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现代化失败：过早去工业化与西方模式照搬的制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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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过早的去工业化或工业化失败是巴西新世纪现代化尝试失败的症结所在；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僵化的货币政策是巴西出现“去工业化”的制度原因之一。一。 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巴西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短期经济政策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在通胀目标制下，利率是唯一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巴西利率上行，实际汇率被高估。利率和汇率从供给侧影响制造业的资本形成。在需求方面，经济自由化开放了市场。巴西制造的产品在与国外同等质量产品的竞争中落败。国外高科技制成品进入巴西市场并取代国内生产，使得巴西对国内制成品的需求减少。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不利于巴西的技术追赶。其结果是巴西工业和制造业萎缩，出现“去工业化”和“去制造”。

笔者认为，从制度适宜性的角度来看，忽视后发国家的特殊性、盲目追随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是巴西在发展道路上再次迷失方向的根本原因。那么，巴西未来能否打破原有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呢？笔者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再工业化”趋势促使巴西重新思考其工业化进程；但对于处于全球经济“边缘”的巴西来说，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回流”意味着原有的国际贸易体系被破坏，制造业竞争力本就较低的巴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提升制造业水平。

尽管巴西和中国同为金砖国家，国情不同，但巴西的困境无疑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作为一个工业化比较成功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问题。工业化升级能否实现突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

本文首发于《文化透视》2019年第3期，首发于网络。原标题是《货币政策视角下巴西工业化升级的失败》。仅代表作者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分析。

从货币政策看巴西产业升级失败

进入21世纪，不少新兴经济体实现了一波经济快速追赶，贸易量增加、金融稳定、国内贫富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趋同”而发达经济体也引发了乐观预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两年内，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实现了“V型”逆转，但2012年世界经济“二次触底”后，新兴经济体集体遭受重创。 “增长困境”抹杀了“趋同”的乐观预期。巴西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国，2003年全球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开启后，巴西经济逐步好转。 2005年，经济总量重回拉美地区第一位。 2006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10年突破2万亿美元，2011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至2009年，巴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名列前茅。继中国、美国、印度和韩国之后排名第五。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全球经济低迷最终在2014年袭击了巴西，当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5%。 2015年和2016年，受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萧条影响，巴西GDP连续两年负增长，至今仍深陷泥潭。

世界各国为何不能共同发展？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打破原有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为何巴西在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后，仍难逃经济衰退的“厄运”？本文认为，过早的去工业化或工业化失败是巴西新世纪现代化尝试失败的症结所在；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僵化的货币政策是巴西出现“去工业化”的制度原因之一。一。

▍巴西“去工业化”的典型事实

21世纪以来，巴西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如果将采矿业、建筑业和工业生产服务业排除在工业之外，巴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将更为严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工业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但已经完成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工业在解决就业和出口方面的比重仍然很大，并且在经济中能够产生较强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去工业化”不会影响长期经济发展进程。但对巴西来说，工业或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的拐点发生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其收入水平仅为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时的几分之一，因此也被称为“过早去工业化”。

首先，虽然工业就业比重保持稳定，但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9-1990年和1994-1995年，巴西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989年的历史高位（42.3%）下降到1995年的22.4%。此后，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20%至25%之间。但2015年，巴西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跌破20%，2017年仅为18.5%，较历史高位下降23.8个百分点。

其次，与采矿、建筑等工业部门相比，代表巴西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萎缩更为严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制造业增加值占巴西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工业总体一致。不过，与个别年份恢复增长的工业比重不同的是，自2004年以来，制造业比重一直在下降。2017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比重（10.2%）比1984年的历史高位下降了20.7个百分点（30.9%）。考虑到21世纪以来全球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巴西工业个别年份能够恢复增长实际上是得益于采矿业的扩张，而真正能产生更显着影响的制造业的下滑对其国内经济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最后，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贸易顺差不断缩小，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下降。据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MDIC)数据显示，2000年巴西进出口规模大致持平，此后出口增速快于进口，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自2011年以来，巴西出口下降，2015年贸易顺差比2011年减少了260亿美元。在出口萎缩的同时，制成品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5年的41%更为严重的是，虽然巴西中低技术制成品贸易保持顺差，但高新技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工业制成品和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导致巴西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进军中超”。

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过程中，如果能够在工业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的时期，专门从事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出口，那么国家所经历的“工业化”或“去制造业”的“背离”，实际上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结构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特征。相反，当后发国家的生产和出口能力继续集中于中低技术产品，而这一过程发生在它们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前，就会造成经济捕捉的中断。上升，加剧不平等，并降低创新潜力。衰退。不幸的是，巴西成为了后者。近年来，巴西虽然在罗塞夫执政期间推出“强劲巴西计划”（Plano Maior），希望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但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反而也未能实现。下降3.1个百分点。如果采用2015年新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将扩大至3.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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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化、通胀目标制和“去工业化”

尽管巴西从1930年代到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期间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建立了拉美地区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其工业化水平远未达标。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工业和制造业占巴西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1994年巴西实施经济稳定后，制造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下降更为严重。巴西高技术制成品贸易长期逆差，表明该国仍是资本货物净进口国，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巴西的“去工业化”发生在其工业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它是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汇率长期升值的衍生产物，是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自然结果。

1994年，巴西推出雷亚尔计划，通过汇率锚定控制长期高通胀率。在放松管制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下，雷亚尔计划通过高利率、汇率升值、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等政策组合，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不利于巴西国内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影响。由于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影响，巴西于1995年进行政策调整，将汇率政策由硬钉住改为爬行钉住，名义汇率小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资本流动出现逆转。由于管制放松，国际资本大量流出巴西，实际汇率持续承压。 1999年初，宏观经济失衡和外汇储备流失导致巴西政府放弃钉住汇率制度，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与此同时，宣布了财政盈余基本目标，并实施了通胀目标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取代汇率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锚定目标，巴西“三位一体”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尽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1995年至2016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巴西经济低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外部脆弱性、财政压力、高利率和名义汇率升值。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巴西的“去工业化”。

首先，通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手段，利率存在上行倾向，导致巴西投资率低、固定资本形成率低。通胀目标型货币政策旨在稳定物价，利率成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央行设定的通货膨胀上限时，利率提高，反之，利率降低。由于巴西多年的高通胀历史和较高的通胀预期，央行必须严格遵守监管原则，确保不出现动态不一致的情况。因此，长期来看，货币政策调控存在利率上行倾向，对经济长期活力产生负面影响。 2000年至2016年平均利率达到13.8%。高利率严重影响了国内投资倾向和银行业对企业的贷款，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较低。根据巴西国家经济地理与统计研究所(IBGE)的数据，1996年至2003年，巴西固定资本形成年均萎缩0.7%，而在2004年至2010年巴西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年均增长率仅为8.9%。 2011年至2013年，巴西固定资本形成年均增长率下降至2.2%，与GDP增长率（2.0%）几乎持平，表明巴西这三年并没有积累资本。

其次，汇率不稳定。升值造成出口困难，破坏制成品的竞争优势。货币贬值导致利率上升，投资倾向降低，制造业萎缩。自1999年“三位一体”宏观经济框架形成以来，巴西货币雷亚尔在2000年至2003年、2013年至2018年经历了贬值周期，并于2004年至2012年升值。当汇率升值时，巴西货币雷亚尔的相对价格制成品增加。此外，巴西制成品竞争力低，出口受到限制。当汇率贬值时，由于巴西的货币政策考虑到了汇率目标，为了应对资本外逃的压力，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来吸引资本流入，而高利率又限制了投资。 2000年至2015年，巴西固定资本形成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呈高度负相关。如果汇率贬值，资本形成率就会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汇率的“浮动恐惧”使得巴西容易加息，从而压缩了货币政策的空间，损害了出口和投资。巴西制造业以中低端生产和出口为主。 2001年至2016年，巴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下降了5.8个百分点，从19.25%下降到13.45%。 2011年和2013年，这一指标甚至低于10%。

最后，经济自由化导致巴西基于外债扩张的消费繁荣，而进口的扩张则限制了国内制造业生产。在贸易自由化之前，巴西国内非贸易部门由于受到政府保护并免受外国竞争而得以获得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贸易开放后，汇率高估促进了巴西内需，大量国外生产的高科技制成品进入巴西，严重侵蚀了国内同类产品市场。这导致了巴西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机械、设备和复杂零部件均依赖进口，国内生产集中于简单零部件。其结果是巴西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逐渐降低，国内产业发生急剧逆转。 2000年至2015年，巴西工业占GDP比重与巴西工业进口渗透率呈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而制造业占GDP比重与巴西工业进口渗透率呈负相关。制造业甚至达到-0.9。

因此，经济自由化后，巴西短期经济政策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在通胀目标制下，利率是唯一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利率上行，实际汇率被高估。利率和汇率从供给侧影响制造业的资本形成。在需求方面，经济自由化开放了市场。巴西制造的产品在与国外同质产品的竞争中被击败。国外高科技制成品进入巴西并取代国内生产，使得巴西对国内制成品的需求很高。需求减少。上述两方面的变化都不利于巴西的技术追赶。其结果是巴西工业和制造业萎缩，出现“去工业化”和“去制造”。

▍系统适用性及发展路径

19世纪上半叶，拉美国家相继宣布独立，是世界上最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发展中经济集团。这些国家整体经济脆弱，严重依赖欧美发达经济体。它们的发展战略和制度选择也带有发达经济体的印记。在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以“中心—外围”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结构主义理论指导下，拉美国家长期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耽误了发展机遇。转型并为新自由主义进入拉丁美洲提供了机会。方便的。此后，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开展改革、开放市场，扭转了债务危机造成的衰退，恢复了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中，拉美国家在货币政策上纷纷效仿，纷纷采用通胀目标制。但拉美国家在更大程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时。从制度适宜性来看，忽视新兴经济体的特殊性、盲目追随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是其在发展道路上再次迷失方向的根本原因。

巴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表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虽然帮助巴西实现了短期经济稳定，但未能实现长期发展，未能帮助巴西完成现代化。 。巴西实施雷亚尔计划后实现了经济稳定，并在世纪之交通过允许汇率浮动和通胀目标制进一步稳定国内预期，取得了短期成功。但对于包括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国内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国际经济的长期“边缘化”，受国际冲击影响较大，存在汇率长期高估的压力。这是因为巴西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长期通胀的影响，物价稳定一直是经济政策的核心。尽管实行通胀目标制，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巴西在盯住通胀率的同时还要兼顾汇率稳定，这导致其通胀目标货币政策“变形”。另一方面，巴西等拉美国家长期存在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导致其金融体系不稳定，汇率波动频繁。例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第四季度，巴西以外币计价的外债总额为5134.25亿美元，而其本币计价的外债仅为1523.52亿美元。无论是本币还是外币，长期债务占比均超过90%。债务结构的特殊性放大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因此，央行必须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物价。

作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实施通胀目标制初期条件相比，巴西通胀压力较大，通胀率偏离稳态值较远，通胀惯性较强。尽管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都会将汇率纳入货币政策制定，但发达经济体的汇率价格传导系数较低，汇率贬值对新兴经济体等新兴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巴西。总体通胀影响较大。巴西金融市场不发达，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佳，债务美元化程度较高。除了面临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外，还会出现国际资本的逆转。巴西央行将通过加息来稳定汇率，导致市场预期破灭，央行盯住通胀率的信誉受损。此外，巴西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导致该国出现“财政主导”现象：政府收入基础有限，本币发行铸币税较高；公共部门倾向于从中央银行和金融体系借款；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公共债务可持续性不高。央行的独立性将因此受到影响。在通胀目标制下，央行主要运用利率工具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央行加息，会导致政府公共债务利息增加，债务支出上升。其结果是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增加。利率上升还会导致汇率升值，增加进口，减少出口。进出口变化后，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国际收支平衡需要资本流入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而资本的高回报需求则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

曾担任巴西财政部长、提出“布雷塞尔计划”的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z-）指出，拉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陷入了“新宏观发展陷阱”。主要表现是长期利率增速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和汇率长期高估。对于巴西来说，通胀目标制实际上造成了财政问题，即利率上行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扩张、风险溢价上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因担心巴西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而外逃，雷亚尔进一步贬值。为了防止雷亚尔贬值通过汇率-价格传导推高通胀率，央行不得不继续加息，而利率则自我强化。其结果是利率持续上升，国内信贷持续萎缩，投资信心持续减弱，工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事实上，对于巴西来说，国内高利率使得企业难以满足资金需求，尤其是那些缺乏资金的私营企业。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008-2009年），巴西的私人银行（国内外）几乎停止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私营企业83%的信贷来自国有银行，而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BNDES）占其中的三分之一。

▍巴西制造业的未来

事实表明，巴西在高科技制成品方面仍然存在逆差，即巴西仍然是资本货物净进口国。巴西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中，经历了过早的“去工业化”，使其经济追赶进程陷入停滞，甚至造成发展倒退。虽然“去工业化”是国家发展的共同命运，是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必然过程，但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再工业化”趋势让巴西重新思考其工业化进程。当前，世界进入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时期。发达经济体更加关注实体经济。他们采取“再工业化”战略和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吸引高端制造业回归，推动服务业价值链和制造业价值链整合，增强竞争优势。其结果是，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向高端迈进变得更加困难。

对于处于全球经济“边缘”的巴西来说，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回流”将破坏原有的国际贸易体系，而制造业竞争力较低的巴西在制造业升级方面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强调的是，巴西的工业化从来都不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尽管历届政府都强调工业产能和制造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但制造业从来不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首要目标。早在二战后，巴西就开始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建立全产业工业部门，这也在随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是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明确、自觉的关注，而只是解决内外失衡的权宜之计。进入21世纪，尽管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和工人党批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前任政府，称他继承了“可怕的遗产”，但两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保持了完全一致。卢拉政府利用实际计划实现的物价稳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对平静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尽管有时，特别是在卢拉总统第二任期内，会有发展计划或实施新产业政策的建议，但经济稳定无疑是政府的首要任务。随后，罗塞夫总统在第一任期内也试图打破“三位一体”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对巴西经济的制约，但因财政压力和高利率而失败。

当前，全球“再工业化”兴起，发达国家希望振兴制造业、壮大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希望升级制造业，完成产业转型，实现现代化。但新兴经济体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不是重拾传统制造业，而是创造新兴技术和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竞争优势，重构产业和价值。链。 。在这样的环境下，巴西的“再工业化”任重而道远。

本文最初发表于《文化透视》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为《货币政策视角下巴西工业化升级的失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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