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谈红四方面军战斗作风：狠硬快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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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良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同样，革命军队也必须有良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长期战争实践锤炼出来的。具有良好的战斗作风、打仗顽强，是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势之一，也是它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为徐向前

我想用五个字来概括红四军的战斗风格：狠、硬、快、猛、活泼。

第一个是无情。

这个“狠”字，是贯穿红四军一切战斗活动的首要的、根本的东西。无论是小战还是大战，游击战还是运动战，进攻还是防御，正面突击还是迂回包围，分散攻击敌人，骚扰敌人还是集中主力歼灭敌人，转内线还是转内线，外攻，总之，部队自上而下，自始至终，都有一种狠劲：有敌而无人，无敌也。在消灭敌人之前我们决不会放弃。

那时候，部队打仗不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官。他们致力于消灭敌人。指挥员和战士们不惧怕战争，却渴望战斗。他们每天都想打仗，每天都想抓俘虏，每天都想交出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与敌人交锋，下面就会像沸腾的锅一样焦急，意见很多，领导就要做很多思想工作。相反，一旦给出了作战任务，几乎不需要废话，下面就开始工作了。大家都非常积极，准备充分。他们的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都完好无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战斗不仅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需要流血和死亡。在战斗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经常要不断行军、不断战斗，忍受酷暑严寒，不能喝水、不能吃饭、几天不能睡觉。和夜晚。每场战斗的胜利都要付出血腥的代价——伤亡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然而，部队不怕苦，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饥饿、寒冷、艰苦、危险、受伤、流血、牺牲，都是不言而喻的。 “怕死就别革命，革命就不怕死！” “不消灭敌人，就不是英雄的红四军！”是广大指战员响亮的战斗口号。枪声一响，连长举起炮弹大喊：“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不顾自身安危，向敌人冲去，一个接一个地向前冲去，直到敌人被碾压消灭。大家把战场上的英勇牺牲称为“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荣耀。

部队凶猛，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多我少，敌强我弱，敌强我弱。这不仅在战略上如此，在战斗中也经常如此。敌人每次进行“剿剿”、“围剿”行动，其兵力都是我的几倍、十几倍。敌有飞机、大炮、自动枪械，弹药充足；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步枪、砍刀和马尾手榴弹；我们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它们缺乏弹药，而且破损无法修复。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靠士气，靠勇敢，靠必须消灭敌人的凶猛，靠白刃战，靠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是近战。或攻或守，或迂回或奇袭。在接近敌人之前不要攻击。不要在500米处攻击。 300米外不要攻击。 200米外不要攻击。等到敌人距离几十米之内再发起攻击。一锤一击，敌人大片倒地，惊慌失措。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发挥我军的优势，减少敌人的优势，迅速击败敌人。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威力。我方火力、枪械不够好，远远落后于敌。如果不近战歼敌，所谓歼敌、保全、胜利都是一句空话。近战歼敌、显示部队威风的关键就在一个“狠”字。两军对峙，互不相让。他们正在战斗至死。他们必须冷酷无情，努力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最基本的手段。 “宋祥之仁”、“菩萨心”是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视。只有对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会实行“仁政”，从宽处理。

残酷的战斗作风是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的基础上的。没有对人民无限的热爱和对敌人无比的仇恨，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甘于死亡的牺牲精神，是不可能打仗的。在这里，经常性政治教育和班级教育发挥主导作用，是培育这种斗争作风的基本环节。

第二个很难。

军队打仗，不仅要狠，还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很狠，但砍完之后却“发脾气”。没有体力，硬通不过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战斗的严峻、惨烈、关键时刻，部队更要具有“山崩地裂不改”的精神，才能真正顶住、站稳、活下去。这种韧性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转危为安、扭转整个战争局势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经历了多次严峻、危险的考验，建立了优秀的作战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红四方面军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恶战、以弱胜强、以小胜多的历史。当时我们称之为“奋战”。

图为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纪念馆

事实证明，我军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的。虽然我军主要采取“避强攻弱”的作战方针，但我们打的大部分战斗都是硬仗、恶战，轻松获胜的例子很少。这是因为：（1）根据地范围有限，且被敌人包围。敌人的“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投入的精锐部队数量也越来越大。红军的回旋余地很小，完全避免与强大而众多的敌人交战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不利地位。因此，即使敌方的弱军（相对于其强军）与我方作战，也往往会毫无畏惧，其嚣张气焰和拼命决斗也会很高。 ，相当令人印象深刻。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兵亦如此。与我作战的敌军中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叛逃；我清除一些根据地边缘的反动民兵据点是不容易的，这是因为。 （三）虽然各路敌军在“围剿”根据地时互相提防，各自保持实力，给了我可乘之机，但毕竟他们有在与红军打交道方面有共同利益。我选择某个地点或某条路线来对抗弱小的敌人，有时会遇到另一条路线的敌人很快来援助我的情况。我军必须不断战斗，突破敌军援军的包围圈和夹击。 “围剿”时，敌军来的援军凶猛、数量众多，想要吞噬他们就更费力了。 （四）特别是当我军反“围剿”失败，被迫转战时，敌人疯狂追击、拦截。也有一些艰苦、危险、敌我力量悬殊很大的战斗。我们无法避开他们，只能与他们战斗。所以，我们当时打的很多仗，确实是靠着毅力进行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然我们还能怎么办！如果部队只想打不太激烈的战斗，见强敌或敌多，就望而却步，不敢抢占先机，千方百计争取胜利，那么必然走向被动避战。和逃避现实。要打破“围剿”、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一次战斗都是敌我之间的恶战。谁胜谁败，不仅取决于主观指导是否正确、战术运用是否得当，还取决于部队能否在关键时刻生存下来、坚持下去，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当敌我寡不敌众或双方兵力大致平衡时，我们就进行战斗。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突破影响双方主动位置的空当、抢占制高点、守住防守位置，需要很多重复的步骤。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攻击和挣扎。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谁能硬着头皮压倒对手，谁就能占据上风，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战场形势不断变化，敌我力量悬殊，或者我方出现一些失误，部队突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例如，黄安战役“围剿增援”战役中，我军漳山阵地被敌援军侵入，危及了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极大的逆转风险；满闯关之战时，我军遭到敌军猛烈攻击。在深山峡谷的包围下，他们侥幸逃脱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部队能够顶住，冲出去，转危为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另一种情况是敌我势均力敌，激烈战斗到疲惫不堪的地步，似乎几乎没有击败对方的希望。不过，这也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的人很容易获胜，但坚持的人却功亏一篑，甚至彻底失败。当时我们强调，在激战的最后时刻，部队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才能战胜敌人、乘势歼灭敌人。如果失去这个机会，等他们平静下来再与我们交手，想要消灭他们就谈何容易了！这些情况表明，强大的作战风格对于我军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军队作风建设，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会打仗的军官，没有不会打仗的士兵。士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战士。一个干部如果习惯了耍花招，能把军队的刚强作风发挥出来，那就太糟糕了！

当我刚到带部队打鄂豫边区时，敌人的机枪响了，许多新兵很快倒在地上，不敢动弹。我不在乎，我仍然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无视它们。这样做几次后，部队就不再害怕机枪了。阳平口战役是鄂豫皖红军的第一次重大战役，红一师数千人伏击川军一个团。能否吃掉敌人还是个未知数，大家都不确定。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贵、参谋长刘英带头带炮冲锋，无论情况如何。这次战斗，敌人被全歼，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战士们。如果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底气、有方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徐继深、周维炯、蔡慎喜、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打硬仗、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形成了坚强的军队作风。

当然，不顾必要、不可能性、不顾战术而拼死一战，是在战争问题上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绝望主义的表现，必须坚决反对。

第三个是快。

“兵贵而快”。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对于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来说尤其如此。在战争实践中，我们练就了“走”和“打”两套本领，用它们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技能的发挥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作战经验时，对运动战给出了通俗的解释：能赢就打；能打就打；能打就打。如果你赢不了，就离开。一是打，二是走。散步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和写一些东西。

敌人的“镇压”、“围剿”即将到来。它们从四面八方围攻我们，分群攻击，张牙舞爪，十分凶猛。我们打不过他们，所以我们必须先离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与敌人“捉迷藏”。当时，军队装备简单，大家都是铁脚，熟悉地理条件，有群众拥护。拿着一份订单，背上一袋干粮，一天一夜走一两百里路，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敌人的实力不如我们。他们走走停停，拖着脚步。因此，他们虽然处于主动进攻的位置，在兵力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却失去了时间，无法达到围歼红军主力的目的。这样一来，他们的主动性和优势至少被杀掉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行动自如，把敌人拖来拖去，拖到疲惫不堪，然后发起反击，集中歼灭敌人。由此可见，红军的出走对于打破敌方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己方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越主动、越隐蔽、越快，越能达到避实攻弱、避强攻弱、歼敌制胜的目的。这种情况，在粉碎罗丽、鄂玉、徐霞的三次“围剿”和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四次“围剿”失败后，我军被迫长途作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人阻拦，后有敌人追击。我们边走边打，边走边打。每一秒都很重要，与敌人争夺速度和时间。敌人走大路，而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如果走得慢，就会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尽全力与敌人较量，终于摆脱了敌人，得到了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机会。可以说，我军西征的胜利，不是靠天，不是靠地，而是靠着风驰电掣的飞毛腿和铁脚。

我军的战斗力，更离不开蒯的特长。

速胜速胜，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军对敌作战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争阶段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战斗到大规模战斗，从内部防御到外部进攻，无一例外。这是因为长期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斗中长时间与敌人对抗、长时间消耗、与敌人周旋。我军通常是在周密策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对敌人实施奇袭。 ，突然出击，力争在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地解决战斗。如阳平口战役、东乡霍岭战役、双桥镇战役、营山战役等。大规模进攻战役，如黄光战役，仅五天时间就歼敌八个以上团，这也是快速的战斗。只有黄安之战和苏家堡之战耗时最长，各持续了四十多天。这两场战斗都是特定条件下的“围剿增援”，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快速决战。对要点之敌，采取持久围攻的方法，对来增援的敌人，抓住时机，趁立足未稳，迅速消灭。苏家堡之战，仅一日之内，就歼敌两万余人。 “围点增援”是一种将战斗的持久性与整体战斗的速决性结合起来的战斗方式，仍然属于速决战的范畴。

图为红四方面军司令部旧址纪念馆内的徐向前元帅铜像

战斗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场战斗都必须果断、迅速，出击有力，快速克敌制胜：快集兵、快进入战场、快部署兵力、快抢占有利地形、迅速清理周边据点。 ，要快速切断敌人的退路，快速突破缺口，快速分割交叉，快速扩大战果，快速追歼逃跑的敌人。总之，尽量保持战斗的突然性，从而抓住各个环节的优势，达到迅速歼灭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有效途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间也是军事力量。战斗数十分钟或数小时，有时比几个营、几个团的兵力更有效；反之，几十分钟、几十小时的损失也不是几个营、几个团的兵力就能弥补的。上卷战役时，我军得知敌军调派大量援军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行军。我们到达豆腐店地区，构筑工事，准备进攻。我军虽然规模不大，但赢得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主动增援（战场选择、兵力部署、阵地搭建、心理准备等），一举击溃数万敌军。猛扑。枣阳辛集之战，我军损失数小时。五头制高点被敌人占领。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无法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只得突围而去。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军事行动的速度，这并不罕见。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取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何要进行夜战？就是要快速打败敌人，快速打赢仗。夜间，敌人挤在驻地，听不见、看不清，有利于我集中兵力，迅速行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忽大意，睡得安稳，便于我出奇制胜，出其不意地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枪械火力难以发挥，我可以利用近战技巧快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容易知道红军的实力，而且枪声一响，草木皆兵，这也让我以少胜多。红四方面军迅速歼灭敌人的许多胜利战斗都是采用夜战方式取得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来说，多是长途突袭和奇袭。我们必须在上半夜快速行军，在下半夜发起进攻。快速行动是夜间袭击成功的先决条件。

战时快作风靠的是严格要求，抓好每一步，并在日常生活中发扬光大。主要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扎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在指战员中树立强烈的时间观念和紧张的指挥禁止作风，反对零星、缓慢、粗心、大意。粗心的军队看起来不像一支军队。习惯变得自然。部队养成了平时快的作风，战时也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凶猛。

前进如箭、战斗如雷的勇猛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敢，首先是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我物质力量的较量，更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因素固然重要、不可缺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因素更为重要、不可缺少。 “两军相遇，勇者胜。”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就是真理。军队如果没有组织，行动迟缓，缺乏战斗勇气，无论装备多么精良，人数再多，也是不堪一击的。当时我军装备简陋，兵员数量少。但却战胜了强敌，屡战屡胜。原因就在于红军指战员都是无畏的勇者。他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视死如归。他们首先从精神上压倒敌人。当部队开始战斗时，他们的眼睛都红了。每个人都很勇敢，为领先而战。他们高喊“杀”，如猛虎一般向敌人扑去。前面的同志倒下了，后面的同志继续前进；一次冲锋失败，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常常被这种率先冲锋的勇猛气势吓到，仓促不战，导致彻底混乱。失去反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方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就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就是原因。

部队的勇猛作风也是战斗中强大的攻击力和破坏力。进攻时，冲锋猛烈，压倒山海；防守时，十对百，团结一致；绕行分路时，进刺猛烈，如蛇利刃。在追击、歼灭逃跑的敌人时，猛烈地打击、追击，摧毁一切。当时，我们一口气追了他们三十、五十里，有的人跑得吐血了。 《孙子兵法》中提到的“如化巨石为千丈山”、“如化巨石为千丈山”就是指这种力量。这种力量的重要性不难理解，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如果突破口选择不当，遇到无法咀嚼的“硬核桃”，永丰只能增加自己的伤亡；如果兵力分散，不能形成拳头，永丰就不能发挥其有效的突击破坏作用。疲惫的部队屡战屡败，部队的精力、体力过多，勇猛“有余”；如果敌人不被包围，贸然发起进攻，勇猛自然无法达到决战歼灭的效果。因此，要使部队的英雄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出有效威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使用、正确指挥。越是勇猛善战的部队，指挥员在使用时越要谨慎，做到物尽其用，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和消耗。

图为红四军总部作战指挥室复原陈列

形成军队勇猛作风，首先依靠坚强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部队要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昂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地向敌人进攻。其次，干部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当时，一场战斗打赢了，基层干部、党员伤亡占很大比例，因为冲锋在后。新兵刚上战场时，难免会胆怯，但在干部党员的指导下，经过几场战斗，他们就会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勇敢无敌的战士。第三，部队的及时休养也极为重要。要充分利用战斗间隙的时间让队伍休息，恢复体力，为下一场战斗充电。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连续作战数月，疲惫不堪。但张国焘不顾休整部队的需要，坚持所谓“不停歇的进攻”，这是非常不妥当的。你想让马跑而不吃草，但你做不到。

第五是生活。

生命意味着灵活性和流动性。指战争中战斗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智力的充分发挥。它是人对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主观适应能力的体现。因此，它也是灭敌保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冷酷、刚硬、速度、凶猛，是与他们灵活的战斗方式密切相关的。

我们军队灵活性和流动性的主要表现如下：充分利用客观情况的有利因素以及各种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免了现实并攻击弱者，避免了强者并攻击弱者，以敌人惊讶并一一击败他们；部队的使用是基于实际条件，或者集中精力攻击敌人，或者分散以骚扰敌人。当部队集中时，请注意每个单位的优势和专业，并且在分散行动时不要忘记整体任务和要求；定义任务并根据不同的战斗阶段，战斗对象和战斗条件部署。力量，灵活地使用战术，改变战术，敌人的移动an灭，而不是严格的规则和框架；在战场上各个层面的指挥官和士兵的主观倡议中全面发挥，灵活地进行操纵，协调和合作，并巧妙地击败敌人； ETC。

这些事物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的部队最初是游击队。柔性和移动战的特征早在游击战阶段就已经产生和拥有。当时提出的战术原则是“集中行动和分散游击队”，“如果敌人的处境未知，请勿参与战斗”，“当敌人前进时，我们在敌人撤退时撤退时，我们会撤退”，并采用“采用”与敌人奔跑的圆圈形式”，这显然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在各自的战斗中进行战斗，适应时间和当地条件。他们使用各种方法来混淆，欺骗和骚扰敌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系列技能，例如在东方进攻和在西方进攻，通过不稳定，能够战斗，奔跑和躲藏来控制敌人。特勤服务团队更强大。他们经常潜入白人据点，以清理当地的暴君和邪恶的绅士，带来没收金钱和武器，然后安全返回。部队后来扩大了，进行了更多和更大的战斗，并发展到移动战是战斗的主要形式的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或否定过去灵活操作的特征，而只是在新条件下使它们更加实质性和完整，以适应更高的运营要求。军队领导人的骨干无非就是在游击战中接受过训练的一群经验丰富的同志。对于他们带出来继承和发展灵活的战斗风格的干部和士兵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整个时代，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战争，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地战斗并动手以击败敌人。如果参加战争的一方僵化和僵化，它将不可避免地属于被动和殴打的立场，以下是失败。灵活性的必要性不仅是由于双方都在尝试各种手段来采取主动行动并避免被动以实现胜利，而且还归功于不断变化且令人困惑的战场局势。我们的军队依靠一个弱势敌人来与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它与移动战，快速的决定性战斗和歼灭战争作斗争。在我们战斗的每一次战役中，我们都不能用我们所有的火力击败敌人，即使我们浪费时间和材料，我们也无法击败敌人。除了准确的智能，决定性的决心，仔细的计划，高士气，快速运动，近距战斗和夜战和大规模支持之外是如何适应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为指挥官和战斗人员的主观倡议提供全面发挥，并根据时间，地点和敌人灵活地操纵行动。因此，灵活性和流动性不仅是战争法则的一般要求，而且是我们军队处于不利地位的特殊需求。没有它，陆军将无法发展，成长和承担成功进行革命战争的巨大斗争。

我们的军队是一种与所有旧军队不同的新型人民军。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由人民军的性质规定。毛泽东同志说：“什么是灵活性？这是具体意识到战斗中的倡议的东西”（毛泽东的精选作品，第461页）。人类倡议的这种表达只有在人民军发动的革命战争中才能集中并全力以赴。战争正义，人民军的本质和目的，军官和士兵争取人民利益的革命热情，政治工作的强大力量，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种单位以及革命性的学科和其他因素为充分动员人们的主动性，热情和智慧的倡议，并形成了我们军队灵活的战斗风格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此，高度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也是人民必须拥有的重要特征。所有反动军队都无法比拟。

这通常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第四红军形成的战斗风格。这些事情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发明和创造，而是湖北 - 安河革命基础地区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它们是众多士兵和平民的血液和生命的宝贵结晶。历史证明，红军第四军的战斗风格不仅在当时完成军队的建筑和战斗任务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而且在随后的战争年代进一步发展，还在努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影响。

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