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寻找杀马特教主，揭秘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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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ID：）| 来源

胡文文 | 作者

孟夏|编辑

（摄影：胡文文）

李一凡下了车，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这个距离深圳市中心55公里，距离惠州边境稍远的村子，虽然周围工厂林立，却异常冷清。下午三点，路两边的小店铺空无一人，大门紧闭，不见一个人影。如果这是电影场景，此刻一片枯黄的叶子滚过。

但李一凡来这里，不是为拍电影，他是想拍一部纪录片，为此，他找到了一个被称为“沙马特领袖”的人。

说到十几年前冒出来、一度红极一时的团体，大家或许对她们还有点印象：夸张华丽的发型、浓重的眼线唇妆、花哨浮夸的服饰……她们的影响力从线上到线下，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也招来了无数的吐槽。后来，她们遭到各界“精英”和“主流群体”的嘲讽和攻击，论坛账号被封禁，染过色的头发被当街烧掉，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如今，她们偶尔在短视频中露面，引来好奇的目光，但声势已大不如前。

曾率领20万“沙马特军团”的少年

在四川美术学院任教的李一凡，第一次听说“沙马特”是在2012年左右。朋友给他看了手机里几张沙马特少年时期的照片，语气有些嘲讽。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就是一群“地球朋克”和“乡村视觉系”，反正他们哪一种都没学好，结果就是长得怪怪的。

但李一凡的反应是，这样一个没有经过精英文化规训的群体的实践，可以说是先锋的，也呼应了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反景观社会”，值得研究。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过度解读了“沙马特”这个词。但当时的李一凡很兴奋，开始到处寻找沙马特。“沙马特有自己的标准，随便染两根头发不算，造型要夸张，色彩要鲜艳，浓妆要浓抹，要戴各种饰品。”虽然目标很明确，但李一凡几年都没能有所成就，直到罗福星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被称为“沙马特教主”的广东梅州95后小伙罗福兴，据说是最早“推广”这种夸张发型的人之一。

2006年，罗福兴在村里读六年级时，在网上看到欧美、日韩的“非主流”造型，很感兴趣。但当时只有“非主流”的人把头发染成黄色，他觉得太土气，于是就改变了造型。他把头发染成了粉红色，然后去村口的理发店用啫喱水弄了十几个尖角，像《龙珠》里的悟空。他对这次改造很满意，拍照发到了网上，好友数量迅速增加。

当时，罗福兴对所谓的“视觉系”和“朋克文化”一无所知。当有网友评论他“时髦”时，他搜索对应的英文单词，弹出的是“smart”这个词，“聪明、漂亮、魅力四射……”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很吸引他。但罗福兴觉得读音不够霸气，便取了这个词的第一个音，创造了“”这个词，写在每一张自拍照上。从此，这个派系在世界上有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个名字。

随着QQ好友成倍增长，他所建立的“夏玛特”群也像病毒一样不断扩张，衍生出一个个小团体，后来形成了不同的“家族”，比如酷炫优雅的“视觉系”，走阴森鬼魅路线的“血魔系”。成员们都喜欢在网名和交流中使用“火星语”，因此外人很难搜索到他们。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学者王斌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曾分析：“沙马特的主体是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出生的农村农民工……除了分布在第二产业外，还集中在服务业中，比如发廊技师、餐厅服务员、快递员等……”。

李一凡也曾这样总结：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和农民工二、三代，很小就辍学外出打工，基本活跃在经济发达地区工厂林立的城乡结合部，与社会接触少，靠网络维系，但与玩豆瓣的外来人相比，他们与主流没什么关系。

罗福兴的成长轨迹也不例外。13岁那年，他无法继续学业，跟随父亲外出打工。流水线上的工作极其枯燥。“好像大家无法交流，偶尔说话又怕挨批评，工头惩罚我，我就干脆不说话了。”每天下班后，和QQ上的沙马特群成员聊天，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之一。

那些年，沙马特家族日渐壮大，罗福兴曾有一本小笔记本，上面记录了30多个沙马特群的密码，他估计，如果算上核心QQ群和群员管理的家族子群，他至少和全国20万“沙马特”青少年保持着联系。

这是一个松散但有凝聚力的团体，成员视彼此为兄弟姐妹。他们活跃于网络，也会在当地聚会。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轮滑和KTV。如果他们没钱，他们会结伴出去。去公园。

很多渴望成名的沙马特找到罗福兴，希望这位“领头人”能给他们引荐，于是罗福兴开始在QQ空间和微博上收费发帖，价格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他还打算以自己为原型写一本小说，写了一本叫《罗福兴的沙马特帝国》的小说，但在第1379字就戛然而止；他说自己还创办了一个专门用于沙马特交流的网站，付费的沙马特书也出现在排行榜上，但“没钱赚，又累”，所以很快就卖光了。

现实生活中，他们也被视为“低俗”“病态”文化的代表，一些沙马特甚至因此遭到殴打。李一凡在新闻中发现，昆明一名沙马特被路人抓住，烧掉了彩色头发。在各类“精英”和民众的围攻下，沙马特迅速没落，多个家族团体解散。罗福兴逐渐觉得自己的形象给工作带来了阻碍，还剪掉了长长的彩色头发。

2015年开始，快手上突然涌现出一批新的沙马特，媒体又开始对这位“领头人”产生兴趣，纷纷对他进行采访。李一凡直到2015年受邀去深圳，才开始关注他。有朋友问：“要不要我带你去见罗福兴？”

外表傲慢，内心谨慎

李一凡初次见到的“领头人”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霸道，罗福兴沉默寡言，身材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剪得很整齐，穿着低调，看上去跟任何一个小镇少年没什么两样。

虽然事先约好了，但罗福星却异常谨慎，并没有带李一凡等人去自己的住处，而是特意找了一家小旅馆订了房间，然后说自己只是想跟李一凡聊聊。

“他只是紧张，非常紧张。”李一凡并不意外，“他们受的伤太多了。”

随着谈话的深入，他意识到自己太过浪漫了。“其实，沙马特人根本没有对抗社会的意识。他们甚至无法保护自己。我完全是在一厢情愿地解读。那些人们在地方闹事、自嘲的视频，都是‘假杀手’为了吸引流量而制作的。”

李一凡原本以为，只要找到了“头目”，那么想要找到另外一只沙马特就很简单了，可是他又错了。

罗福兴虽然和核心QQ群成员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和其中大部分人都只是网友，从未见过面。经历了舆论的哗然，现在的沙马特对任何“非家人”都不太友好，警惕性极高，不会轻易和陌生人接触。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和我的学生不能进他们群了。他们有一套流程，进群必须先审核，管理员会看你的QQ空间，看你的头像，看你发的东西，都需要群员审核通过，他们认可你是真正的沙玛特后，才会允许你进官方群。如果你只是从网上下载图片冒充，很容易被识别，根本没办法。”

在这些沙马特成员的QQ相册里，李一凡看到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奇幻帝国。“如果不翻看旧照片，你根本想象不到，以前这些街道上，有上百名沙马特成员。”他们三五成群出现，发型五颜六色，密密麻麻，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厂区里。

他们靠着罗福星过去的号召力，一个个群里留言问问题，寻找愿意露面被拍照的沙马特，李一凡觉得，如果遇到罗福星这样的“自己人”，沙马特们的抵触情绪会相对小一些，但他们对别人有一种本能的不安全感。

“他想，你们是不是又要笑话我们了？我跟他们说我想拍纪录片，他们却不理解，很多人连电影院都没有进过，我只能说，我在拍一个长视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把人家冤枉你们的事情解释清楚。”

但他们的面试往往都是徒劳。有时他们约好了见面，驱车千里赶到，对方却不肯出来。“有一次我们去了深圳公明，说好下午两点见面，结果在镇上呆到了晚上十二点。五点多钟，他反复在电话里和对方沟通，对方就是不出来。他总想着最近在网上得罪了人，问你是不是被同城的人雇来给你打球了？”

一群看上去嚣张跋扈的青少年，现实生活中却如此谨小慎微，这让李一凡突然明白，他们为何一夜之间消失，“说白了，这些都是普通朴实的孩子，缺少父母的爱，缺少教育，甚至连在网上跟键盘侠辩论都很难赢，又如何与社会对抗呢？”

“无需押金”让流水线上的工人印象深刻

在和她们交流的时候，所谓的知识话语体系不起作用，李一凡想拍摄她们的工作环境，但进厂太难，就想搞个网络有奖竞赛，出1万元奖金，鼓励她们投递自己在流水线上工作的短视频，但反响平平。

“我让助理写了征集稿，写半天写不完。罗福兴看了看，说‘我来写吧’。然后就写了一个标题：‘不用押金！’第二句话：‘日赚千元不是梦！’一发出去，很快就火了。很多人来投稿，我们收费20元一张。后来就出现了中间商，低价收，高价卖。”

“无需押金”、“日赚数千元”在很多人眼里都是骗子的话，但对于在职的沙马特来说，这却是实实在在的痛点。他们要处理各种扣押金的规定。即使拍摄短视频可能根本不涉及押金，但这些口号仍然能迅速深入他们的内心。

就这样，李一凡收集了近千部短视频，他还弄到了400部手机，把那些短视频装进去，循环播放，构成了广东时代美术馆“意外之光”展览最重要的部分。

展览“李一凡：意外的光”，广东时代美术馆（2019.12.13-2020.2.16）。（摄影：胡文文）

两年间，李一凡带领团队去了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最终采访了六七十位沙马特少年。东莞石牌、汕头澄海等地仅存少量，河南也已绝迹，广西更是所剩无几，如今云南、贵州等地沙马特少年最多。

沙玛特之所以还有生存的空间，或许和当地文化的包容度有关，再加上在小工厂、小作坊密集的地方，老板对工人的形象要求没那么严格，所以还是能接纳一部分沙玛特员工的。

他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厂招人时，求职者都要抽血、体检，染过头发、打过耳洞的不招，甚至手指弯曲的也不招。人的头发染一次，进厂前必须洗净，只能在休息日玩。而且头发也不能再留那么长了，所以发型比以前小很多，算是压缩版。”

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心脏是米老鼠

“一旦你演奏，人们就会钦佩你。很多人都认识你，想和你一起演奏。我们喜欢成群结队地出去，在石排公园的草坪上拍照，去溜冰场，听音乐，跳舞，喝酒，心里什么都不想，只是开心。

工资高的工厂都是计件工资，所以要很辛苦。去年因为老板第二天要赶着出货，我连夜班，很累。有时候我不想去工厂，但是一想到以后，我如果想要更好的生活，就不得不去。姐姐回老家，看到女儿不认识她，只想要奶奶，就放声大哭。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过年见到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回来了，唯独我没有，想他们，偷偷哭了。

我跟哥们说，我玩够了，闹够了。以前我觉得自己最帅，每天都吹头发，现在剪头发，因为压力很大，怕跟不上社会。什么事都要操心。说到底，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

——韩雅洁（15岁外出打工，现工作于东莞市石排镇）

有些  风格已经回归“正常”，有些则依然坚持  风格，还有一些则妥协，戴上了色彩鲜艳的假发。

在李一凡看来，拍摄了那么多城乡故事，自己心里总有一种遗憾的感觉。

“我曾经想拍村里小学的照片，可惜当时学校拆迁了，孩子们都去别的地方上学了。回去后再翻看照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2007年，他还没有留守儿童的概念，直到接触到“沙马特”——一群出生于90、00后，2010年代接触城市的农村孩子，他才发现，这个空白被填补了。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0—17岁）数量为6102万人，占儿童总数的21.88%，比2005年增加了242万人。

“他们其实很纯真单纯，但也有被人反复伤害过的警惕，并不狡猾。有时候跟这些孩子聊完天，我很想抱抱他们，因为觉得好可怜他们。以前拍戏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李一凡自嘲一笑，“可能是我老了。”

韩亚杰是他在石牌镇采访过的昔日沙马特，如今的韩亚杰留着短短的头发，但身上却布满了彩色的纹身，​​露出小熊维尼般的傻傻的笑容，说话的声音也带着稚嫩的童音，看起来格外的亲切。

韩亚杰15岁开始外出打工，目前在广东东莞市石排镇工作。

“他就是典型的那种：左手有青龙，右手有白虎，心里装着米老鼠，明明还是个孩子，却装作是流氓。”李一凡见过不少这样的农民工，一上来就直接进厂。从此以后，每天下班就回宿舍玩手机，连市中心都再没去过。“前几天看到一个贵阳小孩和一个广东小孩吵架，说你们深圳的高楼大厦没有贵阳多。聊了好久，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离开过龙华厂区，连深圳都没去过。”

一名沙马特女孩告诉李一凡，除了买点卫生巾，她可以连续在工厂呆很多天。因为工厂提供吃住和工作。她有一次坐公交车回家，还被骗了。太乱了。

“来到这么陌生的城市，这些孩子都很害怕。有了莎玛特的发型和纹身，他们才能感到安全一点，至少不会被欺负。”李一凡回忆说，他们几乎每一次的采访都是晚上10点以后拍的，因为要等莎玛特下班。在这个连路灯都没有的荒凉小镇，荒凉的感觉难以言表。

工作的装配线。

“有孩子跟我说，工厂里的机器太吵，下班后要一两个小时耳鸣才会消。在这些地方，自杀、发泄都很常见。其实，沙马特成了一种心灵慰藉。他们从小缺少父母关爱，早早辍学离家。沙马特至少提供了归属感，以及寻求慰藉的地方。”

来自贵州的女孩英儿13岁就开始打工了。“在沙马特组里，我们都称兄道弟，有问题就直接找他们。失业了，有人给你介绍工作，有人给你送饭吃。没人说话的时候，我还可以和他们说话。跟我哥们儿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颖儿13岁外出打工，现在在贵州大方县拍视频、做直播。

云小帅14岁离家，现在在云南从事建筑业，曾留着一头紫色波浪发，“我只想要有人看着我，哪怕骂我，至少有一个人愿意跟着我吵。”

云小帅14岁离家，现在云南从事建筑行业。

“我们以前也犯过同样的错误，知识分子以为他们这样是在羞辱自己，但完全错了，他们真的觉得很好看。”李一凡想起一位来自昆明的小伙子，他说，为了把自己的发型完好无损地带回家乡，分享给大家看，他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连睡觉都不敢。来自广西的Lisa期待着以后能拍两套婚纱照，一套是“正常”的，可以给别人看。另一套是沙玛特风格，我当成珍宝收藏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陆男性比女性多3164万，有人口专家认为，在90后出生的男性中，五分之一的人找不到配偶，他们大多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城郊厂区的情况也类似：男工人很难找到女朋友，因为流水线上的女工普遍看不起同流水线上的男工人。

但沙马特就不一样了，她们的发型和穿搭越出彩，就越受女孩子欢迎。“我是到了石牌才知道沙马特的。”小辉是云南文山人，因为年龄不够，偷偷用了哥哥的身份证，一头高耸的厚刘海染成了红色，格外惹眼。“去滑冰场的时候，很多女孩子找我带她们，还有很多人找我做她们的男朋友，我都没答应，毕竟我家境不富裕，怕给她们带来麻烦，还是等有能力了再说吧……”

当李一凡第一次和沙马特们来到他们的“聚会地点”石牌公园时，他非常震惊，他从来没有想到，在一个城市边缘的工业区里，会聚集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人群。

“五一、国庆期间，至少有数万少数民族群众聚集在这里，载歌载舞，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少数民族工人因为没有其他时间庆祝自己的节日，只能在法定节假日庆祝。”在这样的环境中，沙马特人似乎并没有那么与众不同。他们会穿上最酷的衣服，梳着精心打理了几个小时的发型，像孔雀开屏一样在公园里走来走去，三五成群地聚会、聊天、自拍。

2018年10月1日，齐聚广东东莞石牌公园。（摄影：李一凡）

真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很孤立。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现在至少有人知道了。即使有人在背后说：你看那个人，他这么浮夸，但我却感到很自在。我觉得放飞自我才是真正的放飞自我。这并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哗众取宠。

后来我开始接触各种各样和我一样的人。聚会最多的时候有70多人。在那种环境中，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也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2014年之后，基本上大家都退出了。当我剪掉长发时，我感觉自己放弃了信仰。我感到空虚，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我的孩子一岁了，如果他以后还想打这个，我不会反对，我会让他变得更好。但是，怎么说呢，现在的我，没有以前那么有毅力了。”

——李雪松（15岁外出打工，现于云南洱源经营美发店）

2018年冬天，李一凡带领团队去了云南、贵州、广西百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行程七八千公里，走访了每户人家，看看早期沙马特的家是什么样的。“现在很多有名的沙马特都回到了家乡，因为那里生活成本低。有的在村里或附近的城镇工作，有的做直播。”

这些人面临一个大问题：“每天在网上都看到某明星年入千万、某二代创业一个亿、某网红月入百万的新闻……但一看自己的工资，那笔钱就不到3000元，他就觉得毫无意义，就算省吃俭用攒下来，也永远赶不上别人。但为了生存，他又不得不挣这些钱，于是，他就赶紧花光了，打游戏、烫头发、抽烟喝酒……”

很多人把沙马特和朋克、非主流相提并论，但背后的东西或许截然不同。朋克文化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原本是年轻人反对商业化和消费社会的一种思潮。在中国，很多突然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社会的孩子，并没有发展出反抗意识，相反，他们把看到的视觉符号当成消费品，依靠网吧里的一些廉价的东西、化纤服装、假发……为自己寻找一种寄托和慰藉。

“沙马特也许很有趣，但他们绝不会拿自己开玩笑。就算罗福星把头发剪了，我们还是认为他是沙马特。戴假发还是很有趣，但拿自己开玩笑的人，绝对不是沙马特！”

“我感觉我又找到了一个相似的人。”

来自贵州毕节的小浪，2015年开始玩沙马特，多次进出快手，如今已有近8000名粉丝，小有名气。小浪受邀参加活动，一头扇子般的银发高高竖起，一身黑白装扮格外抢眼，当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沙马特模样时，他心里有些不好意思，但拍下合影时，他又觉得开心了。毕竟这是我工作一个月来仅有的两天休息时间，相当珍贵。

萧浪在《意外之光》展览现场。（摄影：胡文文）

活动进行到一半，肖浪转身冲出展厅，过了一会儿才回来。“每一句话都好像触动了我的心，太难过了。”他告诉记者。“现在有很多00后在玩这个游戏。我感觉又能找到同类人了。希望这个家族能尽快复兴。”

但罗福星却始终一副无聊的样子，当李一凡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平静地说道：“没什么特别的。”

“他说一切都很平庸。”李一凡笑道。在他看来，罗福星并不喜欢谈感情。很多想尽办法哄骗罗福星接受采访的媒体，都想把他包装成一个“改过自新、改过自新”的人。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当主持人第N次提到“幼稚”这个词时，罗福星皱着眉头走开，从而打断了采访。

李一凡（左一）与罗福星、肖朗。（摄影：胡文文）

“工人们都信奉一句话：有难就难，被困在家里肯定难，有出路，你出去就有出路……现在我出去，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工厂，我发现大家跟我有同样的想法：你出来干什么？去工厂打工。难道就没别的吗？没别的，你只有这个选择……”说到最后，罗福兴难得露出了健谈的神色。

“城里人可以玩车子和房子，而你却买不起，所以只能玩头发，对吧？只要这个世界存在，就总会有被淘汰的人，或者受到伤害的人，或者不被尊重的人。除非教育更好，每个人都上大学，否则乡村不会消失。也许到那时，沙马特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生存下来。”

“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摄影：余小璐

来源：本文经“南都周刊”（ID：）官方账号授权转载，本报道已发表于《南都周刊》第9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