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县营盘山遗址：探寻古蜀之源，感受五千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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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沿岷江流域向北180公里，在四川省茂县以南约2.5公里处，你会看到一个背山面水、三面被岷江包围的梯形台地。

登上平台，可以感受到高山中难得的开阔。东西宽一到两百米，南北长近千米。这里地势起伏平缓，土壤肥沃，植被茂盛。适合商务、居住。不禁让人感叹远古先祖。人们对于选址的眼光独到。这就是营盘山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距今约5000年。

近日，文史专家齐聚三星堆博物馆，举办“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起源”学术研讨会。一方面，茂文公路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而暂时中断，另一方面，恰逢三星堆与营盘山关系密切。起源。

随着茂县营盘山遗址等散布在这一地区的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继被发现，四川省大力实施的古蜀起源探测工程正在逐步还原历史真相：距今约6000年以前，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的先民，受气候变化等原因，开始南迁到长江上游的岷江河谷台地；随着治水能力的提高，古蜀先民逐渐聚集在低海拔台地和平原上，形成了4000多年前著名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灿烂的古蜀文明开始了。

当我们参观这些遗址和非物质遗产时，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先辈们一路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也能感受到各民族的血脉相连，中华民族依然散布在那些崇山峻岭之中。坚韧、勤奋和友谊的国家准则。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处的古蜀起源

自2000年起，10多年来，营盘山遗址已被勘察、发掘六次。虽然发掘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但在遗址中心区域却发现了20个各类新石器时代房屋基址和120多个灰坑。应该是住宅区；在遗址中西部发现一处类似正方形的遗迹，其下清理出9个人祭坑。它应该是集中活动包括宗教祭祀的场所。广场以北地区发现窑址3处，炉坑12个。 ，应该是烧制陶器的手工作坊区。

遗址共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蛤器等文物近万件。他们的代表性文物和部分复原场景已在茂县羌族博物馆展出。其中以彩陶最为精美，全部采用黑色彩绘，黑红相间，纹饰简单。纹饰主要位于器物的口沿、颈部、腹部等部位。盆、碗的内壁也绘有彩陶图案。图案主题包括草花图案、粗细线条纹、水波纹、变异鸟图案、曲边三角形图案、圆点图案、草叶图案、网格图案、弧圈图案、卷叶图案、漩涡图案、杏圆形图案图案、青蛙图案等

据考古报告称，出土的彩陶大多是用精心挑选的土壤手工制作的，并经过高温烧制，“敲击时发出清脆的声音”。陶器的主要器形有瓶、罐、盆、碗等，从那些复原的、可辨认的造型中挑选出近百件标本。

经专家验证，这些彩陶具有明显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特征。经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检测分析，发现彩陶的化学成分与我国腹地出土的彩陶的化学成分较为接近。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而素陶的化学特征显示了当地粘土的特征，表明素陶是当地生产的，而彩陶可能不是当地烧制的。

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专家的推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先民为了寻找更加温暖宜居的环境，携带了必需的生活用具，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认同的彩陶制品及其原材料和技术。 。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一路南下，沿岷江流域向西南迁徙，直至营盘山成为岷江流域文化走廊的中转站。

作为证据，通过体质人类学分析和对人祭坑中部分人骨的鉴定，发现营盘山人并非单一来源。有些人头像具有中国古代西北人的典型特征，与四川本土祖先相似。有明显的差异。对两颗成年牙齿标本的测试结果显示，他们年轻时的饮食主要以吃鱼和小米为主。出土的烧焦植物种子有黍、黍等，以黍、黍为主要农作物，应属于北方旱作形式。

近年来，营盘山遗址周围又发现了博溪、沙乌都等数十处时代相似或略有不同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新场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组大型定居点。其中，营盘山遗址的主要年龄为距今5000年，坡溪遗址的年龄上限为距今6000年，最晚的烧都遗址的年龄下限为距今4500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健表示，这个较为完整的聚落体系是长江上游发现的规模最大、最早、文化最丰富的大型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营盘山遗址代表着5000人。多年前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最高水平，被考古界命名为“营盘山文化”。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到四川省茂县，自古就有一条被称为“彩陶之路”的人口迁徙通道。

“彩陶之路”意义重大。随着彩陶中相同或相似题材的图案的传播，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认同和精神信仰也在汇聚。学术界有一个共识：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彩陶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更大地区的传播，成为中华文化一统的源泉。 。

陈健根据近年来营盘山周边和成都平原的史前考古成果，认为营盘山是古代西北、西南地区人民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是古代西北地区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之一。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源头。 “从彩陶造型的变化来看，营盘山文化与成都平原归元桥遗址、宝墩文化有历史渊源。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一期基本相同，证实了营盘山是川西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源头。”

有趣的是，除了沿着岷江上游的水路外，从营盘山到三星堆的文化迁徙很可能走了另一条山路。

营盘山背靠九顶山。翻过九顶山，就到达了位于成都平原西缘的归元桥遗址什邡市。从营盘山到什邡红白镇直线距离约36公里，再往东50多公里就是三星堆。

在本次研讨会上，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宣布了今年十邡建台村遗址发掘、归元桥遗址研究、石亭河上游考古调查等工作。近年来。初步结论是，归元桥、剑台村等遗址是蜀人从山区进军平原直至建立三星堆的地方。归元桥一期先祖进入平原的路线应该是翻过九顶山后，沿着峡谷前的石亭河上游。好的。

出席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等专家均表示，随着考古发掘而对川西北、陇西西南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深入研究，使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各个序列中的节点更加相互关联，证实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历史事实文明交汇，中华文明多元融合。

古老的民族连接着你我他

作为川西北高原古蜀文明探索工程的重点，茂县、汶川一线岷江上游是我国古代最频繁使用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走廊。民族学上称为藏羌彝走廊。时至今日，该地区所在的龙门山断裂带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羌族最集中的聚居区。

羌族总人口约30万，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蠡县、松潘、黑水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大部分居住在高山或半山区，素有“云端上的民族”之称。茂县占其中的1/3。

每天上午9点，无论游客有多少，位于茂县边缘的中国古羌城的开城仪式都如期举行。该颁奖典礼已连续举办6年。这是山西省援建的古羌文化展示区，占地3000余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聆听千年羌笛悠扬的音乐，亲眼目睹羌绣师的现场刺绣，还可以体验羌族的建筑风格、民俗风情、祭祀仪式、会议、古代铁匠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羌族，一个与你我等血脉相连的民族，堪称中华民族的母族。当我们走近他们时，我们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遗传密码。

走进古羌城旁边的中国羌族博物馆，墙上有一块大大的甲骨文，上面写着“羌”字。甲骨文中唯一记载的氏族是羌。华夏文明的兴盛，始于炎黄。据历史记载，羌族是炎帝的后裔。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羌族的融合密不可分。甲骨文中有关羌族的记载有930多条。

“羌族是一个对外献血的民族，很多民族都流淌着羌族的血液。”费孝通先生的这句学术名言就写在博物馆陈列室的第一块展板上。

据四川大学潘宪益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徐西平教授等羌族文化专家的著作和介绍，羌族起源于古羌族，羌族是古代羌族的统称。古代西北地区的牧羊部落。他们是游牧民族，是最早驯化野羊和水牛作为家畜的人。因此，一般认为羌族以羊为图腾。 “钱江”和“钱江”两个字本来是同一个字，一个指人，一个指女人。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是常见的。就其起源而言，收养儿媳可能更早，是古代母系文化的遗产。

受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等因素影响，古羌族起源于甘肃、青海，逐渐向东、向南迁徙。东迁的羌人进入中原，转向定居农业，形成了传说中的炎帝部落。他们与传说中的黄帝部落和姬氏轩辕氏族长期通婚，最终与其他部落融合，形成了华夏部落。大约在这个时候，部分南下的羌族开始进入岷江流域。

这个羌族延续至今，成为分布在茂县、汶川、理县、北川、黑水、松潘等地的羌族。古羌族其他支系活跃于甘肃、青海、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地区，历史上曾建立和参与建立白朗、牦牛、左、东努、苏皮、吐蕃、西夏等地区。 、南诏、洛归、子期、宕昌、后秦、左思罗、不丹、尼法拉、古格等政权。这些支系大部分融入中国，成为汉族，也有部分迁徙到西南地区，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形成彝族、藏族、纳西族、哈尼族、普米族、傈僳族、怒族、阿昌族、拉祜族、基诺族等。 、缅族、景颇族、独龙族、奚族、门巴族等民族或这些民族的部分支系。

因此，古羌族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之一，羌族是古羌族的直接残余。羌族的祖先从西北迁徙到这里，以水草为生，定居在岷江流域的上游。他们依山而居，用岩石建造房屋。他们至少生存繁衍了三四千年，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信仰万物有灵论，有浓厚的祖先崇拜传统。

在茂县羌族歌舞团，记者看到台湾“桃园人”、“花莲原住民”赠送的横幅，上面写着“国家之光，中华五十六个民族齐聚台湾”其中，羌族被称为“戎人”，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古羌文化在龙门山断裂带获得新生

在今天的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荒凉的羌笛、激动人心的沙龙、婆娑的羌红、精美的羌绣、神秘的祭祀、神奇的羌碉……5.12汶川地震后重建。古羌文化得到大力保护和传承，被誉为中华民族进化史上的“活化石”。

站在中国古羌城的广场上，身材魁梧的何望金双手缓缓举起两根筷子般的双管六孔羌笛，鼓起腮帮子，用力吹奏，吹奏出一曲跌宕起伏的曲子。悠扬的《迁徙歌》飘然而出，这清脆而略带沙哑的笛声，让人仿佛感受到了古羌人沿河翻山越岭迁徙的曲折艰辛和坚忍不拔。

从“羌笛为何怨柳”到“羌笛满地霜”，古代边塞诗词中不断吟诵羌笛，这也是羌笛迁徙与融合的实物见证。族裔群体。据说，最早的羌笛是先秦时期西北放羊的羌族人制作的。它是用羊腿骨或鹰翼骨制成的。它既是一种乐器，又是一种放牧用的鞭子。后来，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政权的更迭，它成为了士兵们思乡的寄托。

人们一度认为羌笛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硝烟中，其昔日活动的痕迹只能在诗歌中找到。进入岷江上游的羌族，不仅保存和传承了羌笛，还就地取材，用高山箭竹精华制作了双管六孔羌笛。东汉马融《笛赋》云：“双笛源于近代羌族，羌人尚未伐竹，龙在水中咆哮，不能自见，而羌人还没有砍竹。”砍竹子和吹竹子的声音很相似。”羌笛材质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羌族从草原到山地、从游牧牧业到农耕的转变。

54岁的何旺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笛演奏与制作”省级传承人。他的演奏方法被称为“鳃鼓换气法”，也就是说他演奏时并不停止呼吸，而是使空气流通。在数十位羌笛传承人的努力下，一批批中小学兴趣班的孩子们已经学会了羌笛这一高难度乐器的基本演奏技巧，能吹奏出或忧郁、或高亢的古曲。

在羌乡，随处可见身着民族服装的羌族人。他们衣服上美丽的图案大多是手工刺绣的。这就是又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绣。

羌绣的制作充分体现了羌族妇女的勤劳和坚韧。杨福英是一位在中国古羌城工作的羌绣师。虽然她绣得比别人慢，但游客驻足凝视的次数最多，因为她是一名独臂羌绣师。其他刺绣师的刺绣速度远远不够快。绣一朵花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一针一线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绣技”。

热爱刺绣的羌寨，至今仍保持着淳朴、友善的民风。在远离县城、海拔2400多米的茂县亚都镇前后村，村民告诉记者，祖辈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勤劳。现在村里已经没有懒人了。家家户户互相帮助，不帮忙的人就会被嘲笑。几乎没有争吵或冲突。同时，我们非常重视教育，无论困难多大，都送孩子上学。女性尤其受到尊重。每年五月初五，都是羌族妇女节，即瓦儿脚节。

羌族人的坚忍不拔，在那些雄伟的碉楼和羌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后汉书·西南夷传》描述冉山人“依山而居，以石筑房，高十余丈”的“碉琮”就是羌碉。羌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善于建筑。许多羌族工匠参与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汉唐时期，农闲时节，羌族人会进入汉族地区建造房屋。

目前，茂县、汶川、理县等地的高山上仍保存着大量原生态羌族村寨。民居建筑以石木结构为主，依山势排列，高低错落，错落有致。

最有名的是理县桃坪羌寨。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村庄，仿佛是一个石头建筑的王国。该村引流山泉水，形成四通八达的地下渠道地下网络，既提供了自来水，又提供了人流。村里的巷子或明或暗，或宽或窄，如迷宫；而气道更是奇妙。你可以爬到任何房子。你可以从别人家的屋顶上走遍整个村庄。村里的高楼为何能屹立千年，并能在几次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秘密”，就来自于房子后面建了一根长长的“脊梁”，以稳固地基、防震。

记者走访了茂县、汶川、理县的几个羌族村寨，惊讶地发现，这些就地取材建造的房屋和碉楼，都是羌族工匠凭着直观的视觉建造而成的。他们没有拉线或挂线，而是在现场搭建。其用材，多用粗石、片片相互重叠，但结构横竖，结构稳定。

汶川县文化馆原馆长王友伦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一首解释其中原理的《羌村墙筑歌》。 “四面认石，面朝外，方长墙，大石不离小石塞；长三镶，端五限，内八层，外七转；中性石，垫口，横”按筋随脉；近看梁，远看墙，远看尽，妻想见十八年；石块交错，角高三分，见尺则足合。”这首民歌提到“四角墙比中墙高三分”，说明了建筑力学。应力向内积累形成整体稳定的科学原理还提出，在建筑物过了稳定期之前，必须保证所建墙体至少18年不倒塌。

羌笛、羌绣、羌寨、羌大片，这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沧桑和灾难，在岷江上游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蕴含着乐观向上、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坚忍不拔、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正如“许多民族都流着羌族的血脉”，始终回响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联结中华民族的民族密码。你、我和其他人。 （记者惠晓勇、黄沃云、黄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