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笔下的干校生活：房东家的猫儿以腐鼠‘饷’我，是吉兆？
文/杨江本文摘自《干校六注》
我在杨村的时候，房东的猫对我恶作剧。晚上我们在家里点上一盏油灯，把它挂在门边的墙上。我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完全处于阴影之中。一天晚上，我和室友在井边洗完澡，就回房间睡觉了。突然我们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
幸好我没有贸然去触碰。我打开手电筒拍了一张照片。我看到一只血淋淋的、被开膛破肚的死老鼠，旁边还有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们谁也不敢去捡。我小心翼翼地拆开枕头和被子，我和同伴撑起床单的四个角，把死老鼠抖到了后院的堆肥堆上。第二天，我一早起来去洗单子。我打了一桶又一桶井水，又洗了一遍，晾干了又洗了一遍。血迹似乎永远也洗不掉。
当我见到莫村时，我向他讲述了这件不幸的事情，说那只猫“用腐烂的老鼠付给我钱”。莫村安慰我说：“这是个好兆头，也许你要离开这里了。死老鼠的内脏和尸体分为两堆，黎，鼠是楚。”
我一听就笑了。无论他解梦、拆词多么高明，我都不敢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我简直可以模仿大字报上的语气，对他喊道：“你的想法来源已经很明显了！你想离开这里吗？想都别想！”说实话，虽然他这样安慰我，但我们都明白“自由就是法律知识”；即使知道门锁得牢牢，推敲也是枉然。
今年年底，莫村来菜园接我时，告诉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传闻。
他默默地留在邮电局，帮助在那里工作的同志辨认难字，查出偏远地名，解决了许多问题。因此，他很受人尊敬，经常用茶招待。当地人把烧开的水称为“茶”，但他端上来的其实是用茶叶泡出来的茶。这位同志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据称，北京向教育部干校发去电报，要求干校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他被列入“老、弱、病、残”名单。
我欣喜若狂。如果莫村能回家和阿原住在一起，我就可以一个人住在干校，无忧无虑；我还可以每年回北京探望一次亲戚。当时，在西县干校工作的夫妇虽然不住在一起，但并不享有这项权利。
几天后，他从邮局取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我。他来汇报所听到的情况：一份回京的“老弱病残”名单已经批准，他也在其中。
我已经在计划如何收拾他的行李，并焦急地等待出发日期的通知。几天后，他来看我时，脸上依然平静。我问：“还没公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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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没有他。他告诉我谁要回北京。我的心沉了下去。没有错误信息和虚假希望，就不会有失望和痛苦。
我和他一起走到河边，然后回到小屋。我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
莫村比其他人“年轻”吗？我背诵了韩愈的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公草》，深受感动。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作品集中的黑色材料。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材料。
“文革”初期，几个人联名贴出字幕大字报，谴责莫村蔑视领导的文章。稍微了解莫村的人看了都说：钱要这么说，肯定说得比较玩味；这语气不一样了。有人向我通风报信；当我读到大宇报纸时，我不禁感到愤怒。我说捕捉风影也应该有风影，不能无缘无故就这样栽种人。
我们俩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莫村。我们一起起草了一张小字报，为现场调查提供了一切线索。我们两个人匆匆吃完晚饭后，就带着一瓶糖浆和一个手电筒来到学校，把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就为这事吵了一架。但后来我才知道，大字报上的指责确实有理有据：有人举报钱先生说了这样那样的话。这份“报告”显然是未经核实就记入档案的。在现场调查过程中，“举报”人否认曾做过这样的举报。红卫兵的调查肯定很彻底，但没有确凿的证据。
莫村去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举报”事件严重。虽然没有真凭实据，但事情的起因一定是有原因的，并命莫村写了一份自查。莫村只好客客气气地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想到这里我还是觉得不满足。一天后，莫村来到菜园，我说：肯定是你的脏东西惹事了。莫村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所以我才不管有什么麻烦。我承认我很无聊：我的妄想已经很可笑了，但我仍然把它记在心里，无法洒脱。
返京人员出发当天，我们一早就跑到沿街的广场告别。出门在外，回到家里，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沮丧地看着载着人和行李的大卡车开走了。突然，女伴拉着我的胳膊说：“我们回去吧！”我跟着她回宿舍；她叹了口气，想要说话。再停下来。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回家的都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送回，留守人员要坚决留在干校度过余生。我一个人去了菜园，突然想到：如果我把莫村送走，我还会理解“我们”的心情吗？我担心，即使在干校，我的心情也不同了，我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了。我想，解放前夕，很多人惊慌失措地逃往国外。为什么我们都不愿意走几条路？你的思想进步吗？你的认知度很高吗？
莫村经常引用刘墉的话：“衣服越来越宽，我永远不会后悔。我因为伊拉克而感到憔悴。”我们就是舍不得离开祖国，更不能抛下“伊拉克”——即“我们”或“我们”。亿万个“我们”或“我们”虽然彼此陌生，但都是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彼此息息相关，都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为自己听错了谣言而感到羞愧，心里产生了妄想。我只是希望莫村能回北京和阿原团聚，我只想照顾好我的家人。我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烤的改变，恐怕不如以前了。
默默地经过菜园后，我指着那个棚屋说：“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棚屋，我们就可以住进去，好吗？”
莫村认真想了想，说道：“没有书。”
确实，一切物质享受都是没有用的；没有书，生活很难。他的盒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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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后悔留下来没有离开吗？”
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是一样。”
莫存总是很快做出决定，仿佛不假思索；但他从不犹豫，事后又重复了一遍。我忍不住想了又想，但我们的决定始终是一样的。既然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我就会放弃，不再有妄想。
干部学校迁至明岗。莫村和我的宿舍之间只有一排房子，只用了五六分钟就到了。我们住在一栋大瓦房里，有玻璃窗和水泥地板。饭菜比我们系食堂的好吃。厕所不再是芦苇墙的浅坑，上厕所也不用排队。客厅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都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原在北京时，不仅邮寄食物，还邮寄各种外国报刊。
朋友们偷偷流传的书，值得再读一遍。苏高周边风景幽静，闲逛的地方也很多。我们两个每天晚上一起散步，比在菜园里见面更好。我们既不努力工作，也不动脑筋，对自己没有功绩、没有薪水深感愧疚。我们看到一大批有为的年轻人整天坐在会议上讲话，心里暗自着急。
干校里确实没什么可做的，但是不许走。步行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火车站，但没有军宣队的证明，不能买火车票。有一次我牙痛无声，我就病了。我们约好日期，各自请假去信阳看病。医院新发明了一种“按摩拔牙”，只需轻轻一按即可拔牙。病人不敢尝试，纷纷逃跑。我和莫村偷偷溜出去参观了一个度假村——我忘了名字了。
山是土丘，湖是半干塘，有破烂的长角，山洼里有几株药苗。虽然没什么好玩的，但是我们逃了一天课，玩得很开心。后来我一个人去信阳看眼睛，泪腺都爆了。我想回北京治病，军宣队不同意。当我请事假返回北京时，我需要获得学校部门的证明，医院才能给我挂号。这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干校人员回家就医，再也没有回到干校。
我在干校生了重病，只好碰碰运气。我回家治疗了眼睛，然后带着阿原去干校探亲。我们母女俩到了明岗，就盼着莫村会来接他。下车后，我们在车站到处找，又到站外找，一直到干部学校，只怕莫村还在车站找我们。没想到我回到北京后，他却得了重病，哮喘、高烧。我和阿原直到到达他的宿舍附近才得到通知。
他们公司的医护人员不是赤脚医生，而是赤脚医生。据她告诉我，这是她人生第一次静脉注射，紧张得浑身冒汗。松动的。但两次注射有效。当我和阿原到干校时，他的烧已经退了。医生常常指着她的鼻子摇头说：“钱先生，我是你的救星！”这对她来说确实很难。如果她不敢或者不肯打那两针，万一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就医那就更惨了。
阿媛来看望亲戚，彼此的心都放松了一些。他们只是一直吃，没有任何意图，大家都很着急。报纸报道林彪“放屁太着凉”后，干校在反对“五十六运动”的斗争中灰心丧气。但对于返京的老弱病残，仍然只是开会、学习。
都说所希望的事情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得模糊。 1972年3月，又一批老弱病残被送回北京。我和莫村都在这群人的名单里。我还不想回北京，只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回到定鼎。不过，既然有第二批遣返，那应该还有第三批、第四批……看来，所有干校人员都要分批遣返了。我们心里暗自庆幸，能早点回去。朋友们为我们感到高兴并向我们告别。当时宿舍里的火还着着，可以使用。
我们吃了几顿送别饭，都是粽子，还有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从野外采摘的。他们也是客人，我感觉比一年前送他们回北京时慷慨多了。而当我看到不在这份名单上的老弱病残时，我又感到羞愧了。但无论我多么羞愧和感激，都不能减少我自私的快乐。这让我明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又上了两年干校，别说我没有取得大家希望的进步，就连我自己的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是同一个人。
回到北京已经八年了。琐碎的事情来来去去，就好像它们就在当下一样。这段人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所以我写下这六个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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