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爱情脆弱，真爱岌岌可危，偷情现象频发
只要我们稍加留意，我们就能发现，爱情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主题，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爱情在激发人们对两性关系的浪漫想象的同时，有时也会因为过度解读而成为空洞的能指和消费符号。它就像一个穿梭在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中的幽灵，几乎在所有的节日里都在“秀恩爱”、“秀恩爱”。 “撒狗粮”的戏码，对失恋的恐惧和单身的焦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剧，而爱情本身的复杂性也被消除或干脆忽略。从明星情侣分手又复合频频登上热搜，到社交网络上不断火爆的渣男渣女话题，现代社会的爱情似乎异常脆弱，真爱岌岌可危，爱情的结局也愈演愈烈。背叛和失望已经成为常见的结果。设置和恐惧。香港作家马家辉曾在《圆桌派》中调侃“谈事不讲下流话，谈心自古无完人”。现代社会确实为婚外情创造了很多条件。前台大社会学系教授叶启正在《社会学家的谈话》一书中提到，“在当今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手机总是响个不停，手不断地响”。尤其是在网络上，人们可以随时找到“新欢”和“旧爱”，重新建立旧的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中告诉我们的是，现代人的问题并不是过去人们所承受的沉重的道德压力。不断变化、轻飘飘的欲望来来去去。”
叶启正的观察或许可以作为爱情的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消散的证据，但事实上，从古至今，爱情始终是一种动态的关系，不断建立、不断变化、不断崩溃、不断重建。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爱情神圣性的解体导致背叛和外遇，这是否必然是道德失范的产物？婚外情是否有可能成为我们了解社会文化结构和性别问题的窗口，甚至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身体赋权工具？值此又一个与爱情有关的节日“七夕”之际，我们试图通过对作品的分析，重新审视爱情腐朽后的爱情出路，以及出轨中体现的女性的爱情观、逃避观、独立观、平等观。古今中外几位作家的作品。复杂的想象力。
压抑的欲望
在张爱玲的小说《怨女》中，当殷黛第一次有不成功的恋情时，她感到“心里有一股小火在燃烧，喉咙里就像吞着热炭”。天快亮的时候，她从壶嘴里喝下了熬了一夜的苦涩冰凉的茶，决定上吊自杀。但殷帝并没有死。是她双目失明的丈夫救了她，她患有佝偻病和哮喘，靠鸦片维生。虽然大家都猜测银娣自杀的原因，但没有人想到银娣无法忍受孤独无望的生活，于是爱上了三爷，想要弥补三爷命运对她的严酷对待。 。
三爷之所以拒绝和殷娣继续发展关系，并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是因为他和殷娣之间的血缘关系会给他的事情带来巨大的成本。但尹迪显然没有和他一样“得女人不易”的机会。她只能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寻找能给她希望的“目标”。 “如果你想要一条命，就抓住它。”可悲的是，这段戛然而止的恋情不仅没有给她牺牲的机会，反而让银娣意识到，自己的真心在三爷眼里只是一场出于孤独的情色游戏。她不会知道，当她半夜给三爷唱《十二月花名》表达对他的爱意，并把三爷当成她日思夜想的爱人时，对方却说对仆人说：今天还有卖歌的。 ”。
这段失败的恋情导致了殷迪的悲惨命运。她逐渐变成了一个忧郁、恶毒、疯狂的怨恨女人，甚至把怨气都指向了儿子和儿媳妇，但这次复仇并没有给她带来复仇的快感和释然。她就像哈佛大学教授王德伟在《中国现代小说十讲》中所说的那样，“殷狄玩弄儿子的婚姻，逼死儿媳妇，允许儿子与自己的儿子私通”。多么讽刺啊，她的结局是这样的：子孙聚集的平凡喧闹的地方，一点也不平静。
在王德伟看来，《怨女》是张爱玲对《金锁记》的重写。尹迪和曹七巧的经历和命运非常相似：都是香油店的女儿，都有着活死人般的丈夫。不成功的恋情也亲手毁了孩子们的幸福，但七巧比银娣更加病态和极端，以至于王德伟称她为“中国现代小说中最著名的女狂人”。
事实上，《狂人日记》中反复出现的月亮也是《怨女》《金锁记》中的重要形象，赋予小说阴森阴森的基调。当七巧把儿媳妇直手逼疯的时候，她觉得月亮就像一轮“白日”，照耀着她像死尸一样没有血色的双脚。当银迪准备自杀时，窗外的月亮似乎正在“与她面对面”，“厄运的太阳”。张爱玲将清冷的月亮与灿烂的太阳融为一体。通过这种对比，她揭示了旧的封建家庭不仅使一个又一个的女人陷入悲惨、死气沉沉的命运，而且使她们在不断与欲望的斗争中，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疯女人”。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金锁记》和《怨女》中，这些“半人半鬼”的女人往往搭配的是一个患有肺结核、风华正茂的丈夫。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林兴干在散文集《向女性主体致敬：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批判之二》中认为，张爱玲试图通过让原本代表权威的男性因病退出、让女性来解构父权制。故事的中心。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女性一直处于受压迫的状态。他们只能被限制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内，缺乏其他的排泄方式。这时，被压抑、扭曲的欲望往往会以婚外情的形式出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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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迪第一次打算外遇的场景极具讽刺意味和象征意义。她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来到寺庙，为已故的姚老人进行祭祀。这时，她撞到了三爷。两人在戏谑的话语声中走进了侧院。三爷把孩子放到了蒲团上。他们想解开银迪衣服上“一排极小极薄的珍珠母纽扣”，但孩子的哭声让他们陷入危险。三爷说：“有人来了。”这件事就结束了。 。讽刺的是，在事情开始之前，银娣在寺庙里看到了香炉，并看到香炉上写着她丈夫的姓氏（甚至不是他的真名）。她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刻出夫姓。 “陈王家、吴曌家、徐立家、吴鹤家、风陈家……”我在香炉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事实上，除了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来生、在香炉上留下名字的女性之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恪守节操的女性也不计其数。华侨女研究员罗莎莉在《儒家与妇女》中提到，在元代，守寡被视为一种美德并得到奖励，妇女守寡被制度化、德化，甚至成为一种晋升。贞洁和寡妇自杀的行为在明代走向极端，在清代几乎成为一种宗教行为。 “在传统社会，妇女没有名字，没有获得头衔的合法途径，而且不存在于记忆中，将贤惠的寡妇捧为道德典范是妇女的最高荣誉。”
但张爱玲却用殷黛、七巧等“盛年守寡”的疯女形象来质疑“守寡、贞洁”的美德。谁又能说，女人一生贞洁，甚至与丈夫自杀的背后，美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对女性美德的信仰、对荣誉的追求，还是对绝望的屈服、对压迫的反抗？正如王德伟所说：“香炉创造的不是功德，而是怨恨，不是信仰，而是苦涩。而且，殷迪或者其他女供养者，既不是传统男性社会的同谋，也不是三圣母。是烈士，盖吧。”其他女人也是如此吗？怨妇的生活已经把她们训练得“看起来”很无辜了，骨子里是否无辜就是另一回事了。
日常爱情的症状产物
美国斯坦福大学中文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李海燕在《灵魂革命》一书中写道：不忠应该被视为爱情日常化的症候产物，标志着它已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现象学中。 。如今，浪漫的爱情必须与生活中的世俗事物竞争，比如工作、婚姻、家庭生活、稳定、安全和团结。
事实上，浪漫爱情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一直是复杂而暧昧的。一方面，浪漫爱情的实现需要融入日常生活，成为稳定持续的状态。否则，双方都会因某种“未完成”的状态而陷入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痛苦。另一方面，构成日常生活的各种繁琐无聊的事务和重复，最终会消解爱情的浪漫部分，使其变得苍白，甚至处于紧张和紧张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外遇就成为了浪漫爱情的另类延续，一种可以暂时逃离熟悉、连续的日常生活，在追求新鲜、饱满的感官刺激的过程中成就爱情的冒险。的满足感。
“‘你愿意为了我抛弃你的妻子和孩子吗？’比“你愿意嫁给我吗？”更具吸引力和神圣性并可以站在祭坛前庄严地回答。”台湾作家朱天心说，小说《初夏荷花期》是由一位中年妇女口述写成的。朱天心形容一对夫妻“无意离婚，只是因为彼此习惯了（上瘾、坏习惯等），感情薄如隔夜凉茶，如加了冰块融化的温酒” ，就像一件白色的T恤，洗了很长时间之后就无法恢复原来的形状。”已婚男女》，进入年轻女子无法忍受平庸乏味的生活，幻想出各种方式来重拾激情和爱情。她说服丈夫与她一起购买不同的航班前往同一个旅行目的地，扮演角色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一个女人复杂的心理活动：她沉浸在自己想象的游戏中，却又因见面而颤抖和不安。她的“旧情人”，希望对方也会想念和思念她，同时跳出游戏，猜测丈夫的熟悉和投入是因为角色扮演而令人兴奋，还是因为他有。然而，朱天心并没有因为大量的情色描写而让故事陷入幻想状态，而是时不时地推出一段自我剖析，提醒读者清醒。从这场充满激情、惊险、不道德的游戏中走出来，面对中年生活的尴尬和困难。平淡的事实。小说中，中年妇女冷静地分析道：“这并不是因为你相信忠诚的价值，也不是因为你从未遇到过让你真正绝望的人，你深知，这只是因为你太胆怯了。”还有害怕，比如脱掉衣服，对方的内衣比你丈夫的旧、脏怎么办？
在以婚外情闻名的《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贪图虚荣、将家庭推向毁灭的自私女人。但李海燕是这样看待和评价她的：“评论家常常把艾玛视为被误导的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这部小说也强调了她不满中的性别因素：她是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女孩成长起来的。”女儿变身家庭主妇，剧场和舞会只是她闺房的一扇窗，她的闺房象征着克制和刻板的生活，她的叛逆方式就是做一个疏忽懒惰的妻子和母亲，同时模仿她的赌博。一本追求浪漫冒险的终生爱情小说。”
在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偶然参加了侯爵的舞会。在舞会上，她看到了意大利古风的城堡，看到了从未见过的石榴和菠萝。她厌倦的乡村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艾玛未来的事情来教她跳舞时，她更加颤抖“就像一个首次亮相的女演员”。这场球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开始向往这种奢侈的生活，希望通过外遇摆脱平庸无趣的小资生活。她要梳时下流行的贵族小姐的头发，要“三荷叶边的衣服”。艾玛不加区别地贪婪地阅读文学作品，就是为了提取一切符合她浪漫爱情想象的元素，并竭尽全力购买一切符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物品来满足这种想象。
因此，事实上，艾玛并不把外遇视为暂时逃避现实生活、追求感官刺激和冒险的一种方式。相反，她把外遇视为寻求内心真实渴望、接近理想爱情生活的一个过渡。 ，并时刻准备着私奔并为此牺牲。可悲的是，艾玛没有意识到，这种以婚外情形式的反叛无法逃脱浪漫陈词滥调和资本主义消费符号的命运，而她自己也成为了资产阶级生活异化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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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稻草”
爱尔兰作家莎莉·鲁尼的小说《聊天》被《纽约客》称为“新一代通奸文学”。小说中，才华横溢的女孩弗朗西斯和她的朋友鲍比在一次诗歌活动中偶然结识了作家梅丽莎。梅丽莎邀请他们去她家。就这样，弗朗西斯认识了梅丽莎的丈夫尼克，并开始与她发生关系。没想到我竟然爱上了这个比我大很多的演员。当尼克在妻子的生日聚会上亲吻弗朗西斯时，虽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表达了歉意，但双方表面上的犹豫和拒绝更像是一种相互挑衅，为迟来的激情制造了一个暧昧的空间。 。
有趣的是，虽然梅丽莎在得知尼克的婚外情后写了一封长信质问弗朗西斯，但她也在信中邀请她再次做客。 《纽约客》对此评论道，“梅丽莎也善于欺骗自己和他人。艺术。当事情真相大白时，她必须通过同意来消除背叛。有趣的是，弗朗西斯和尼克并不是小说中唯一的通奸者，而梅丽莎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她是。他背叛尼克是为了第一次对双性恋并暗恋他的鲍比产生了感情，频繁的诗歌朗诵、有关文学和时事的对话，以及文本中弗朗西斯脆弱而偏执的情感表达，使整部小说弥漫着浪漫而悲伤的气氛。 ，弱化了原本复杂的情感关系，追求新奇的想象，让奸夫逃离了道德评判的目光，而更像是在追问现代社会婚姻和爱情的意义，从而展现个体背后复杂的情感结构。欲望。
促使弗朗西丝发生外遇的因素之一，来自于她因无法获得身份而产生的犹豫和恐惧：她声称“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有权利不爱任何人”，但她却总是渴望别人的爱。爱在她心里。认可和喜爱；她甚至在拜访梅丽莎家之前，就“准备好言辞和某些面部表情，让我看起来迷人和平易近人”；弗朗西斯给尼克发邮件的最初动机是“变得更有趣、更讨人喜欢”，因为“有趣的人会写一封感谢信”。弗朗西丝对尼克的感情微妙而复杂，夹杂着担忧、蔑视和仇恨，还有炽热的激情，以至于有一刻，她甚至感觉尼克抚摸着她，就像抚摸一只宠物狗一样——弗朗西丝并不是绝望。她爱上了尼克，而是试图通过这场“禁忌游戏”不断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段风流韵事的故事并不是从一见钟情开始的。小说一开始，尼克并没有引起弗朗西斯的注意。她将梅丽莎只拍了鲍比的照片而忽略了她的原因归咎于她一如既往地缺乏魅力。而就在弗朗西斯的自尊受到挑战、感到痛苦时，尼克的出现让她觉得自己不需要“拿他的认可冒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朗西斯不仅愿意把自己置于“被看到”的位置，而且她也在不断地自我抽离，不断地审视自己。 “不忠”不再是一个需要隐藏的秘密。弗朗西斯甚至在心里预演了如何告诉鲍比，希望鲍比觉得“他（尼克）会喜欢像我这样相貌平平、感情冷漠的人”。女士”。
在这里，外遇成为弗朗西斯感知自身存在和价值的一种方式。中文版《聊天记录》在内封面的介绍中称，弗朗西斯在“生活逐渐失控、价值观归零”的过程中重新组织了自己的生活。然而事实上，这件事并没有打破她原有的生活秩序。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弗朗西斯原本的生活是混乱无序的。她并不孤单，在弗朗西斯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识别出千禧一代的一些特征（即使她迫切希望与众不同，将自己与周围的其他人区分开来）。
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弗朗西斯不再需要像简·奥斯汀那样秘密写作，也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异化。相反，他们（或者我们？）显得前卫，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与性别、阶级、宗教相关的各种知识，并对现状表示怀疑。这些概念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甚至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也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推向了危险的境地。无论是“女权”、“共产主义”还是“平等”、“自由”，它们就像是现实生活中受挫时才会打开的罐头——它们可以谈论这些概念和主义，但从来没有被打开过。能够将它们付诸实践。这些知识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正如弗朗西斯会夸张地同时打开十五个网页，写下“认知表征”、“矫正性话语实践”等术语一样，他们从未与这些理论知识进行过真正的互动，也没有真正实践的能力。它。这个想法更像是一种自我推销，悬浮在方济各的现实生活之上，充满了无法弥合的欲望和现实。弗朗西斯经常自豪地称自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但这只是她试图构建的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幻觉。
小说的最后，结束了婚外情的弗朗西斯再次和尼克通了电话。我们无从知道这段恋情是否还在继续，最终的结果如何，但如果弗朗西斯未能真正将他所获得的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如果她在想象或表达上始终是一个“叛逆者”，那么她仍然需要被得到了外界的支持。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徐在孤独的时候仍然会用“我比周围的人聪明”来安慰自己。他不断幻想自己拥有和鲍比一样迷人的外表，可以轻松赢得别人的青睐。一旦真相被揭开，她很快就会再次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的泥潭，寻找下一根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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