩护”。如今已然是实实在在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了，其中涵盖了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其研究人员有40多人，再加上十多个行政人员，总计大概50人 。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表示，所里的选题会兼顾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比如今年召开了中共十九大，那么中国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需要进行研究 。
当年去英国时，我就给自己规划了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解释，其英文版在2010年已出版，这耗费了我多年心血，第二本书或许明年出版，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解释，第三本书现已开始撰写，是对中国国家形态的解释，这三本书相互关联，当然，如今又涌现出诸多题目，反正研究是做不完的。
高渊：东亚所的经费从哪里来？
郑永年表示，东亚所创办之时，它是一家由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组织。后来，创始人吴庆瑞先生留下了一个基金。如今，东亚所一半的资金来源于该基金，另一半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购买服务。
看中国，中国模式是历经几千年来始终保持一致的，如今已来到一个关键的节点 。
2017年6月24日，地点在广州，举办了2017首届中国创新大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当时正在进行演讲 。
高渊，你曾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也曾在新加坡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还曾在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那么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究竟怎样呢？
郑永年表示，美国有众多人才，然而当下对中国的研究存在很大欠缺，具体表现为过于微观，过于注重量化。西方社会科学历经长期发展，在18世纪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构建起了宏观理论，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也基本建设完成，朝着微观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进程。
我上次前往哈佛与傅高义交流，他颇为担忧。他这一代汉学家需耗费大量时间开展调研，然而当下的年轻学者甚少进行调研，仅找寻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随后便闭门撰写论文。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为严重，美国尚有资金，欧洲的资金则少很多 。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表示，中国的大学在某些时候呈现出的状态，比美国的大学更具美国特色，比英国的大学更具英国特色，我们的学术思想以及评估系统，比西方更具西方特点。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抄西方，更不能比西方更加西方化，尤其不能被西方某一派别的思想占据主导。倘若一直持续这种状况，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将失去自身的声音 。我现在有一些使命感，因此我从不参与争论，我要抽出时间去做更多自身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及“中国模式”，你觉得“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呢？
郑永年表示，他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在他看来，“中国模式”几千年来一直延续，未曾中断，而如今已来到一个关键节点。
高渊：接下去怎么走会很关键。
郑永年表示，这非常关键。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若走好了，中国就真的会成为一个新型大国。
现在西方碰到了诸多问题，打着民主旗号已无法继续前行。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西方国家多数时候实行的是精英民主。然而如今在大众民主的情形下，哪里存在忠诚的反对派呢？全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样是无法持续下去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探索良好的政治体系，并非只有中国在进行，西方同样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的这个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实现转型，并且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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