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声乐之母周小燕：与导演张骏祥的爱情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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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燕是中国声乐发展史的见证者。她为中国声乐事业培养了几代骨干力量。 3月4日凌晨0时32分，99岁的周小燕因病在上海去世。她的告别仪式于3月10日举行。

本文回顾了周小燕（1917-2016）与导演张俊祥（1910-1996）之间的爱情故事。原创发表于《档案春秋》杂志，经“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许可转载。

文艺界有一种说法，是周总理做媒，帮助电影才俊张俊祥和“中华莺”周小燕结识了秦晋之友。周小燕表示，总理和邓姐非常关心这群年轻艺术家。这是真实的。然而，总理并没有充当他们的媒人，而是在他亲自批准的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中埋下了他们爱情的种子……

1951年9月，新中国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代表团的组建，并仔细审阅了每位成员的讲话和展出的每一张图片。 ，并要求全体成员在行前集中学习一个月。

该团阵容可谓“空前”、“豪华”。该小组的组长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西林。成员中有郑振铎、李一猛、刘白宇、陈汉生、钱伟长、季羡林、常书鸿、冯友兰、吴作人、张俊祥、倪飞军、周小燕等。可以说，本次文化代表团几乎浓缩了当时中国文化圈的精华。

对于归国导演张俊祥来说，这是他1939年从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毕业后第一次出国，这次旅行的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 1951年9月直到次年春天他才回来。他在国外度过了国庆节、生日和新年。但也正是因为这么长的时间，才为张俊翔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以及未来的终生伴侣提供了条件……

张俊祥年轻时

孟买连接

从广州到孟买的船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1951年，当百事可乐坐等成功时，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都在各自的领域肩负着重任。现在他们有很多时间欣赏海景。放松心情。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变化的不仅仅是海水的颜色，还有时间的流逝，从日出时的涌水到日落时的余辉。对于张俊翔来说，在船上的日子也让他有更多的机会认识周小燕，对她的喜爱之情油然而生。当然，这一切都必须自然发生。

对于周小燕来说，爱情的到来可能要慢一些。这位把音乐看得高于一切的留法女歌手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她对于婚姻并不着急。多年的留学经历，让她对待异性真诚大方，热情奔放。

周小燕年轻时

虽然代表团成员大部分都有美国或欧洲留学经历，但没有一人去过南亚。尽管季羡林精通梵文，熟悉印度文化，但他从未去过他研究的国家。印度古老的文化让他们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印方给予代表团高度礼遇。尼赫鲁总理接见代表团，其女儿、后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陪同。

尽管主办方的安排让代表团无法接触底层民众，但他们仍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巨大贫富差距。代表团入住的是某国当地国王的宫殿，其奢华程度令人震惊。相比之下，代表团偶尔会看到土地龟裂、水贵如油的农村，“贱民”或“贱民”更是可怜。周小燕看到有人惊慌地从她身边跑开，问道：“我这才意识到，这是‘贱民’的紧急‘回避’。”

这些场景让代表团成员更加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因为祖国人民已经“解放了自己”、“成为了自己国家的主人”。

代表团不承担实质性外事任务。他们最大的使命就是走访、传递友谊。张俊祥和周小燕第一次骑大象。他们没想到，几个月后，同组的吴作人送来了一幅《双象图》作为结婚礼物。

张俊祥和周小燕在孟买之行首次骑大象

对于喜欢拍照的周小燕来说，她对张俊翔的技术水平非常满意。虽然当时只有黑白胶卷，但照片的背景、构图、光影、表情都很到位，这让他们的关系进一步加深。

终于，在泰姬陵沐浴在皎洁月光的那一刻，张俊祥大胆地向周小燕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这样的景色和气氛，如仙境般令人陶醉，无法抗拒。许多年后，他们回忆起那一刻，仍然深深感激成为“月下老人”的泰姬陵。

之后在缅甸，两人亲密合影，宛如情侣。同组的长老们已经察觉到了端倪，纷纷为之高兴。但即便是在恋爱中，张俊翔依然没有改变自己认真的习惯。一次宴会上，周小燕高兴得忘记了当地的规矩，同时用双手。用左手拿食物是一种禁忌。张君香急了，连连暗示，周小燕却全然不知。事后，张俊祥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她。一过。

为期半年的旅行于次年春天结束。对于张俊翔来说，这么长时间的“下班”可能是除了“文革”期间停职、失业之外的唯一一次，而他的收获也不仅仅是写剧本或者导演。一场戏比一生的幸福更珍贵。

温馨的家庭

回国后，周小燕向父母“报到”，得到了他们的祝福，两人开始谈婚论嫁。张俊祥说想买一对戒指，但周小燕觉得太俗气了。张俊祥开玩笑道：“你就不怕我以后让你失望吗？”周小燕也不示弱，表示她不怕。两人登记后，只拍了一张婚纱照。照片中，其中一人身穿中山装，另一人身穿列宁装（也称“人民装”）。

婚礼日期定在1952年5月5日。婚礼很简单。他们只是借用了周小燕的舅舅、名医董方忠的家，举办了一场婚宴，并邀请了几位嘉宾，其中包括新郎见证人夏燕、新娘见证人贺绿汀、董方忠的好朋友、副市长潘汉年，而几名亲属以及双方的父母均没有出席。具体事务由上海电影节行政部主任陆以豪负责。

结婚后，张俊祥对周小燕感慨地说：“可惜认识你太晚了。”这不仅是一句“情人的呢喃”，更是他的真心话。张俊祥早年与白杨有过一段恋情。白杨的美貌和名声、抗战的恶劣环境、不断的抑郁，或许都是促成他们婚姻的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在性格、文化、兴趣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凸显。这与文艺界许多因观念转变、喜新厌旧而破裂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张俊祥对周小燕的“一见钟情”，也是他长期择偶标准的最终实现。

除了对彼此的经历、才华、气质的欣赏之外，两人的性格互补也是两人结合的重要原因。周小燕的活泼、直爽、胸无大志，与张俊翔的严谨、认真形成了完美的对比。这种反差并不是他们爱情的障碍，反而是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

张俊祥和周小燕在北京，摄于20世纪50年代

1938年，周小燕漂洋过海来到巴黎求学。她曾在巴黎师范音乐学院等学校学习声乐，师从奇尔平等名师。德国入侵后，周小燕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学业，歌唱艺术水平突飞猛进。

战后，她在法国、英国、德国、瑞士、捷克、波兰等国举办个人音乐会，被誉为“中国的莺”。原本打算去美国演出，但周小燕却急于回国。几经周折，1947年她回到上海，随即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举办演唱会，受到热烈欢迎。她甚至还去大学给老师和学生唱歌，没有报酬。交大学生会送给她一块横幅，上面写着“在潮湿的天空中歌唱”。有的横幅上绣着“从黑夜唱到黎明”的字样。有人说这是左派学生的事。儿子，她很珍惜这些横幅。

听着周小燕讲述自己的过去，张俊翔更加高兴能找到这样一个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伙伴。他们都曾留学西方，经历过祖国的苦难，亲眼目睹了民族的重生。此时，他们都为自己能够跟随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做出贡献而感到欣慰。

张俊祥和周小燕，摄于20世纪50年代

婚后不久，他们搬进了复兴西路44弄的一套公寓，也是陈白尘先生原来的住所。搬进新家后，周小燕的妈妈董艳良知道女儿不擅长做家务，便请陪伴自己多年的钱妈妈照顾女儿和女婿。

婚后的日子是甜蜜又平淡的。他们俩都是忙碌的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彼此分开的时间却越来越多。有时他们几个月都见不到面。这主要是因为张俊祥离家在外地居住。不过，周小燕并没有抱怨。有人问她两人近况如何。不管吵不吵，她回答：“不会，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没有吵架的机会。”

结婚后，张俊祥与周小燕育有一女张文、一子张奔。张文活泼，张文安静，给一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温暖和欢乐。外人眼中不苟言笑的张俊祥，与孩子们在一起时是一位慈爱的好父亲和好朋友。

周小燕和童年的张雯

有时候妈妈要在客厅给学生上课，爸爸就会关上门偷偷在卧室里陪两个孩子玩，或者一起看漫画，模仿画里滑稽有趣的样子，听故事。很高兴。一起在床上打滚打架。有时闹得太过分，钱奶奶会过来喊：“床快塌了。”

张俊祥爱孩子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和弄堂里的邻居经常来他们家看电视，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苏制“红宝石”牌电视机信号不佳，张俊祥担负起了“技术保障”的任务，不断调整两根铁丝做成的地球天线。屏幕上，孩子们对这个大朋友非常满意，对张文说：“你爸爸真好。”

四十多岁才生了孩子的张俊祥在孩子面前充分展现了他温柔温柔的一面。周小燕总是说：“他比我更珍贵。”

张俊祥、周小燕和童年的张奔

分散在各个方向

“文革”初期，当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正在读书、长大的时候，狱中的张俊祥虽然不确定，但他能猜到周小燕的情况不会比他的好很多。虽然小燕不再被贴上“走资派”的标签，但她出国的时间却更长了。她是否也会被扣上“外国间谍”的帽子？如果她也被隔离不能回家，两个孩子怎么办？每每想起这些，张俊祥就觉得很煎熬。

在家里，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周小燕也被隔离和审查。抗战时期她从未去过重庆，被莫名其妙地指责为“重庆黑线特务”。不过，她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除了接受批评，她还受到监督。劳动。当时，她和张俊祥的工资早已被停发，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全部交给了管教人员，没有留下孩子的生活费。儿子张本后来回忆起那些年，仍然深深感受到保姆钱婆婆的善良和慈善。她没有从雇主那里拿任何工资，而是自己出钱抚养雇主的孩子。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全家人都在杭州

中共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首先，周小燕于1969年10月解除隔离，到梅陇上班。 “五七干部学校”成立后不久，她就转到奉贤干部学校。不久前，张俊祥从“青少年教育学院”出来，来到了干校。

据周小燕后来回忆，那天她正在干校上班。有人告诉她，有人在学校门口找她。当她走到门口时，看到“一位头发花白、弯着腰、背着一个旧包的老人”。仔细一看，她才认出了离开的人。结婚两年的老公。两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却让张俊翔看上去老了十岁以上。这时，女儿已经去了黑龙江，儿子还没有中学毕业。女儿临行前，终于获准见到父亲。按照惩教人员的要求，孩子们在会面时要求父亲“不要再固执了”。张俊祥沉默不语，只流着泪，最后说道：“我对不起你。”

“文革”后全家福

一家人分散在四面八方，而他和周小燕却都在奉贤的海滩上。他们的住处和工作地点仅隔一条河，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但有规定不准出入。我们在食堂见面时，周小燕总是漫不经心地走过来和丈夫说话，而张俊祥则小心翼翼、沉默寡言。事实上，在与妻子短暂接触后，看到她乐观开朗的样子，我感到很高兴。

当时，张俊祥被分配去养猪，周小燕则被分配去养鸡。干校同事戏称他们为“猪男”、“鸡女”，自己也觉得好笑。 “文革”后，周小燕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评价这段生活：“它教会了我很多知识，比如养鸡。”

互相帮助

张俊翔在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读书时的照片

1979年，张俊祥任上海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艺术委员会主任。 1978年再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也标志着他政治地位的恢复。周小燕此时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并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就像文革之前一样，夫妻俩经常同时出门在外，要么出国，要么到京城开会。不忙的时候，张俊祥最关心的就是两个孩子的未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叹了口气。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不能干涉两个孩子的未来”。

此时，女儿已返回上海，儿子仍在公交公司当司机。虽然他们都在身边，但孩子的学业却被“文革”耽误了，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父母们都在担心自己的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如何组建家庭、开创事业。后来，张文有机会去了美国，考上了那里的大学。很多年后，周小燕还记得女儿长途旅行时张俊祥的不舍和担心。他抱怨孩子一个人跑这么远，途中还要转机，而且身上没带美元。直到女儿打电话说已经安全抵达，他才松了口气。 。几年后，儿子张本也前往美国学习计算机。

张俊祥和周小燕的晚年

1979年12月，文化部下达调令，任命张俊祥为文化电影局副局长。他在同时任命的五名副局长中排名第一，仍担任上海局局长。在北京两年多的时间里，张俊祥多次要求回上海工作，但均未获同意。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不禁感叹：“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没有理由被关在北京，但有时我也无法把事情说清楚。”工作上他也“忙得不可开交”，超负荷的脑力劳动压垮了这位70多岁的老人。到了1982年上半年，文化部、国家文化部领导班子电影局做出调整，张俊祥解除了副局长职务，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了。

晚年的张俊祥饱受疾病困扰，但他常常以幽默的方式应对。有一次，陈丽婷、唐晓丹、徐素玲等几位同龄的属狗老人与他聚会。有人发现张俊祥耳朵不好，却能听清楚陈丽婷妻子毛银芬的话。对此，张俊祥解释道：“女人的声音音调高，容易听清楚。”毛音芬开玩笑说：“那你最能听到你花腔女高音的声音了。”张回答：“不，我可以。我很无聊。”在场的白华问张为什么不使用助听器。张回答：“他说话的时候回声会被吸进助听器里，所以听不清楚。”当被问及“这是立体声”时。 “你听不到别人说什么吗？”张回答：“我可以假装听到。”

张俊祥和周小燕的晚年

墙上的画是吴作人结婚时赠送的《双象图》。

张军翔退休了，但周小燕仍然很忙。 1988年，她筹建周小燕歌剧中心。张俊祥怕她情绪失控，身体承受不住，但他又不得不帮她，给了她很多主意。 。

周小燕工作的时候，她比自己还要绝望。当她忙碌的时候，她会丢东西，包括包、眼镜、围巾。张俊祥多次称其为“散花女神”、“漏斗头”。 “马达哈遥不可及。”抱怨中既有乐趣，也有理解。

他的妻子经常在家上课。张俊祥告诉人们，他的客厅经常“宾客满堂”、“鬼神哭声”，但他从不反对。他只是关上了中间的门，呆在里面的小房间里。有时候根本不需要关掉，因为因为耳聋，“反正也听不见”。

但病魔最终还是战胜了张俊祥。 1993年，他因低血压再次晕倒，被送往医院抢救。他一直留在医院直到去世。他不习惯住院，盼望早日回家。当他还有力气走路的时候，他就会走到窗前，呆呆地看着外面的世界，一动不动，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张俊祥和周小燕的晚年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小燕早上去上课，下午带着家里做的饭菜去医院，晚上步行回来。每次分别时，张俊祥都会亲吻妻子的手。

1995年至1996年，夏彦和陈黄梅先后去世，家人都没有告诉他这个消息。事实上，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阵发性昏迷，有时甚至都认不出自己的亲人了。然而，令周小燕惊讶和难过的是，有一次张俊祥竟然对她说：“你迟到了，刚才。”白求恩来了。”

当他醒着的时候，他会盯着妻子许久，嘴唇动着，低下头就能听清楚他的话：“我走了，你要做什么？”

1996年11月14日，张俊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陪伴了他四十多年的爱人，再也不能陪伴周小燕了……

（作者为原上海电影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原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