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河道与半部人居史：塔克拉玛干沙漠克里雅河中下游民居及古遗存调查
一半千年河道的人类聚居史塔克拉玛干沙漠克里亚河中下游民居及古遗迹调查
文/尚玉萍图/胡行军
塔克拉玛干沙漠
本文源于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古代文物的敬畏，或许也源于对克里雅河下游尾端达里布依乡民居的关注。起初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幅世外桃源和古城遗址相互依存的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2019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今年，被当地政府认定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达里雅布依乡需要搬迁到30公里外的新居民区。拆迁后的历史遗产房屋及其附带的古文物由谁来保护，如何保护，是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鉴于此，由国家文物局考古司胡传胜司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系水涛教授牵头。南京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依地力、胡兴军以及和田地区文物。我局卡西姆先生组成的联合考察组重点考察了克里雅河中下游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敦古城遗址、圆沙古城遗址以及周边古遗址和古城遗址。村民搬迁。实地调查遗留古村落保存状况，解决古村落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概述
克里雅河发源于乌斯腾格尔山北坡，由库拉夫河、卡什塔什河等支流汇合而成。该河从阿强乡普鲁村自南向北流至田县绿洲，然后继续向北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消失在达里布依乡北部。克里雅河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条重要河流。历史上曾流入塔里木河，形成一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色走廊。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木米国和龟兹国最便捷的通道。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历史上，沙丘的移动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塔里木盆地周边河流不断中断、位移，形成了众多的古河流和星罗棋布的古城遗址或聚落、民居建筑。河两岸，大部分人都被埋在了大片的沙堆之下。
克里雅河的位置和古代遗迹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克里雅河流域已发现夏、商、唐各类型遗址100余处，大部分深埋于沙丘之下。主要包括城址、佛寺、民居遗址、窑址、墓葬等。等待。从北到南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以北部墓地为代表的夏商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克里雅河尽头。表面散落有陶片、玉斧等青铜时代遗物。是探索塔里木盆地绿洲文明起源的重要遗迹。二是以元沙古城、喀拉墩古城为代表的汉金遗址。它们位于克里雅河下游。现存城墙、民居、佛寺、墓葬等遗址50多处。三是唐代遗址，以丹丹乌里克遗址为代表，位于克里雅河中游。现存城址、民居、佛寺等遗址70多处。出土了大量于阗文和汉文文献及壁画。
大里布依乡民居
达里雅布依乡地处克里雅河尽头的三角洲地区，距于田县城240公里，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死亡之海”，犹如塔克拉玛干的“肚脐”。由于该地区缺乏道路、信号差，与世隔绝，几乎与世隔绝，鲜为人知。被中外考古探险家称为“天堂”。 6月10日，离开玉田县城91公里后，这条不超过7米宽的沙漠公路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黄沙。这里实际上没有路。我们只能顺着依稀可辨的车辙，穿梭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翻越四十、五十米高的沙山，冲上去又落下来。人们也跟随汽车的跳跃。剧烈的颠簸和摇晃。即使是沙漠越野高手，也只能像沙海里的蜗牛一样慢慢前行。
大里布依乡全景
大理亚布依乡木骨泥墙民居
达里雅布依乡是中国人口最稀少的村庄。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绵延20多公里的百万亩胡杨林中，散居着300多户、1300多人。现有民居366栋，其中保存完好的310栋。住宅外观遵循古代沙漠建筑风格。前院、后室、住宅框架均采用木结构泥墙，以胡杨为梁，柽柳为墙，上面覆盖草泥和芦苇。达里雅布依乡的民居在建筑工艺、布局上与元沙古城、喀拉墩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等民居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均为木结构泥墙结构，堪称塔里木盆地古建筑。它是活化石，也体现了当地居民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发展建设美丽家乡的独特智慧。这些古老与现代的建筑之间的联系可谓是人类在沙漠中定居的千年历史。它不仅显示了建筑风格的特殊适应性，也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生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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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沙古城遗址
圆沙古城位于于田县城以北290公里，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古克里雅河末端以东，达里布依乡以南80公里。元沙古城始建于西汉之前，一直沿用至西汉。据学者陈小鲁推测，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木迷城所在地。学者殷庆依据历史文献，从历史、地理、人口、经济等方面对库米故里进行考证，证实元沙古城（库米）与喀拉敦古城（宁密）相距不远。远分别都是弥国前后的都城。
元沙古城墙结构
古城呈不规则圆形平面，周长约995米，南北最长处330米，东西最宽处270米。城墙顶部宽度为3-4米，高度一般为3-4米，最高处可达11米。城墙采用两排垂直插入的胡杨柱，中间夹有纵向层层柳枝作为墙体骨架。墙的外侧是用土块砌成的。胡杨树枝、芦苇、淤泥和牲畜粪便堆积起来形成护坡。从城墙和城门的特点来看，这座古城具有极强的军事防御属性。城外纵横交错的水渠依稀可辨，说明这里曾经有发达的灌溉农业；城内发现矿渣，表明城内曾有冶炼业；城内散布着大量的羊、骆驼、牛、马、猪、鱼等动物的骨头。 ，表明畜牧业、渔猎业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内收藏的器物以灰陶和夹砂黑陶为主，与扎衮禄墓出土的器物类型相似，均为西汉时期。
1996年，中法联合考古队发掘了圆沙古城周边墓葬。主要墓葬形制有杨树棺墓、竖坑土坑树棺墓、木棺墓等，主要墓葬样式为头南脚北，躯体仰卧，四肢弯曲。 2001年，考古人员再次对古墓进行挖掘。墓主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腹部，头下垫着枕头，脸上穿着红色长袍，戴着系带帽、手套和皮夹克。 、紧身上衣、长裤或高腰裙、皮靴，饰有羽毛或玻璃珠。随葬有陶碗、刀、铁镞、磨刀石、纺车等日常用具。值得注意的是，墓主人头戴一顶三角铜帽高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泰山认为，戴尖顶帽子是塞浦路斯人的典型特征之一。由此可见，元沙古城还有原有的风貌。还有外籍塞浦路斯人居住在那里。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赛人的迁徙，“南郡军宾，赛种散居，常数国，自疏勒西北起，修逊、点都属皆有”。 Sai物种的原因。”除了原属塞底族的徐逊人、典都人、乌孙人外，还有部分塞浦路斯人从塔里木盆地南缘迁入。
圆沙古城遗址
在中国文献中，对木米国最早的记载可见于《史记·大宛传》。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开国二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途中经过昆仑山北麓。汉朝的报告中首次提到“大宛……东边是咪咪、于阗”。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派副史官带着大量丝绸等礼品前往木乃、于阗等地。此后，木米国派人陪同汉使前往内陆游览。这大概是西域各国最早派往中原的代表了。木米国一直与汉朝廷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汉武帝四年（前101年），二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大原凯旋，路过闽密。龟尾王子莱旦是龟兹的人质。得到匈奴支持的龟兹王遭到李广利的强烈谴责，释放了莱旦。此后，太子得以跟随李在首都长安学习生活了二十多年，受到李广利的接见。汉朝的厚礼。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久弥国王，治久弥城，距昌九千二百八十里”。安族三千三百四十户，人口四十人，胜军三千五百四十人，辅王各一，左右将军，左右都尉二人。南距曲勒3553里，西北与姑墨接壤，与于阗相接390里。中央王朝评价西域实力的最重要因素。指数。从《汉书·西域列传》的记载可以看出，西汉时期，木乃国是塔里木盆地南缘政治势力中实力最强的，甚至超过了于阗和莎车。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9年），由于环境变化、河道改道、严重缺水，木糜王国南迁至41公里外的宁密古城。昔日繁荣强盛的国家如今已不复繁荣，大部分已是废墟。
喀拉丁古城遗址
喀拉敦古城遗址位于大理亚布依乡政府驻地西北24公里处的沙漠腹地、克里雅河古河床东岸。是以古城为中心、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聚落。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宁密城。 1895年，斯文·赫定发现了喀拉敦古城。 1901年，斯坦因发掘了喀拉敦古城及其周边民居。此后，美国的亨廷顿和瑞士的哈特相继对克里亚河流域进行了考察。 。 1993年，中法两国联合开始对喀拉丁古城周边进行系统考古调查。 1994年，喀拉敦古城内一处民居和两座佛寺被发掘清理，出土文物近百件。喀拉丁古城规模较小，平面呈方形，边长75米，面积5625平方米。城墙高约8米，城顶宽约8米。它是用泥土和树枝砌成的，墙顶有一座木楼。 。
喀拉敦古城遗址
从考古发现来看，喀拉丁古城从公元前1世纪一直持续使用到公元3、4世纪，最晚不晚于公元5世纪。已清理的几栋民房均为木结构泥墙类型。首先，将排列整齐的胡杨柱埋入地下，作为房屋的主体框架。然后将芦苇和树枝编在柱子上，最后抹上泥塑形。再加上圆沙古城的房屋建造方法基本相同。此外，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还清理了古城南部的两座佛教寺庙（N61和N62）。两座佛殿呈“回”字形布局，双廊，墙壁仍为木结构泥墙结构。
喀拉敦古城遗址
塔里木盆地早期土著城市大多呈圆形，如元沙古城、尼雅古城（精绝城）、营盘古城（磨山城）等。可能是受到汉式方城建设的影响。汉代方城制度十分盛行，从都城到边陲城镇，方城遗址不计其数。木乃伊国与汉朝关系密切，熟悉汉文化。在建城时融入了“崇芳”的理念。
丹丹乌利克遗址
丹丹乌里克，维吾尔语意为“象牙屋”，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距策勒县达马沟乡卡克夏克村以北90公里，西距和田河75公里，东距克里亚75公里。河长35公里。研究表明，丹丹乌里克遗址是南北朝至唐代于阗王国的边陲城镇。唐代称“解邪”。遗址内现存各类遗迹70多处，主要分布在南北长4.4公里、东西宽3.3公里的范围内，包括城墙、衙署、庙宇、民居等。其中，佛寺遗址15处，占建筑遗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体现了佛教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住宅区一般由大厅、卧室、储藏室、厨房、畜栏和果园组成。建筑结构采用塔里木盆地南缘广泛流行的木结构泥墙风格。出土文物包括大量于阗文和汉文文献、梵文佛经、契约、文献、书信等记载介斜镇日常生活的残片，以及石膏佛像、精美壁画、木板、陶器、铜器等。反映人们的宗教信仰。 、铁器、木器、石器等生活用具，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揭示了公元8世纪前后西域小城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见证了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繁荣在过去。 2006年该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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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乌里克住宅地址
Urik 家的一角
关于丹丹·乌利克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仅该遗址出土的汉文文献多次提及“解邪”一词，如“唐大历三年（768年），殿成面迭，为百姓杂业解邪”。 《客与民粮事》《唐朝某年12月23日，镇官将军杨进清禁收牛皮鹌鹑毛》《蝴蝶以驴换女儿，你不准乞讨”等等。李银平先生在《考“六城”及和阗译》中认为，“结邪”是于阗所辖城镇之一。张光大和荣新江先生在《于阗历史丛书》一书中对所辖地名和地区进行了研究，其结论与李银平的研究完全一致。据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解邪”就是唐代于阗国管辖的“解邪镇”。结斜镇是唐代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必经之地，路过的粟特等中亚商人也居住于此，与当地居民、唐代官员及其家属杂居，因此这里逐渐成为多民族聚居之地。 ——民族和多元文化交流。重要的地方。
和田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克里亚河流域的汉唐遗址中还残留着不少佛教遗址。虽然大部分只是废墟，但却是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从年代上看，早期佛教遗存多为地面佛塔和寺庙建筑形式，多为公元3至4世纪左右，主要分布在城市遗址和聚落中。佛教寺庙的布局与中亚地区的寺庙有许多相似之处。残存的壁画和木造像反映了新疆早期佛教艺术相对简单、粗犷的造型。七世纪以后，于阗佛教艺术又增添了新的内容。首先，大量密宗题材出现，如丹丹乌力克遗址出土的吉祥天女图、四臂观音像、摩西苏罗天像等。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神灵的增多，神话传说也进入了佛教寺庙。斯坦因早年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公主丝板画等木刻画，就是于阗将印度佛教与当地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证明。
▲莫西浦苏拉雕像
◄吉祥女神图片
公主丝绸面板画
图片来自《丝绸之路：新疆佛教艺术》
思考
历时11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遗迹考察，经受了一场风雨、三场沙尘暴。队员们在50℃左右的柔软沙海中爬行，几乎绝望。伊迪利斯的一位研究员坦言：“我从事沙漠考古30多年，但从未去过这个季节。”面对恶劣的环境，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感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古代文化的历史变迁。
克里雅河沿岸有丰富的古代绿洲和人类活动遗迹。随着环境的恶化和河流的改道，废墟见证了古代文明的消失，河道也成为了绿洲过去存在的证据。克里雅河中下游古文化遗存年代顺序清晰、类型丰富、结构完整。其中包括“皇宫”建筑、普通民居、佛寺遗址等，全部采用木结构泥墙建造，历时数千年。它是民族的记忆、历史的传承、文化的根源。它为研究塔里木盆地的环境、水文、交通、军事政治机构乃至多民族共存、文化交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元沙古城和喀拉敦古城先后成为木米王国的都城。他们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成为汉朝统治西域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绿洲国家的直接证据。元沙古城（木米城）采用西域土著城市的圆形规划，经济形态以绿洲农业灌溉为主。喀拉墩古城（宁密城）受汉式方城影响，采用方形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木版画反映了古代于阗文化和于阗佛教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贡献。例如，中国佛教四大天王中著名的北方天王信仰就是从和阗传入长安的。这种双向文化交流和传播促进了丝绸之路文明的繁荣和发展。
（本文发表于《大众考古》2023年2月号，作者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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