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会结束后的情感纠葛：她的决定与我的挽留

aizixun8

“是啊，我买了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太好了！”她说：“明天可能就是结束了。”

我突然后悔来河南了。诗会刚刚结束。我和诗人一起坐公共汽车去旅馆。我赶紧打开购票APP，发现可能是清明节的缘故，A市的票全部卖完了。

“再等一会儿，至少来见我一次。”我说。

“为什么？”她问道。

我开始无休止地寻找可能让她活下去的理由，比如我还没有出版的小说，游戏里还没有发布的皮肤，她没有去过北京等等。她反驳了一句一个。我又问她打算做什么，但她没有得到回应。

“你来联系我，而不是默默地走，这不是你自己体内真正的力量在求救吗？”我说：“你希望有人能够了解真实的你，了解你真正的理由，知道这个过程不就是当你真实的自己被欺负到别无选择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拯救自己的最后选择吗？如果你的自己可以有再多一点勇气去斥责那些想法，它们就会立刻退却。”

她发了三个惊讶表情，然后说道：“但是我真的想和那东西战斗吗？”

一定是这样的。我打开手机，找到A市的区号，报了警。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报警。我担心会不会出现“狼来了”的故事。毕竟我对小鱼的情况了解甚少。

警察问：“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网友，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

“那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电话号码……”

尽管只知道电话和地址，不知道门牌号，对方还是同意跟进。

我刚打电话，小宇就给我打电话了。接到电话后，诗人们到达了酒店。我下了车，站在路边。

电话里她的声音带着微笑，这让我想起了所谓的“微笑抑郁症”。这其实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表现：即使是最抑郁的人也可能在别人面前轻松微笑。

她告诉我她很好。她在B市的一个亲戚家里，和一群大人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她的父母还在A市的家里。

天哪，这小子太聪明了，真懂得找出弱点。我心想。我不能再阻止你了。

我赶紧报了B市警方。现在就更麻烦了。我不知道她在B市哪里，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我希望他们能直接找到她的家人。

诗人的晚宴开始了，一盘盘的佳肴摆上了桌子，每个人的杯子里都盛满了酒，但我的战斗却无法停止。只要那个人还在，我就得一直说服她，直到她想改变主意，或者直到发生不幸的事情。我说：“这个‘我真的想要吗’也是他们的声音！你认为，你真的想要！我能听到你内心真实的你在对我尖叫。”

“不错，好吧。然后呢？”

“只要你能稍微抵制一下那些错误的想法，你就不会输给他们，一点点就够了。”

“好的，嗨。”

如此循环下去，直到我感觉自己一生所积累的所有哲学、智慧甚至诗歌都耗尽了，就像一潭干涸的水池，一滴也没有留下。旁边的几个女诗人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奇怪之处。一个说想和她通电话，另一个把她的手机借给我下载定位软件。

我在B市报警一个多小时后，警察给我回电话，说已经联系上了家长。家长说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会留意，让我放心。

但我的呼吸并没有放松。

05.

晚上八点左右，小雨突然说，她和家人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我激动得差点忽略了身后正在给我敬酒的哥哥。

八点半，诗人们回到书院。小雨还说要洗澡，正在和几个孩子打牌，十一点半给我打电话。

我吸了一口气，瘫倒在椅子上。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的眼泪就从眼角流了下来。

我推开吱吱作响的木门，走到书院的另一边，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下。天空下着小雨。没有游客，没有人，只有几盏聚光灯静静地照着我。

我发现我全身都在恐惧地抽搐，大颗大颗的泪水掉到了地上。我很高兴我有足够的卫生纸。我打电话给朋友，她安慰了我很长时间。我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她安慰了我好久，说：“你做的是对的，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平静下来，成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我听见书院另一边远处传来诗人朗诵的声音。

九点半，诗人们出发回酒店，小雨告诉我她打牌赢了。

我们又聊起景泰蓝，想象了一下她26岁的样子，看得出来她想得很用心。电话那头过了好久才回复，但显得很干巴巴的样子。她说，不，我想不出来。

我最后一次劝她去看医生，她说：“以后再说吧。”

我十点左右到达酒店。我太累了，瘫倒在床上。当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仍然微笑着。我们没有谈论死亡，也没有谈论其他人的死亡。我们谈论学校里的好吃的、好玩的、有趣的事情，比如高中宿舍里我如何在被子下玩手机和收音机，男生如何在走廊的地板上涂抹洗发水。液，盼着宿舍阿姨倒下。

我太害怕了。当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我已经猜到了结局，应该说点什么，但我太害怕了。那声音——一定是她独自在床上和我说话。警察根本不可能监视她，也没有人当场采取行动，她的亲戚肯定睡在​​其他房间了。她父母在A市，我在河南，相距1600公里。

没有其他办法。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技术的网友，彻底迷失了。

我深知，身边的人是危机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公共服务或网民都无法取代他们。

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学姐因为抑郁症已经失学多年，在学校也没有什么朋友。她和室友在校外租房子，半夜在微博上留下几句话后就消失了。凌晨五点，有人发现了她的遗书，学院全体师生动员起来，在校园和全城寻找她。

中午这些人无功而返。学院到公安局调查，凌晨四点发现她站在长江大桥上。一名骑自行车的路人试图劝说她20多分钟。然后，当路人平静地走开时，她跳了起来。

后来我一直想，如果路人能陪着她，直到朋友或者同学到来，会不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06.

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是十二点以后，我说着“明天见”就睡着了——这是我的猜测。我不记得了。

第二天6点30分我醒来，看到手机上有四条信息：

非常感谢

但我还是打算离开

非常感谢

对不起

我坐起来给她打电话。我给她打了十多次电话，但没有人接听。然后我就给B市派出所打了电话。

接电话的人最初告诉我，我昨天报告的事情似乎没有进展。突然他说，等一下。停了几分钟后，他大概是去调查了，然后告诉我，我们凌晨确实收到了报告。

“跳楼了。”

“死的。”

我挂断电话。我想骂人。一个网友怎么能做出连神都飞不过去的事情呢？诗人们知道后，不禁黯然神伤。

下午，我接到电话：“您好，我是XX的妈妈。”

不可思议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小雨的真名，但因为她妈妈哽咽的抽泣声，我没有听清楚。我下意识地问道：“是的，很抱歉，但是她的真名是什么？”

她妈妈又说了一遍，但我没听清楚，因为餐厅旁边整齐堆放的数百个啤酒瓶突然倒了下来，山突然塌了。

算了，我不会再问了。

小雨的妈妈是个温柔的女人，在A市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说话清晰，彬彬有礼。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了解我女儿自杀的原因。毕竟——我刚刚发现——我是她死前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重复了小宇告诉我的话，从抱怨到绝望的不满。妈妈听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不可能，这都是她的想象。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和我们关系很好。他们行为良好且乐观。

我拍着桌子说，我有事生气。昨天我明明报警了，他们也来了。为什么没有人认真对待它？为什么还是变成这样了？

妈妈什么也没说。

然后她加了我微信，希望看看我们聊了什么。当她在微信里添加“XX妈妈”时，我终于看到了小宇的真名，一个不常见又充满期待的名字。

我又打开了和小宇的聊天记录。才过去了两三天，她那依然闪亮的头像就渐渐淡出了我的消息列表，退入了我不常联系的人群中。事实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她。

我把最后一天我和小宇的近千条聊天记录导出成了文档。她妈妈读完后说：唉，没人告诉我们这件事。他们只是说有网友报警说她自杀了。你想救她吗？我以为打电话的人是骗子。

我不能再责怪她了。这个消息太令人震惊了。如果是我，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会不会这么想？

小雨的自杀意图并没有体现在微博这样的公共平台上，而是隐藏在我和她之间的数千条聊天记录中。即使不考虑访问权限，谁能事先阅读这些内容呢？

我不介意被误认为骗子，我只介意她的死。

07.

越来越多的孩子像小宇一样，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埋藏在网上，与匿名网友交流，而不是三维的家人和朋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有用的沟通和宣泄。然而，一旦发生自杀事件，危机干预最关键、最不可替代的就是现场干预。

现场干预必须由您周围的人进行，并且只能由在场的人进行。

当然，电话那头还有110、120、专业的危机干预服务，网络上当然也有优秀的专家、医生、咨询师和热心网友。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无论他们多么专业，多么热情，在那一刻仍然是力不从心。网络平台的机制建设和信息呈现尤为重要。

就像小宇妈妈对我说的，“如果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和你能直接联系到你就好了。”

据赵玉峰教授《中国青少年自杀现状及趋势（2003-2015）》显示，中国青少年自杀率为每10万人1.3人至2.88人，平均每10万人不到2人，在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并不高。世界。 。但考虑到全国青少年数量庞大，每年还有数以万计的儿童死亡。

我不关心并且同样怜悯他们每个人。

但小宇是少数每天追我的人之一。她每次跟我说话都很高兴。如果我不催她睡觉，我可能可以说一整晚。我认识她的每一幅画，在它们出版之前就看过它们。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她的手绘视频。

她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宝贝。

事实上，小宇的离开并非没有预兆。

在她告诉我的故事版本中，她多次向家长和老师求助，但这些信号都太微弱、太孤僻，未能突破成人理解的障碍。作为交换，她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批评。

最终，连我成人的警告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她自杀前四小时接到电话，她还在告诉我：期待奇迹发生。如果我在执行手术时被拦住，我将继续活下去。

她走后，我连翻身都没有翻身就睡着了。这是我此生无法逃脱的罪过。

08.

我又和小宇的妈妈深入交谈，发现她的家人非常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他们几乎答应了她的每一个要求，并花费巨资将她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他们并没有因为她是女孩而歧视她。

母亲每天在日记中记录这些细节，却忽略了观察孩子的心理和精神方面。

后来家人才发现，小宇从两年前开始就逐渐把自己锁在家里，很少与家人交流。

小宇的家人对心理健康问题并非一无所知。她的长辈有医生和心理学家，也与当​​地的精神病医院和许多咨询机构有联系。但就像家里也着火的消防员一样，没有人想到悲剧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在小雨妈妈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她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这是全家人一起旅行时拍摄的。弟弟笑起来的眼睛是弯的，神情却很平静，嘴角向上翘着，眼眸却空洞如两根铁钉。

我在抑郁症患者的脸上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现在猜测这种病理是没有意义的，她也没有机会得到更多的诊断。

经父母同意，小雨生前的画作被收集起来，印成册，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小范围分享；许多群友为她写信，被收集后邮寄给群主，并邮寄给她的家人。在她的社交媒体上，许多她素未谋面的朋友都留言说“晚安”。

但仅仅哀悼是不够的。

每个人都应该像防火一样了解自杀和精神障碍的相关知识，始终保持识别和预防意识，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我的孩子永远不会这样”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思维陷阱。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由家庭、学校、企业、社会管理机构组成的未成年人精神危机保护网络过于庞大，容不得这条小鱼溜走。

如果小宇第一次向老师和家长求助时能得到更积极的干预呢？如果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能够主动介入呢？

如果互联网公司对未成年人有更好的保护机制，比如在有人报警时通过微光计划主动提供相关信息会怎样？

如果我们的社工体系更完善，可以派有经验的社工去她那里了解情况怎么办？

如果家庭成员、社会管理机构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联动更完整，让我能及时将聊天记录呈现给她的父母，而不是被视为欺骗呢？

……

小雨，我想为了你活下去，唤醒大家，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改变。

作词：张晓珍

制片人：苏伟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