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清末民初中国小说界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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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小说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创作实践上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一变革的发起者和关键人物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仁恭，二年开冰饮室老板等，广东新会人。他是1898年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他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界的革命”；二是创办报刊、翻译外国小说、创作新小说，全面推进“小说界革命”。通过这两次努力，他有力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新天地。

一。梁启超与“小说界的革命”

早在八九八运动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认识到小说在比较中外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开始把小说作为推动变法的重要手段。例如，康有为在他主编的《日本书目》卷十中谈到“幼童小说”时说：“启迪儿童的知识，引导他们走上正路，让他们快乐地喝酒、读书。”根本不是什么小说。”在第十四卷中，他感叹道：“太溪游龙的小说真有学问！” “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写小说！……六经不能教，就用小说教；正史不能收录，就用小说来解释；引文不能描述，就用小说来教。”用小说来描述，不能用法律法规来管制，就用小说来管制。”[1]这种认识立即得到了认可和推广。梁启超着。梁启超在《改革通论·论学前教育·说部书》[②]中认为，小说可以弘扬儒家思想，叙述历史事件，激发国耻，了解外情，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将小说列为幼儿园教科书。 1897年，他在为《蒙古学杂志》和《演艺报》撰写序言时，也指出“西方国家的教科书最流行，尤其是出版游戏小说的教科书。因此，日本的改革依靠的是力量”。民歌和小说，并被《没有一个人善于取悦男孩来引导愚人》[③]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受到外国思潮的影响。他深感，如果中国人民不觉醒，“改革”、“新政”就很难实施。因此，他认为“新民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要“新民”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报纸、期刊、小说来宣传舆论[④]。于是，他创办报刊，翻译欧美日小说，在理论上引进新观念，在实践上注入新血液，在小说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和上海创办《清异报》，并开设“政治小说”专栏，连载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古典之美》他翻译的《政治小说译印序》及其著作《政治小说译印序》旨在从政治小说入手，改变小说家的创作意识和小说创作内容。 1902年春，创办《新民丛报》，出版《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两部戏剧。他表达了创作小说、戏剧的目的是“振兴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人们从睡梦中醒来。”第14期报纸还刊登了即将出版“中国唯一的文学报纸《新小说》”的广告。1902年11月，《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出版。第一期，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大众治理的关系》、《《新中国的未来》序言》、《新小说》第1号等文章，明确提出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小说是民族的灵魂”，极力强调小说的政治启蒙功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纵观他发表的这些论文，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小说界的革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首先，关于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梁启超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从“新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一方面，通过将小说与其他文学体裁进行比较，他认识到小说“通俗易懂”、“有趣有趣”、“容易进入人”、“容易感动人”、“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主宰人性”[⑤]，所以它的读者群最广，最适合填充它，应该是开启人们智慧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国外对小说的推崇，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新派人士喜欢用小说宣扬政治思想的做法，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启发。我相信小说可以用来服务政治改革。 。

他说：“小说是对日本维新做出巨大贡献的小说之一。”[6]在各种题材的小说中，政治小说的作用最为突出。因此，他也说：“随着美、英、德、法、奥、意、日等政界的日益前进，政治小说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7] 为此，他不仅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美女历险记》和《古典之美》，将其作为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典范，还亲自创作《新中国的未来》，“只为表达政治观点”[⑧]。

既然小说可以用来表达政见、服务政治改革，那么小说也可以用来传播新道德、新宗教、新风俗、新学艺，最终发挥改造人心、人格的作用。因此，他在《论小说与群体治理的关系》中也畅所欲言：“欲革新一国之民，必先革新该国的小说。因此，欲革新道德，如果你想要新的政治，你必须更新小说；如果你想要新的政治，你必须更新小说；如果你想要新的政治，你必须更新小说；如果你想要新的政治，你必须更新小说；如果你想要新的政治，你必须更新小说。需要新的小说；即使要更新人心、更新人性，也必须更新小说。”他在文章最后呼吁：“今天要完善群众治理，必须从小说界的革命开始；要革新人，必须从新小说开始。”由此可见，小说的社会功能被夸大到了极点。

至于为什么要对小说进行创新？在梁启超看来，这是因为旧小说存在严重问题，无法履行“新人”的使命。早在《变法共议》中，他就指出旧小说中“教贼奸夫同，故天下风俗，唯鱼死于此方可知”[⑨]。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再次批评旧小说“讲英雄好比策划《水浒》，讲道男女好比《红楼》武侠。”向上，教学有两端，偷盗和奸淫。”发表《论小说与群众治理的关系》，他甚至将旧小说视为“中国群众治理腐败的总根源”。这显然是一种夸大和不实的说法。然而，他们所鼓吹的“小说界的革命”只能通过片面夸大旧小说的不良社会影响来实现。后来他自己也这样说：“平心而论，二十年前思想界的幽静和低迷，如果不采取这种鲁莽、博大的手段，是不可能开创新局面的。” [⑩]

事实上，梁启超的做法在当时“封闭压抑”的思想界确实具有启蒙的社会效果。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和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被大多数人认识到。小说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由原来的粗俗琐碎、低端技巧转变而来。 ，成为“文学第一”。

从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在人民智慧被打开、改革和壮大的情况下，小说如此强调政治功利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为了扭转千百年来普遍被轻视的传统小说观，也是为了提升作家的社会地位。责任感使他们能够以认真的态度从事小说创作，更加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这也是相当积极的。但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功能，很容易使小说沦为政治附庸和宣传工具，导致文体独立性丧失、艺术感染力减弱。其结果是，小说无法有效发挥其改善社会政治的作用。 。例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的未来》就是一个以政治代替艺术性的典型例子，导致小说失去了艺术感染力（下面详细讨论）。

其次，关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虽然梁启超一再强调小说要为社会政治进步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欣赏小说的艺术性。事实上，他之所以选择小说作为改善社会政治的工具，正是因为他看到“小说具有不可思议的主宰人性的力量”。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言》中指出，小说的受欢迎是由于“普通人的情感，不畏严肃而喜幽默”。后来，经过深入思考，他在《论小说与群体治理的关系》中进一步指出，简单地解释人们的“小说瘾”是基于“小说的简单易懂，故事的欢乐和乐趣”。 ”就是“还有事情未完成”。于是，他从分析读者的接受心理入手，揭开了其中的秘密。他认为：“凡人的本性往往不能满足于现状”。在读书的领域里，常常会有一些你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你也因为习惯了而没有注意到。是悲是喜，是怨是怒，是爱是恐惧，是忧是羞，常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想描述它的感受，但我的心无法描述它，我的嘴无法表达它，我的笔无法自传。”而小说恰恰可以弥补读者的这两个缺点。“小说家常常引导人们去其他的境界旅行。 ，并改变他们不断接触和感受的氛围。”小说还可以“解释、彻底、彻底地揭露人们习以为常的难以言状的情况。”也就是说，小说不仅可以表达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又满足了人们认识和再现生活的需要，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此基础上，他将小说分为“理想小说”和“现实小说”两类。

无论是“理想”小说还是“现实”小说，它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它具有四种“主宰人性”的艺术诉求：一是“烟”、“烟”，如“烟”。入云烟而被其烤，如近墨红而被其染。”也就是说，小说可以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影响；二是“沉浸”，“浸入其中”，“那些进入其中并参与其中的人”，即小说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第三个是“刺”，意思是“刺激的意思”，“刺的力量是使触角突然觉醒”，“可以使读者突然感觉到”“瞬间让人突然产生异样的感觉”并且无法控制自己”；四是“升”，“升的力量由内而出”，即读者进入忘我的状态，冒充主角，从而导致思想情感的升华。 。

梁启超对小说艺术感染力的具体阐释虽然未必准确，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说感人至深的一些奥秘，在当时受到高度评价。而利用小说的艺术影响力来笼络人心、改造社会，才是梁启超的最终目的。经过他的倡导，这已成为许多新小说家自觉的创作追求。

二。梁启超的小说创作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倡导“小说界的革命”，而且带头以身作则，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的未来》[11]。他在《中国唯一的文学期刊《新小说》》中指出，所谓“政治小说”是“作者揭示政治思想的一种方式，论点主要立足于中国，事实都是事实”。基于幻想。” [12]这实际上是对《新中国的未来》创作目的的阐释。而且，他还提前大肆宣传《新中国的未来》的剧情梗概：

它的建立之前是南方一个省的独立。该国的英雄们共同努力，帮助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一个宪政和完整的政府，并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平等的贸易与和平条约。几年后，各省纷纷响应，组建了四、五个独立的共和政府。众英雄疲惫不堪，合并成联邦共和国。东部三省也转为君主立宪制，并很快加入联邦。全民族齐心协力，发展国家，文学繁荣，国力举世无双。他谋求在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上与俄罗斯开战，并利用外交手段联合英、美、日三国击败俄军。也有仁人志士利用个人资历，暗中帮助俄罗斯虚无党推翻其独裁政府。最后，由于英、美、荷三国对黄种人的殖民虐待，差点引发种族战争。欧美国家合谋算计我们，黄国联手应对。中国是主要盟友，与日本、非洲等国家合作加强彼此军备。战争即将爆发，匈牙利人介入调解，事情才得到解决。在中国首都召开了万国和平会议，由中国总理担任议长，商定了黄种人和白人之间平等权利和相互友好的各项条款，本书也结束了。

从这个介绍中，不难看出小说的庞大规模和气势。遗憾的是，作者只完成了小说的前五章，发表在《新小说》第1、2、3、7期的“政治小说”栏目中。这五章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1962年，庆祝建校50周年。孔子后裔、教育局局长孔觉民在上海世博会上发表演讲，追溯1902年以来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史。但除了改革爱国人士黄克强和李去病从欧洲留学归来，围绕革命和改革进行辩论，并联系同志。

尽管有这样的缺点，《新中国的未来》“是中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作品，是‘新小说’的第一部作品。它不仅体现了新小说的不成熟和不足，而且体现了新小说作者自觉的求新意识和探索勇气”[13]。

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对中国政治变迁方向的探索。在小说的“引言”中，作者宣称：“这部作品是专门为了表达政治观点而编写的，不愧为一位爱国开明的君子。”那么，他在小说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呢？我们先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开始吧。

小说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叫黄克强，一个叫李去病。前者主张君主立宪制，后者主张法国式革命，引发激烈争论。事实上，这两个数字分别代表了当时国内两种不同的改革思潮和梁启超思想中并存的两个方面。 1898年政变后，梁启超除了固有的改革思想外，还产生了暴力革命的倾向。因此，李黄之争只是他内心思想斗争的外在表现。黄主张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只能效仿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并逐步实施；李主张革命，强调“毁灭”是进化的必然阶段，并以黄最羡慕的英国和日本为例。在解释所谓“不流血革命”时，“其实那里没有流血，只是比法国少了几滴”。争论结束时，李承认黄说的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想法，认为“今天也许不能革命，但也有必要谈革命”。因此，究竟是革命还是改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从根本上说，梁启超的所谓“革命”与当时孙中山等革命家所主张的“革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例如，革命派代表冯子仪在评论《新中国的未来》时就尖锐地指出：“任先生虽然利用小说中的人物来发泄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却被称为激进的讨论”。但他还是夸赞了光绪圣明（也是假借李渠的话），可谓是自相矛盾，我们不能被它忽悠了。 [14] 也就是说，梁启超的所谓“革命”并没有超出改良派的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李、黄都痛切地感到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自治习惯和民族观念，迫切需要改造人的品格和道德，否则就没有希望。这一点对于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国民性改造无疑是有启发的。

梁启在小说文体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尝试。他在小说的“引言”中说：“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讨论国家大事，你的风格必须与普通人稍有不同。”那么，“不同”在哪里呢？他明确指出：“汇编常常包含许多法律、法规、讲话、论文等，汇编充满了文件。”因为小说里包含了太多不符合小说风格的东西，结果就是“似是说却根本没说”。这本书似是史论而不是史论，似是议论而不是评论，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例如小说的第二章中第三章记录了宪政党的党章和执政条例的简要朗诵；第四章记录了黄克强与李去病的长篇辩论；美国旧金山报纸记录 出版《满洲归客谈》一文已全部翻译完毕，在第五章中还列入了一大堆同志名单，这样就打破了小说以杂糅的形式自成体系的格局。流派。

这样做自然是为了向读者灌输他对政治变革的新见解和知识。但它的作用是什么？连他自己都知道，这样写“无趣，也达不到读者的期望”； “有人不爱谈政治，所以没办法打翻瓶子”[15]。换句话说，他的小说主要是为“政论家”而写的。但这样看来，小说对于开启人们智慧的作用是有限的。他自己曾说过：“小说的主要目的是感动人，如果用书来表达刻板印象，即使你有很好的名言，让人感到疲倦和困倦，它为什么有价值呢？” [16] 不幸的是，他仍然明知故犯。 。而当时在其影响下创作的一些政治小说也常常存在这个缺点。 1904年，于佩兰在《女狱花记》中说：“近代小说可谓思想先进，但论据多，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为文人所鄙视。” [17]这也是利用小说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必然结果。

梁启超不仅在小说风格上有所突破，而且在小说的叙事方法上也进行了创新。 《新中国的未来》写的是“未来”，但它是基于假设的“未来”，回顾了1902年以来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历史。这种开头的倒叙手法在老小说中是看不到的，但主要灵感来自《雪中梅》等日本小说。 《雪中梅花》以日本国会成立150周年庆典为契机。两位老人赞叹日本国力强大，进而反思过去、反省过去，引发对日本历史的回顾。当然，梁启超采用倒叙的主要原因是：“从今天开始，情势很容易涉及颓废，不足以形容全书。这次，作为六十年后的人，六十年，从头说起世界的演变，虽然只有一千字，但场景却比欧美大很多倍。”也就是说，用倒叙的方式。第一次演出新中国无比强大的场面和万国的祝贺，可以鼓舞人心，也可以鼓舞全书”。读完此文，读者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旧中国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大的？这会产生阅读以仔细观察的欲望。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样写也可以用一幅美好的未来图画来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改革事业中来。因此，《新中国的未来》采用的倒叙结构，既是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的尝试，弥补了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缺陷，又产生了更好的叙事效果，具有审美价值和实用性。不容忽视。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作者的构想，《新中国的未来》所写的内容主要以广东为背景。在《引言》中，作者特别指出：“此为广东编撰，有特别详细内容，并非广东个人。……古二儿，我是广东人，广东的事我很了解，我会系统地解释一下，可以少一些嘲笑，所以语言和地方自治之类的东西都倾向于这一点，因此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粤语出身的，这也是。案件。”比如小说中的主角黄克强和李去病就是同一个人。广东话。作者拟写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到广东独立自治，再到各省的成功，直至1912年国民议会成立，实现共和，国家名称为“大中华民主共和国”。他的预测准确度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书中的重要人物“黄克强”，本意是“炎黄子孙自强不息”，没想到也恰好是后来的辛亥英雄黄兴的名字。黄字是“克强”。后来，梁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今天的事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与革命伟人的姓氏重合，如果预言属实，岂不奇怪！” [18] 事实上，这并不是唯一已实现的事情。例如，小说开头所描绘的“上海世博会”在一百年后将成为梦想成真。这也赋予了《新中国的未来》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地域政治文化色彩，体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远见。

综上所述，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的革命”及其小说创作实践，使他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先驱者的重要作用。他不仅是晚清小说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小说理论的奠基人，也是晚清小说的开拓者。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如吴建仁所说：“我受到丈夫尹丙子的《小说与集团治理的关系》这句话的启发，其中主张改革小说。几年之内，我国新作品和新译小说的数量已超千牛万楼，如日出无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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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设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③梁启超：《《蒙古学志》与《演义志》合述，《隐兵士文集编纂》，第161页。

④梁启超：《新民论》，《隐兵士文集》，第547页。

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体治理的关系》，陈平原、夏晓红：《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3页。

⑥梁启超：《冰饮间闲书（一）》，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3页。

⑦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2页。

⑧梁启超：《《新中国的未来》导论》，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7页。

⑨ 梁启超：《改革通论·论幼儿教育》，《尹丙士文集》，第53页。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11]梁启超：《新中国的未来》，《隐兵士文集》卷六，页3867-3910。

[12]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4页。

[13]夏晓红：《觉醒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之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页。

[14]冯子友：《加入国民党前的胡汉民》，《革命史》第一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6页。

[15]梁启超：《《新中国的未来》导论》，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8页。

[16]梁启超：《新小说》第1期，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9页。

[17]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21页。

[18]梁启超：《我对演说界过去与未来的看法》，《兵兵士集评》，第2761页。

[19]吴建仁：《《月月小说》序》，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