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当代著名女作家金爱烂的文学成就与代表作品

aizixun8

金爱兰是韩国当代著名女作家。1980年出生于韩国仁川，毕业于韩国艺术综合大学戏剧系戏剧专业。2002年，她以短篇小说《不敲门的房子》获得第一届大山大学文学奖。小说于2003年在《创作与批评》春季刊发表，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著有小说集《爸爸快跑》（2005）、《满口口水》（2007）、《飞云》（2012，中文版名为《你的夏天过得如何？》）、《外面是夏天》（2017）等，长篇小说《我的不安分生活》（2011，同名电影后由宋慧乔、姜栋元改编主演，2014年上映），散文集《那些适合被遗忘的名字》（2019），曾获韩国日报文学奖、今日青年艺术家奖、申东艺创作奖、李孝石文学奖、金裕贞文学奖、青年作家奖、李尚文学奖、同仁文学奖等韩国多项重要文学奖项。

在世界文坛，如果说韩国女作家是一道迷人的风景线，那么金爱兰则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她的作品以“通透的感性、诙谐的文笔、新鲜的想象”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同时，她也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誉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女作家”。

金爱兰几乎所有作品都被译成了中文，她的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过得好吗？》自2017年在中国出版以来，已重印五次，2018年出版的《外面是夏天》也已重印三次。后者入围2020年秋季“京东文学奖”，受到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忠义和评委高兴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推荐。据悉，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推出多卷本的《金爱兰作品集》，这对于一位“80后”作家来说极为罕见。

2019年8月金爱兰来华时，记者在北京大望路的一家书店里与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交谈。此后不久，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这让人们更加切身地感受到金爱兰小说中描写的种种“失去”（失去亲人、失去事业、失去联系、失去母语等）和“痛苦”。于是，在2020年的最后，有了这样一次长途通话。

外面是夏天：我的写作主题是“困境”

中国社科报：您曾对读者说过，《外面是夏天》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而它的主要写作背景和氛围就是“世越号”沉没事件。从中国读者的反响来看，也印证了您所说的“悲伤无国界”。6年多过去了，2020年以来，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韩国也不例外。作为作家，您一定非常牵挂韩国的疫情，感同身受。有哪些难忘的时刻和故事值得写出来？

金爱兰：我经常跟身边的人说，今年感觉自己活在老年里。因为韩国人在一定时期内经历了收入的大幅下降、活动路线受限、人际关系的萎缩——不只是韩国人，全世界的人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也许上帝想让我们有一些变得软弱的经历。其实，即使没有新冠疫情，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痛苦和孤立也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经历的。

我也非常有感触，我们平时在电视剧、电影里看到的灾难叙事，和现实生活中的剧情不太一样。很多被人类所喜爱的故事，呈现的是跌宕起伏的曲线，高潮时矛盾激化的剧情安排，然后矛盾化解，曲线变得平缓。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更像是一条心跳曲线，没有任何起伏，一直延续着。可以说是一个个小挫折接一个个小挫折，短暂的休整后又一波又一波的极度困难。进步与退步，恢复与恶化，循环往复，但生活还是要继续，人们还是会照顾身边的人。作为一名作家，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人类还有英雄的一面，那不是某种戏剧性的超能力，而是人们在忍受这些“极度困难”时，所展现出的诚实和真诚。

中国社科报：《外面是夏天》这本文集中，您最喜欢哪一篇文章？为什么喜欢？如果现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再写，有没有哪一篇文章是您想修改的？

金爱兰：我对《立冬》很有感触。因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困境”。小说描写的是一对背负着沉重房贷的年轻夫妇，终于用一套二十年的老房子买了一套二手房。然而，这对夫妇搬进这套二手房之后，却在一场意外中失去了孩子。这部短篇小说里有一个场景，就是失去孩子的夫妇在半夜贴墙纸。最后，这对夫妇陷入了放不下手里的墙纸，却又无法继续拿着墙纸贴的境地。我把这对夫妇的场景，看作是大多数人在人生困境中不得不面对的场景。所以我觉得，自己留在那个场景里，而不是急着去给予安慰，是基本的礼貌。我对这部短篇小说的爱，就是我对这对夫妇的爱。

我对城市生活的描述，始终聚焦在空间上。当代年轻人居住的空间，其实不能称之为家，而是一个房间——而且房间也非常小，也就是一间小房子。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他们会不停地换房子。我一直在想：在换房子的过程中，他们要去哪里？最终又会去哪里？这其实也体现了韩国的近代史。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韩国追求的是速度、增长、金钱。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我想是“孩子”（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暗示人们在追求物质增长的过程中，失去了生活的本真——编者注）。

如果我将过去作品的背景换成现在的情况，也就是新冠疫情，很多事情可能会改变。因为故事里所有的基本价值观都因环境的设定而发生了变化。在我们日常生活、劳动、旅行、接吻、握手都变得不可能的日子里，故事会是什么样的？或者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正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中国社科报：由于您的作品不仅描写了韩国都市人的苦境与悲哀，而且让人感受到心灵慰藉的温暖，人们不免称之为“治愈系作品”。您如何看待文学的“治愈”作用？如果将您后期的作品与早期的作品进行比较，您觉得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温差”？

金艾然：如果拿现在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相比，有时候会觉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就像你说的，我写过很多温暖的小说。不过，如果说我早期作品里的温暖是来自乐观和肯定的话，现在则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失望和怀疑之后，隐藏起来的一丝温暖。温暖的量变少了，温度也变低了。有时候会觉得这样更珍贵。因为前者是我已经拥有的，后者是我保留的。

韩国一位社会学家说：“内心充满痛苦的人不会说话，而是发出声音。”这里的“声音”是各种非语言的表达，比如哭泣、沉默、哀号等。文学就是把这些“声音”变成“文字”，赋予那些声音故事的地位，并把它们变成语言的过程。它不是笼统地给人类的痛苦或悲伤命名，而是一一命名，然后喊出名字。即便如此，这种语言也不一定非要柔软、温暖。因为有时候，不是“温暖”的语言，而是“准确”的语言，才能更贴近我们的痛苦。

我在小说里描写过很多弱者的故事，很多人跟我说，读我的小说，感觉被看见、被理解，产生共鸣。其实，不是我站在那些人物的身边，而是我小说里的人物选择站在我身边。几年前，我得知韩国“世越号”客轮沉没事故，我也受了伤，需要被治愈，于是就用写小说的方式治愈了自己。不是我理解别人，而是我也需要被理解。小说是我选择的方式。

避免使用常见表达方式

中国社科报：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不安生》一经出版便引发大量关注，立刻成为当年的畅销小说。作品中，身患早衰症的阿梅在17岁时就已拥有80岁的面容，在逐渐接近死亡的过程中，不断恢复人生记忆，亲眼看到自己的出生、成长，父亲和母亲如何相遇、为何生下“我”等过往，以及一家人面对命运的​​碾压时的无助与悲伤。这部作品的叙事角度和时空转换非常特别。您当时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

金爱兰：我想写的是“一个孩子失去了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对于患有早衰症的主人公来说，我认为他失去的“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是“青春”和“年轻”。在写这部小说时，我对小说的关注点从“空间”转移到了“时间”，这也影响了小说的结构。我想在一个孩子的身体里写出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都像纸一样揉在一起。

我在写作和塑造人物时，避免使用常见的手法。我认为文学是与日常生活的对抗，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与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的对抗。写作时，我更关注如何写，而不是写什么。

中国社科报：《外面是夏天》这本集子里有一篇中篇小说叫《寂静的未来》，是李想文学奖获奖作品。它讲述了一个濒临灭绝的语言博物馆的故事：一个超级大国把世界上稀缺语言的使用者聚集起来，为他们开设专门的场所，以“活磁带”的形式展示他们的语言，供人们参观。小说体现了您对人类文化的关注。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身边的朋友谈起这部小说，称赞您的危机感和非凡的想象力，因为语言的丧失就是交流的丧失。能不能谈一谈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以及您通常通过哪些渠道获取素材？

金艾然：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偶然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地球上平均每两周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这部小说就是基于这个事实而创作的。这是我写过的最抽象、最难写的一部小说，但小说的根源在于我作为作家的“对语言的热爱”。我听说这部短篇小说特别受到离开祖国的移民和留学生的喜爱。也许是因为经历过与母语疏离的人，能更直观地理解和共鸣小说中的某些部分。

至于我的素材来源，每一本小说集都是不一样的。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素材或者创作灵感大多来自于我熟悉的生活，比如身边的人、家人。后来在写小说集《飞云》的时候，我的灵感来源或者获取素材的渠道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为了收集素材，我做了很多工作：去采访，也去网络、图书馆等地方收集素材。比如在小说集《外面是夏天》里，有一个关于小狗的故事，所以在写小狗之前，我要收集很多关于狗的素材，比如小狗会不会做梦，它们的平均寿命有多长等等。

收集资料不难，但酿造情绪却很难。例如喜欢狗的人的脾气，面对狗时的感觉，被爱的狗的感觉，或者它是否有情绪。如果处理不好这些情绪，读者会立刻发现。我在收集资料和酿造情绪时经常会犯错误，但我仍在继续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7年，韩国国立文学研究院编著《小说2000年代》（思想树出版社），集中介绍了您、朴敏圭、片惠英、金重赫等韩国新锐作家。书中指出：“自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件（指1998年1月5日贷款到期，韩国政府无力偿还先前借入的IMF贷款而陷入危机，又称‘IMF危机’——编者注）以来，资本主义进程加快，邻居时而孤单时而联系，绝望的青春迸发出想象的烟花，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绚丽多彩。”如今距离那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您和被誉为“韩国卡夫卡”的片惠英都以奇妙的想象对文本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实验，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叙事技巧。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文学与政治、科技、商业共生，您认为小说的边界在哪里？

金爱兰：科技的发展拓展了我的阅读方式。比如，在阅读有关二战的作品时，遇到“圣马洛”（法国小镇圣马洛，韩语发音为“用虚构的语言”——译者注）这种陌生的地名，我就会立即用智能手机打开卫星地图。不过，我有点犹豫，这是否意味着我的感官扩展了。信息量肯定会增加，但如果你问“我脑海中描绘的圣马洛和现实中的圣马洛，哪一个更令人着迷”，往往是前者。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前沿科技让我的很多尝试和想象成为可能，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利用它们。但有意思的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科技无所不知阻碍故事发展的时刻。如今作家在写某些场景时，往往需要预设主角没有或不能拥有智能手机的理由。意外和事件、误解和戏剧性都被科技所削弱。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小说将走向何方、应该走向何方，我的回答会很简单。在一切叙事的叙述者和主角都是自己的一人媒体（自媒体）时代，在自我陶醉和自我异化的时代，对于小说家和读者来说，他们需要到达的不是主角的位置，而是一个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自我的地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有这种需要。但我想写这样的小说，尽管我并不总是能成功。

韩国女性主义写作的多样性

中国社科报：韩国是典型的男权国家，但记者发现，您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往往没有那么强烈。比如《爸爸，快跑》、《我的不安稳生活》等作品中的年轻父亲，似乎还没做好准备就当了父亲。《爸爸，快跑》中“我”的父亲慌乱地离家出走，“我”从出生起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只能在想象中不断构建父亲的形象；《我的不安稳生活》中，年轻的父亲17岁就意外结婚生子，完全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中国学者薛洲曾评价：金爱兰把父亲塑造成了一个抛弃子女的不负责任的人、一个向女儿讨饭的无能之辈。总之，在您的作品中，男人并不威严，生活也同样艰难。

因此，有的读者认为您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权社会的没落；也有的读者认为您的小说并不局限于男性或女性，而是在讲述城市人普遍存在的困境与焦虑。您怎么看待这种看法？

金爱兰：我觉得如果赋予角色过多的代表性，就会变得不自然。所以当我写短篇小说时，我会以“我只写我最了解的人”的想法开始故事。之后，我希望读者在跟随角色的同时，能够“仍然”看到他们现在的位置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风景。我经常觉得，在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解释我们的生活时，有些东西是语言无法穷尽的，或者即使用了那些语言也无法表达的，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语言来承载它们，对我来说，那就是小说。

中国社科报：那么，您如何解释您笔下韩国男性形象相对“懦弱”的现象呢？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金爱兰：我说过，我的素材或者创作灵感，大部分都来自于我熟悉的生活。我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有我家人的影子。这是真的。我的母亲在生活中是一个大声、开朗的人，她也很能干，她反复给我讲我父亲和她年轻时的故事，还有她对生活的态度。但是，我和父亲说话的记忆，或者父亲带我出去玩的记忆，却很少。当然，从小到大，父亲经常答应我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可惜他很少兑现。对我来说，母亲就像蜡笔，父亲就像画纸，纸上有很多空白，长大后发现了这一点，就想用母亲的蜡笔把这些空白填上去，也就是讲故事的冲动。

中国社科报：文学史上通过讲故事治愈童年创伤、与生活和解的例子太多了。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女性的。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作家在韩国文坛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年来MeToo运动席卷全球，韩国也掀起了一股女性主义写作浪潮，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作品，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赵南珠著，2017年）。不同于前辈申京淑通过对生活的深刻回望而重新“找到母亲”，赵南珠这样的年轻作家更关注女性自身的存在和存在的意义，而韩国新一代女性也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您如何看待赵南珠这样的年轻作家的写作？

金爱兰：韩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从几十年前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学受到广泛关注，因为作家的声音和读者的需求相吻合、重合。读者不是通过口号，而是通过“故事”接触到女性主义，似乎受到了影响。此时，让我们重新思考，用“故事”代替语言或口号意味着什么？故事的力量是什么？

如果说，少数作家在很久以前创造的土壤中种下了树苗，如今这些树已伸出各种枝条，分枝生长。如果说一开始需要关注性别歧视问题，那么现在则开始尝试探索其中每个角色的分工和复杂的层级关系（阶级、种族、世代的交集）。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之后才成为“素材”，如今以这种世界观为基本价值的作家们正通过各种体裁和技巧，进入故事多样化和陌生化写作的阶段。

中国社科报：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眼中，男性同样是父权制的受害者，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中。其实包括韩国男性在内的很多男性都支持男女平等。那么在您看来，理想的两性关系是什么样的？女性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金爱兰：我觉得不应该把对方当成工具，不应该剥削对方，而是尊重对方的态度。同样，我相信幸福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的别称。只是作家更擅长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正确答案，所以即使有同样的问题意识，也会发现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是一种通过提炼和放大问题来参与提出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给出正确答案。

最有力的沟通是互相阅读

中国社科报：中韩建交后，两国文学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韩国新生代作家，您在文学交流活动中与中国作家有过互动吗？哪位作家或哪部作品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中国读者的交流中，您有何感受？

金爱兰：2019年，我在北京一家书店参加了一次文学交流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以读者为导向、而非学术论坛的出版活动。我以前参加过很多国外的活动，但从来没有参加过像在中国这样有这么多年轻读者的活动。在那里，所有的年轻人都认真地听我讲话，表现出很强的注意力，这让我印象深刻。与同行作家蒋方卓和文真的对话也让我记忆犹新。

我曾多次参加中日韩的东亚文学论坛，也有机会在韩国与苏童、余华等学者一起参加论坛或对话。我还记得2019年秋天在首尔与一位中国作家的对话。这位先生对我的作品发表了真挚而动情的演讲，临别时还送了我一盒中国绿茶作为礼物。从那以后，当我在寒冷的日子里坐在书桌前，端着一杯茶，我常常会想起这位先生给我的鼓励。读者和评论家是作家的好伙伴，但有时真的没有什么能比其他作家的支持更能让一个作家更有力量。

中国社科报：朴繁信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日韩三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但三国作家很少读对方的作品，而是把目光投向西方。如今中日韩三国作家有互相忽视的倾向。您怎么看？您认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韩作家，特别是中韩三国作家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学交流？

金爱兰：从一开始，东亚各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就难以摆脱以西方为中心构建的框架和目录。当然，有很多东西值得参考和学习，但恐怕无法成为绝对的标准。也许我的回答有些简单，但最有力的文学交流大概就是互相阅读对方的作品。爱上一个不认识的人很难，而把“陌生人”变成“熟人”是小说的工作之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通过中国文学中的人物认识的中国人，比从新闻或电视剧中感知到的中国人更亲切。因为通过他们，我能感受到一个人的内心与历史、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真正的文学交流，可能不是“作家之间的交流”，而是“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当然，如果两个方面都能做到那就更好了。为此，第一步就是对当代作家的实时翻译和相互的好奇。

（感谢译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系徐黎明老师的热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