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点赞的浙江义乌，如何从无到有创造奇迹？
【编者注】今年是改革开放38周年。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次被称为中国当代历史“拐点”的重要会议。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在38年的史诗征程中，位于浙江省中部的义乌从“无中生有”到“拥有一切”。它不仅创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奇迹，也成长为反映改革方向的“风向标”城市。 。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的发展是优秀的，在某些方面是突出的；义乌的发展经验非常丰富，既有独特的方面，也有很多方面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2006年6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义乌召开座谈会，推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热潮向纵深发展。此前，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印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决定学习推广义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验，以全省走科学发展之路。
“义乌发展经验”由此成为继“温州模式”之后，浙江解读和剖析中国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普遍富裕为终极追求的改革的最典型范例。
在改革开放38周年和学习“义乌发展经验”1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策划了这套专题报道，多角度探讨“县域经济尖子生”和“义乌发展经验”。 “中国市场经济第一”的义乌，以其“样板”的双重身份，给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中国改革带来启示。以下为“政府行动篇”。
义乌夜景。
从2015年12月31日开业至今年11月，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累计通关量突破4000万件。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进出境邮件不再需要绕道杭州、上海，跨境电商出口渠道更加畅通。
这是中国首次在县级市设立国际邮件交换局。这一制度创新是义乌基层部门构思出来的，直接向正在义乌考察的李克强总理提出，并在总理关心下付诸实施。它成为义乌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制度创新。小商品市场发展35年来，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有为”的最新例证。
义乌的“奇异崛起”源于其“中国式市场经济”增长基因的深厚积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解读其秘密，无法回避这个政府主导的全球最大实体市场背后的“有为党政”——
看得见的手“市长”如何在看不见的手“市场”中发挥关键作用？ “市长”应该继续向“市场”提供什么？ “市长”必须坚决管控的是什么？ “市长”行为的限度在哪里，如何遏制政府的“掠夺之手”？ “市长”和“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协同创新群体？
终结无休无止的猫鼠游戏：前进一步就是“天堂”
清代乾隆年间，义乌逐渐成为外出拿鸡毛换糖做生意的“糖帮”。新中国成立后，极左时代，民间贸易受到严格控制，义乌以鸡毛换糖的人数明显减少。
然而，集体劳动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家庭需要，义乌人独特的商业习惯又死灰复燃。这就是今天义乌民间商业力量的由来。
20世纪70年代，义乌东部城镇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糖帮。由于利润空间巨大，鸡毛换糖被义乌农民创新为移动交易方式，直接从小商品配送中赚取利润。 1978年前后，义乌稠城、二十三里两镇的农民自发在镇内道路两侧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马路集市”。
自然增长的市场力量显然对计划体制造成了损害，他们经常与当时“投机办”的工作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游戏逐渐让“打架”的执行成本变得难以忍受：劝阻、罚款、围堵、驱逐，以及看不到尽头的惩罚性“学习班”。正是在“市长”与“市场”无休止的猫鼠游戏中，义乌小商品市场开始腾飞。
这一时期，面对流动摊贩的工商人员首先发现，如果引导得当，这个自发形成的百货批发市场将是一个很好的分销渠道。经过多次交锋，县工商局在调研报告中要求县政府开放小商品市场。
1982年初，义乌经营小型百货店的个体工商户约有3000户，从业人员6000多人，但大多没有注册。当年4月，县工商部门明里暗里允许自发组建的小百货市场搬迁摆摊。于是，摊主数量急剧增加。
此时，县政府各部门正在激烈争论：小商品市场到底是义乌的一大优势，还是一大负担？公众对市场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最终引发了两股力量代表的直接对话。
1982年5月，女商贩冯爱倩把时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堵在县委门口，质问政府为什么不让人们摆摊。谢高华把她请进办公室，争论了半天没有结果。
但谢高华对小商品市场的态度逐渐清晰。 1982年6月23日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谢高华说，“义乌的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这是一大优势。很快，他直接告知县工商局和稠城镇党委，将市场选址在胡庆门，后来工商部门出资建设。
当年8月25日，义乌县政府发文认可胡庆门小百货市场，并于9月5日正式开业。这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共有摊位705个，经营一家面积4252平方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个“马路市场”却闪耀着一点阳光——当年的成交额为392万元。
随后，义乌县委、县政府尊重人民群众发展小商品的强烈需求，提出“四许可”：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小商品流通。允许多渠道竞争。
1982年12月20日，《浙江日报》头版报道义乌对重点专业户实行“四许可”。
当大多数地方仍受传统思想和政策束缚，将民间经营活动视为“投机”并欲清理之时，义乌的决定历史性地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创造了关键的先发优势。
这是义乌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互动的开始，也是迈向创新的惊心动魄的一步。
党和政府许诺：“市长”继续向“市场”提供什么？
在义乌市场经济的萌芽和起步阶段，政府行为作为民间市场主体以外的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义乌更独特的是，自1982年以来的35年里，随着小商品市场年交易额从392万元增长到去年的近千亿元，“市长”始终能发挥在满足“市场”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党和政府有为”成为义乌崛起的重要经验之一。
“市长”应该继续向“市场”提供什么？
一是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背后，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发展是当地面临的首要问题。
义乌的选择是将小商品市场的优势提升为当地的重大发展战略。 1984年10月5日，谢高华在全县区（镇）、乡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义乌“兴商建县”的发展思路。这成为义乌历届政府始终坚持的主要发展战略。 1988年义乌撤县设市后，这一提法改为“兴商建城”。这无疑是市场商家安心经营的基石。
义乌在坚持“兴商建城”主线的同时，结合市场客观需求，不断创新具体战略措施。
1991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年成交额达10.25亿元，位居全国十大专业市场之首。然而，义乌产销分离使得市场商家难以快速找到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义乌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面临挑战。
对此，1993年，义乌市政府制定实施“以商兴业、贸工联动”战略，引导2万多名市场商户利用信息和销售网络优势，向实业拓展。 “义乌制造”横空出世，以工兴商，一举占领义乌小商品市场30%的市场份额。强大的本土工业成为义乌市场不败的支撑。从此，义乌在全国小商品市场的霸主地位不可动摇。
上世纪末，国内专业市场竞争激烈，内贸经营陷入困境。 1990年代初，义乌市政府前瞻性地提出“义乌小商品走出去”，并以黑龙江、广西、内蒙古等边贸市场的发展为基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式提出全面的国际化战略；政府控股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开工建设国际商贸城一期，次年开业，吸引了21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国际商贸航线一下子打通。迄今为止，义乌经济外向度已从2001年的5%提高到去年的65%以上。
面对近年来电子商务对实体商业的冲击，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战略性地建立了免费的“义乌购”在线电子商务平台。市场商户可在线申请营业执照，交易清晰可追溯，诚信保障得到更大保障。 。 “义乌购”于2012年底上线，去年网上交易额突破40亿元。
对于基本的市场管理制度，义乌管理者总能根据市场变化创造出适合的制度。
1991年初，哈尔滨的一位商人在某摊位以每只0.5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批戒指。然而，他发现远处的另一个摊位的进货价只有0.15元，于是他与之前的摊主发生了争吵。当时，一批温州鞋业老板要求进市场摆摊，而且集中在偏远地区。他们不想让市场上的商品超载，生意却蒸蒸日上。受此启发，工商部门于1992年正式对市场产品实行“分区归市场”制度，同类产品在同一地点进行配送。商家原本担心的恶性竞争等负面因素并未出现。有效、透明的竞争，让假冒伪劣产品没有生存空间。
“市长”还为“市场”提供硬件升级。
义乌小商品市场硬件是“官办”。从第一代市场开始，随着交易量的爆发式增长，原有的市场每隔几年就已经无法满足商户的需求。迄今为止，市场已搬迁八次，扩建十余次。这些市场硬件的完善显然不能依靠个体商家。均由政府或其控股的小商品城集团融资建设。
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经历了五代。图为义乌国际商贸城5代市场全景。
从“市长”向“市场”的不断供给可以发现，义乌政府根据市场和民间需求“顺势建市”，持续优化供给侧改革，通过党和政府的有效措施，积极弥补市场自然增长的“短板”。 ，进而引领市场，“两只手”互动，共创小商品市场的繁荣。
做事与不做事的界限：如何绑住“掠夺之手”
通过不断向市场提供公共政策和服务，义乌展现了中国基层政府罕见的政策调控能力。这种调控能力取决于地方党委、政府对市场要素资源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即“市长”要坚决调控什么？
义乌政府始终牢牢掌握市场建设和发展的主动权，掌控着关系义乌长远发展的市场空间、货运站等战略资源。
例如，中国小商品城恒大发展公司占国有资产91.7%，负责市场建设和开发；义乌市经济发展总公司占国有资产100%，负责工业园区的开发和服务；义乌市运输站建设运营有限公司为国有，占比100%，负责全市货运站的建设、运营及相关配套服务；浙江恒丰集团有限公司占国有资产62.74%，负责客货运输、货运代理等。
义乌市政府始终牢牢掌握市场建设和发展的主动权。
经营场所是义乌市场主体开展经营的最重要载体，货运站是支撑国内外小商品流通的最重要平台。基于这两个因素的控制，义乌小商品城原有的摊位使用费一直远低于转租费。同时，物流业有序运行，商业蓬勃发展。
义乌政府还确定了“有所作为”与“无所作为”之间的平衡，在适当的范围内停止行政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建立的无数交易市场由盛转衰。在一些地方，不受控制的罚款、收费和评估往往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
自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以来，“市长”就主动出击，挡住了政府可能伸出的“掠夺之手”。
198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被政府承认时，县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规定，批量购销且交易金额在30元以上的，须开具发票。并缴纳税金和市政管理费。这一度打压了运营商的积极性。为了避免市场枯竭，义乌首创“定额”征税方式，即根据摊位位置和商品类别，通过自行申报、公开协商确定每个摊位的应税营业额。这一创新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支持，深受客商欢迎。
此后，义乌出台了各种制度来抑制“掠夺之手”。
义乌早就规定，只有工商部门才可以向小商品商场的商户收费，其他部门不得干预。 2000年以来，义乌在全国率先实施财政预算管理综合改革，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财政运行机制。各部门的基金福利待遇不再与罚款、没收等收入挂钩，部门的“权力”被系统切断。与“利润”的联系。
义乌也较早探索压缩“权力清单”的改革。 2005年，义乌取消了10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并在全市实行收费公开制度。截至2012年，经过多轮审批制度改革，义乌共清理43个行政部门499个项目，撤销78个项目。
1993年底，义乌成立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在全国率先为市场“管办分开”奠定基础，并逐步将市场主办方改为政府控股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小商品城（集团）有限公司，而工商部门承担了主要管理工作。
浙江省媒体驻义乌资深记者表示，义乌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的互动存在界限，企业家很难请政府官员吃饭。由于义乌能够影响地方政策的大企业不在少数，而义乌实力相当的中小企业又太多，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基本各行其是，保证了治理的自主性和公平性。 。
能够坚决调控、无所作为，充分让市场主体创造财富。小商品市场已成为义乌政府与人民群众合理平衡的利益共同体。
共同的创新群体：“贴近‘市场’，与‘市场’融合”
在义乌，“市长”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也让两者形成了源于市场的共同创新群体。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其业务创新本身就是看不见的手调控作用的最好注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印度、土耳其等国小商品生产成本很低。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的产销创新体系几乎同时调整——出口到这些国家的主要是半成品和配件，允许外商买回国内组装，利润比国内高。直接销售成品。
这一创新体系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地方政府“以工兴业、工贸联动”的战略创新指导。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兴商建县”战略，到第一次“划界回归市场”捕捉市场微妙变化，再到屡次制度创新遏制“掠夺之手”，我们努力更加贴近市场，结合市场发展需要。融为一体，带动义乌“市长”的每一步制度创新都走在前列，与义乌市场同呼吸。
时至今日，这种制度创新仍在持续，并遵循“基层干部发现——部门设计——市级决策——争取上级——实施”的一贯路径。
例如，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于去年底开始运营。其实施过程得到了义乌干部的好评：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视察义乌时询问义乌有什么要求？市领导表示，希望在义乌设立国际邮件交换局。后来在李克强的直接关心下于2015年5月底获得批准。
事实上，这一想法最早是2013年由义乌市物流管理部门基层干部提出的，随后由市政府组织形成系统储备。
担任常务副市长10年的义乌市政协主席宋英豪认为：“义乌能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党委、政府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每次出台政策，我们都会认真倾听群众的声音，充分了解市场的需求，如果群众不需要，市场不需要，我们就会反复调查政策是否存在问题。政策出台后，我们会让老百姓来做，他们比我们更擅长开拓市场。”
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
2011年，“中国第十个经济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获批后，义乌自主创新成为中央新政向全国推广前的试验田。
“回望过去，义乌这些年能够逆势走在前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义乌经验的坚持和创新。”今年1月29日，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盛秋平在出席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时表示，“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落实党政成果是义乌发展的“精髓”，正是得益于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该管的就该管。该放的就坚决放开，该放的就充分放开，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信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