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探讨新文学源流

aizixun8

2024年6月20日至21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与季建清共同召开的“​​第四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座谈会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京港大学联盟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资助，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树仁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两名学生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十余位学者齐聚香港，围绕“新文学的源流”这一会议主题，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观点、出版学术结果并进行讨论。

“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自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合法性。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开始质疑和重新评价“五四”文人“新文学”出现的神话，并致力于分析其生成机制及其复杂的历史语境。本次会议旨在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起源和发展轨迹，特别是对“新文学”概念的形成、传播和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会议伊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邓思英教授致欢迎辞，表示两校在人文学科方面一直保持着广泛的学术联系，并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继续深化双方合作关系。随后，北京大学中国现代人文研究院副院长王峰教授致辞，希望加强与香港青年学者的交流，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交流。随后，崔文东教授回顾了前三场会议的主题。他说，第一场会议是“现代思想的物质形式与情感媒介”，第二场会议是“现代中国的书籍形式与阅读形式”，第三场会议是“跨文化情境”“中国现代文学”。第四次会议不仅保持了议题的连续性，而且拓展了新的视野和研究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李进教授在本次会议上作了首次主旨演讲，题为《一个“社会主义”文本的东移——贝拉米的《评论》及其最早的蒂莫西·理查德中译本》 《回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学研究所彭晓燕教授担任主持人及审稿人。李进教授指出，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贝拉米的《回顾》是一部乌托邦小说，但普遍使用这一概念多少模糊了作者和该书中文译者蒂莫西·理查德的初衷。事实上，小说问世后，引发了美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被称为“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主义文本”。李进教授认为，李提摩太在1891年将“ Back”缩写为“ Back”不仅是出于传教目的，也是为了将“养民新法”引入中国。原著和蒂莫西·理查德的改编都混合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教义和其他教义的元素。李津教授试图通过对这部最早的社会主义中文译本的研究，揭示“从一开始，‘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专有名词”的歧义，以呈现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的时间。 。历史场景。彭小燕教授随后指出，李进教授的研究不仅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思想的多元图景，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发展中各种力量的竞争以及翻译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的作用。跨文化的想法。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场主题演讲由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峰教授主讲，并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邝可一教授审阅。王峰教授的演讲从1923年7月周氏兄弟吵架这一重要事件开始，他说，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分歧是私人家庭问题，不和的原因无关紧要，但争吵的后果却是重要的。不和谐是极其重要的。此后的几年里，兄弟俩卷入了新文化阵营的内部纷争，并产生了大量的文本。 1926年，鲁迅南下，鲁迅周二开始组织起来。对于论战性的文本，两人的编辑策略完全相反。鲁迅把自己写的都包含进去，而周作人则删掉很多，并自称“闭门读书”。这个过程造就了“百感交集的鲁迅”和“小品的周作人”。随后，鲁迅以“左转”告别了北京时期。两兄弟的思想和思想倾向趋于两极分化。小编在思想突破后完成了图像结构。随后，匡克一教授指出，王峰教授通过对鲁迅、周作人在出版和编纂作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文体偏好的详细考察，为我们揭示了鲁迅与散文的密切关系，以及周作人及散文装订。 ，都经历了一个自我选择和意识形态化的过程。

下午的第一场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潘明基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现代汉语研究所副教授袁一丹致辞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张丽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世界文学对抗“世界人”——“恶声假说”与周氏兄弟清末小说的翻译”，探讨了鲁迅文章“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 1908年出版的《摆出邪恶声音的理论》和文学可能性。 《论消灭恶声》是一篇未完成的文本，鲁迅在文中以“国民”和“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了“破除迷信”、“鼓吹侵略”、“履行义务”六种“恶声”。 ”以“世界人”理论为基础。 《话》、《抛弃祖国》、《尚其仪》——文章只完成了前两项，鲁迅和周作人选择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集》来写一篇一种反“世俗”的世界文学，可以看作是对未完成的《论恶的可能性》的回应。 》又一次延续和实践。

袁一丹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审视——基于邓光明笔记手稿”。本研究以邓光明的笔记和手稿为依据，考察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写作经历，还原声音落在纸上的过程。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在辅仁大学的八次学术讲座的文字记录。这是当时就读辅仁大学英语系的邓光明详细记录的。经周作人亲自审阅，最终于1932年9月出版。北京人文书店出版。近年来，如何再现声音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演讲常常要经过多次修改和润色，声音落到纸上的过程往往难以追踪。邓光明的笔记和手稿准确地表现了演讲和写作之间的过渡。

下午的第二场论坛由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梁某林主持。首先，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邵东做了题为《诗人的嬗变：刘半农的白话诗与文学诗》的报告，探讨刘半农诗歌的转型刘半农从白话诗到打油诗的转变轨迹。记者通过具体研究证明，刘半农从白话诗到打油诗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创作转变，而是因对现实的失望而产生的思维转变。刘半农刻意避免使用那些让他成名但如今已成为左派旗帜的白话，而是用幽默的打油诗来维持自己作为一个批判现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地位。

随后，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王家齐作了题为“生态批评与抒情传统：吴旭斌的翻译与诗歌”的报告。王家齐教授首先介绍了论文的两个核心概念——生态批评和生态翻译。他还结合具体案例阐释了吴旭斌的诗歌翻译策略，分析了吴旭斌在翻译中如何传达生态观。演讲者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审视吴旭斌的抒情诗翻译，探讨她如何将20世纪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国现代抒情诗融入到她的翻译中，以及她如何使源文本获得更丰富的生态内涵。然后重点分析吴旭斌创作的生态诗，探讨生态批评与中国现代抒情传统对话的可能性。

本场第三位发言者是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罗乐言，题为《鱼沉于水：后现代文人对五四运动的记忆与纪念》。战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讲者一开始就介绍了主标题的由来：“水阔鱼沉”，本义是无人传递消息，消息逐渐消失。新加坡作家梁文富曾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用这句话来表达他对新马华人对五四运动的感受。四号的印象逐渐模糊。罗乐然教授由此介绍了报告的主题：二战后，五四运动在东南亚的影响逐渐消退。然而，在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多重社会因素唤起了新马文人对五四运动的记忆。他们在报纸媒体上撰文重温和纪念五四运动。讲者从东南亚社会的角度出发，以新马文人对五四运动的记忆，串联起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南洋文坛转型等问题。

次日上午，本次研讨会第三场论坛由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系吴胜清教授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傅丹宁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邱廷杰博士重点研究梭罗和库珀的翻译。讨论陆沉艺术文章和书籍的“源”和“流”，以及材料的来源。傅丹宁博士的报告《闭门作家的去向——后五四时代的梭罗与库珀》主要以梭罗与库珀在中国的译作为介绍，探讨其对文学青年的影响，以及魏的文学作品选取素媛、王仁树、费明、沈忠社为案例进行进一步分析。傅丹宁指出，梭罗对文艺青年的影响直到北伐前后才显露出来。这一点在跟随周作人的年轻人中尤其明显。梭罗关注人类世界的浑浊，认为幻想和死亡是逃避的主要途径。这被周作人视为“人类问题的总体解决方案”之一，因而被列入“人文主义”的流派；然而，在北伐以及随后模仿梭罗和库珀的文学实践中，这种“人道主义”品质很快消失，转而转向更为纯粹的审美趣味。

邱廷杰博士的报告《重探五四美育：论陆沉美术文章与书籍的来源问题》主要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陆沉美术文章的来源材料，探讨了其跨文化性和影响力。五四美育运动的发起者。隐藏在其背后的世界。邱廷杰博士以陆沉的背景为介绍，分析了他在艺术教育方面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心理美学和西方艺术史的翻译和介绍。报告通过考察《艺术的基础》的来源展示了跨文化文本的复杂性，并将陆沉的思想源头追溯到德国美学家富尔贝。邱廷杰博士也希望以“跨文化”和“物质来源”为方法，帮助我们了解民国美育运动与世界美育潮流的互动与关联。

第四场论坛由香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助理教授魏燕主持。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欧阳凯斌博士发表《诗歌与哲学？玄学是鬼吗？ ——徐志摩的理想主义重访》，记者指出，徐志摩以五四浪漫主义的“诗哲学”传世，但学界仍缺乏对其哲学本质的深入分析和语境讨论。欧阳开彬博士主要运用跨文化词汇的方法，重点探讨了徐志摩关于“精神生命”的论述，涉及到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争论，并以沃以铿作为参考。揭示其理想主义和批判维度的跨文化语境、哲学内涵和讨论结构，不仅端正了徐志摩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诗哲学家”的名声，也注入了五四运动的公共性。第四次启蒙话语竞赛，也为重新解读徐志摩提供了线索。

随后，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系张宇副教授做了题为“媒体-鬼魂-声音：晚清民国电话小说的几个方面”的报告。张宇教授的这份报告是其著作《电话诉说心：二十世纪中国电信的情感史》的一部分，该书探讨了电话这一新媒介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与电信历史的交织。情感。 1877年电话（当时称“电话”）传入中国后，清末民国的报刊杂志上偶尔出现以电话为中心的虚构小说或短对话。尽管数量很少，但这种类型成为向公众介绍新技术以及如何感知它们的重要方式。鸳鸯蝴蝶派的两部电话短篇小说，即许卓岱的《无线电话》和包天笑的《言情小说：电话》是重要代表。张宇教授的报告不仅探讨了电话这一新媒介如何成为晚清民国多种文化元素交汇的平台，而且揭示了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

下午的第五场论坛由香港大学中国文化学院院长林培音教授主持。第一位演讲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明晨博士。报告题目为《欧亚旅行中的科学伦理：张子平对地球历史知识的翻译》。杨明臣博士的报告以张子平的地史翻译为中心，审视和梳理了其地史翻译背后的资源参考、跨国路径和跨文化意蕴。张子平翻译或改写的地球历史知识，不仅涉及19世纪末以来英、美、日、中三国之间的思想游历，其中的科学话语也参与了当时的社会革命进化论思想。当时从西方到东亚普遍流行。 ，与1920年代初期张子平小说中的爱情经历有着相同的思想历史语境。杨明臣博士的报告不仅旨在重新梳理张子平地史翻译的逻辑，也希望反思20世纪初的东亚如何连接“科学”和“爱情（小说）”两种现代经验。

紧接着，北京大学中文系彭一一博士作了题为《“他者”的新格局：萧红书信中的主体斗争与形象建构》的报告。报告试图在研究与阐释之间找到客观史实与审美批评之间的平衡。彭依依博士以《萧红书信》为中心，以《萧军编辑聚焦的二萧书信》为主体，辅以《鲁迅与二萧书信》及相关回忆。当代朋友们，来考察一下萧红书信在人物形象建构中的作用。报道指出，在《萧红书信》中，萧军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萧红的自述，而后续的注释则形成了空中的“主体之争”，由“消解-转移”模式完成：性别修辞层面消解了肖红的主体性，主体间性的错位导致主体性向肖军转移。这种现象将肖红作为“群体”的共生关系割裂开来。 《东北作家》，呈现了历史语境下女性作家边缘化的过程，揭示了说话主体的转变可以为信件的解读开辟新的可能性。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论坛由香港教育大学文学与文化系助理教授邹文禄主持。首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季建清发表了《“职业作家”的困境：沉从文早期的文学志向与城市经验》。报告考察了沉从文在1920年代北京文坛的发展和写作状况，分析“志向”与“事业”在沉从文身上形成了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与当时的北京文坛格格不入。时间。与特定的生态密切相关。记者认为，沉从文早期的创作心态和写作姿态与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文坛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文学的早期复制是如何依赖城市的，同时也受到潜在的限制。由城市。

随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助理教授刘东做了题为《飞来的税单》的报告，还原了中国作家老舍与美国文学经纪人戴维·劳埃德之间的文学交流。冷战初期。故事从老舍回国后突然收到的一张美国纳税通知书开始。刘东教授通过分析两人关于税收问题的讨论，追溯了该文件背后的形成过程。这个隐藏在档案中的税务丑闻反过来又可以被视为档案的真正原因。冷战时期日益紧张的文化交流氛围、法律政策困境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跨国友谊，也通过这次事件显露出它们模糊的轮廓，这也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历史感受。

最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作了题为《五四运动的回应：文社青年、南方文人与香港中文大学新文学课程》的报告。 ”。报告还原了香港中文大学新文学课程设立前后的舆论环境，以及设立该课程的具体过程。此外，记者还重点关注了当地文坛青年和南方文人在这起事件背后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一方面，国共内战结束后，香港教育蓬勃发展。中学生组织文学社团，参与文学创作，互相交流，用声音回应。他们中不少人进入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三所书院的中文系，以及后来合并的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方面，华南新文学作家姚克、李惠英则在中文大学任教。他们还利用学生舆论推动课程改革、开展研究项目，逐步确立新文学在高等院校的学术地位。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北京和香港相关领域的众多优秀青年学者，就“新文学的起源与流动”相关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正如季建清教授在闭幕式上指出的那样，与会学者的文学视野非常广阔。他们从晚清外国资源、美学、通俗文学、地质学等角度探讨新文学的“源头”和“流向”，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新文学研究方面非常丰富，为新的讨论提供了很多可能性、维度和视角。尽管北京和香港的学者关注点不同，思维方式也略有不同，但方法论上有很多共同点，对话空间也很丰富。他衷心期待今后继续举办京港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