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的文学主张-主张今文学派的是-现代文学史上京派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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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虚》五则是散文集《烛虚》第一辑里的五篇散文。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于 1939 - 1940 年集中发表了这些随想之作。这些作品体现了此时期沈从文的思想与情感。《烛虚》五则展现出了沈从文思想的深度与复杂性，同时也暗示了他所受到的诸多影响。浪漫主义思想得以发展，“人的文学”不断深入，对自然和神性充满崇尚，对政府、民族、人类进行批判，这些纷繁的思考相互融合，赋予了沈从文内涵丰富的独特性。他虽自称“最后一个浪漫派”，然而由于这种复杂性所带来的独特性，实际上他的“浪漫”并未形成“派”。《烛虚》的解读有多种，鉴赏者对于《烛虚》题目的理解各不相同。金不换在其卫道文章《“烛虚”和“虚烛”》中给出了一种解法，即“烛虚”的解释应当是“烛”出其“虚”，并给予“虚”以“光明”。沈从文的《烛虚》被视为“人的文学”，它与浪漫派相关，但冯超强的“浪漫”并未形成“派”。沈从文凭借自己的思想之“烛”，将社会之“虚”和人类之“虚”照出。正如他所言：“察明人类的狂妄和愚昧，这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同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情况下，可以将其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方面，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3]《烛虚》五则内涵丰富。从内容方面来看，可分为女子教育（一、二则）、社会禁制（三则）、懒惰现象（四则）以及自我陈情（五则）这四部分。这是沈从文对“虚”处的一种烛照。然而，每一部分又都是诸多复杂思想与论述的融合表达。从中能够概括出另外四种分类，分别是浪漫派思想、“人的文学”之深入、对非“人”的抵制以及概念误读。

虽然有这样的划分，但是这四个方面是相互交织且相互影响的，它们共同构成了 1940 年沈从文思想的重要部分。在《烛虚》五则里，沈从文秉持着城市与乡村相对立、普通人与上等人相对立的观点，并且持续对城市生活以及上等贵人进行讽刺和批判。比如在论及女子教育时，要区分“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他的笔落之处都带有嘲讽意味，像“在上层社会妇女中，这种表示退化现象的类型格外显著且触目”，还有“她仅仅明白自己是一个‘上等人’，一个‘阔人’，也就只是这样而已”；而对于人应当怎样，沈从文认为“人当然应该像个生物”。手足勤劳贴近土地。[6] 这体现了他“乡下人”的创作立场，也是其所属文学思潮派系“京派”的文学主张。在文学思想派系方面，沈从文既被归入浪漫派，又被归入京派，且这二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完美融合，有时甚至有重合表现。他从京派创作思想出发，关注人生，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强调艺术应具备独立品格，重视技巧，鼓励风格的多样化，对后进予以奖掖，坚持批评自由。同时，在创作内容方面，他选择了乡土文学。在浪漫主义思潮之中，沈从文因社会形势发生变化而走上了边缘化之路。30 年代的田园牧歌型浪漫主义思潮逐渐向中国传统的佛道文化靠拢，这是因为浪漫主义当时力量单薄，处境不佳，然而这种靠拢反过来又让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变得更加软弱无力。

佛家追求出世，道家崇尚柔静。从人生哲学角度来看，这两者在柔韧方面较为充足，而在刚烈方面则有所欠缺。所以，体现佛道精神的田园浪漫主义，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虽然留下了许多能够展现人性与美的优秀作品，然而却无法以一种积极迎接挑战的姿态，形成一个能够对整个时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选择了放弃和妥协。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沈从文给予自然神性以及完满的审美价值。他认为自然既极为博大，又极为残忍，能够战胜一切并孕育众生。无论是蝼蚁蚍蜉，还是伟人巨匠，都一样在自然的怀抱中，与自然一同存在、一同变化。自然在沈从文的心中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与自然相对比，就能看到“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自然能给他带来感觉上的清静，也能给他带来思想上的安抚。自然的完满引导他走向对绝对理想的追求，比如在女子教育上，要求“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11]；在需要安静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