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变迁与经典作家反复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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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每个时代的学者都将面临新的学术生存语境。世界的动荡变化与内心对创新变革的顽强追求重叠，年轻的学者会同时感到焦虑和渴望。每一代人的应对方式大多命名新术语，以激发新的研究结构或问题意识，如“重写文学史”、“重新解释”、“回到历史现场”、“再研究”、“再研究”等。 ，可以说是一种“重新开始”的冲动。这就是历史的互惠和学术的互惠。在这个过程中，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学术生命得到新生，向广阔的人生世界和深邃的精神空间发起冲击。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为何值得“反复”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思考的问题和困境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存在于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革命作为整个二十世纪的核心词，也纠缠在作家生活的文学和思想语境中。通过研究作家的作品和经历，你会越来越意识到“世界视野”或“整体视野”的重要性。你还必须敞开心扉去看看这个世界。这既是历史真实发生的过程，也是作家参与政治实践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展开过程。这也是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自觉认可。

近日，来自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齐聚长沙，召开现代中国会议。青年文学研究学者研讨会。会议由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吴宝林召集并主持。与会学者围绕“经典作家、中国革命、世界观”、“史料与理论”、“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国经验”和“学术共同体”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圆桌讨论持续了五个小时，期间有很多具有历史和理论内容的思考和表达，以下是本次研讨会实录的第一部分。

座谈会现场

吴宝林（中南大学）：

我们都知道，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寺召开。据说，此次研讨会对现有的文学研究格局、方向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见解。当然，散漫的会议不能与那个时代相比。他们都是我们的资深老师，我们都很尊敬他们。但庆幸的是，我们还有“青春”——这是为数不多的“护身符”之一（笑）。我想如果我们说错了什么，老师可能不会太责备我们。毕竟我们有一颗纯洁的心，幼稚是可以原谅的。从学术角度来说，既然大家身处同一个“研究室”，自然会对很多问题有共同的关注、不同的困惑、不同的表述。这也是学术界的焦虑和乐趣之一。

其实我挺害怕的，因为我太年轻了（笑），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而且我还要客串。从职称、知识等来看，各位师友各有专长，形成了自己的个人风格。我坐在这里，可以说“一只小苍蝇可以撼动大树，高估它是可笑的”。然而，我突然想到，虽然我不像其他人那么“独特”，但学术上是平等的，表达的乐趣也体现在这里。因此，我们在设计海报时，会突出人物的名字，并使用较小的单位字体。同时，它们是按字母顺序倒排的，主要是因为我想在下半场请最年轻的博士生先发言。我感觉日本学界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记得小川教授在东京组织首届周作人研究国际会议时，邀请了一位博士生。正在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学生担任会议主持人。这在中国学术界其实很常见。很难想象。 8月初去日本开会时才知道，日本学术界似乎是以教授、教师为中心，以人为本来组织和评价学术的。

研讨会海报

前几天，看到一句话“胖子，只要够胖，即使认真读书，也像点菜一样”。我认为这是非常不仁慈的。所以接下来我要认真主持，认真“报菜名”。

张武军（西南大学）：

“经典作家、中国革命、世界宣明会”的主题设置得很好。这些话题不仅是我们现代文学界关注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也积极参与，给我们一种挤压感。这对于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确实是一场危机。同时，现在也是一个好时机。我们旧有的研究范式和解释框架正在逐渐被打破，新的范式正在探索之中。

事实上，我们的学科一直是带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正名”意识发展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我们主要给“文学”正名，后来又开始给“现代性”正名。近年来，我们关注的问题逐渐转向“中国”这个关键词，这个词看似不言而喻，却需要“纠正”。 “中国从哪里来？”这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从我这几年的材料阅读和感受来看，中国（国家）和革命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中国不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而是一系列构建民族革命的实践。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事也应该顺应这些建国的革命实践来发展。

对此，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时间点值得关注，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节点： 1、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2、1925年五月三十运动及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后来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有关； 3月18日事件与中国国家形态的分裂；第四，延安与新中国的建设。我还在思考这个特定的时间点。当然，这些不仅是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重要点，也是我通过阅读历史文献来理解和重新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点。比如，从文学内容到风格，我们更应该关注1931年而不是1937年，因为1931年前后的文学变化太明显了，左翼革命文学也是如此；再比如，我强调了1925年五月三十抗战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折点和新的叙事，而不是后来的1928年；更重要的是，以广州国民政府为代表的新中华民国和以北京政府为主的中华民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民国形态。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南下之旅也可以由此得到更好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是重建人民、重建国家过程中的运动。作为一场民族运动，走向革命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可能会超越过去以新旧文化为主的五四运动。叙述。

张五军

邱焕兴（江苏师范大学）：

我理解，这次演讲的关键词“世界观”，不是“现代中国”的世界性，而是“当下中国”的世界性。因为在我看来，现在的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失去了“当代性”，变成了某种历史性的、专业性的研究。比如说数鲁迅的头发。当你数到第一个的时候，自然会数到第二个，然后无穷无尽，不仅如此，还要了解鲁迅的牙齿、身体状况等等，这些对于了解鲁迅或许很重要，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了对过去的研究。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召唤历史的幽灵只是为了让它们飘浮在天空吗？它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们对待历史研究的态度应该像日本动漫《龙珠》一样。召唤神龙的目的是为了许愿，完成我们的一些愿望，让历史经验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召唤神龙只是为了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只是历史还原论。

这种历史还原论的出现，其实与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职业合法性的重置有关。它以对“文革”的反思为基础，提出现代文学要“回归五四、回归启蒙、回归鲁迅”。新的研究需要求真，重新历史化，重新点燃一个时代。本来，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当代文学是高于现代文学的，但通过这次重置，我们再次用现代文学取代了当代文学的重要性。此时的现代文学已成为各学科的突出研究，因为这种逆转契合了全社会反思“文革”和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形势。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学科开始进入“观念淡化、知识凸显”的状态。由此，现代文学的“历史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回归历史本来面目”转变为20世纪90年代的“回归历史现场”。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论变化。 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是基于反思的“历史化”，而90年代则是“历史化”。从此，现代文学开始与当代中国脱节。

但恰恰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局势开始进入“文明冲突、世界体系重建”的状态。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问题不仅没有出现，相反，几乎所有文明都开始出现民族冲突。文明的复兴和恢复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世界观背景下，我们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是否也需要重置？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学科必须“反思历史化”。由于一系列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学科内部问题的干扰，近二十年来现代文学彻底沦为现代历史的“奴隶”。 ，陷入一种历史霸权。如果我们的学科继续忽视当代世界历史体系的变化，那么我们学科的内部问题将层出不穷。比如说，我们数鲁迅的第一根头发，为什么不数第二根头发呢？然后发现三毛要抗议，那我们什么时候讨论这些问题呢？

我暂时无法给大家提供具体的核心观点，但我认为我们至少要在研究认识论上做出一些改变。我认为“中国经验”这个词在学术上用得很好。所谓“经验”，首先意味着历史是活生生的东西，现代性一直延续着、控制着我们。其次，这种体验是双重的，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是有意的，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月亮的时候，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意向。你看到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你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看鲁迅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带入了研究者的主观性，从而存在一个主客体的叠加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大部分论文基本上都是“对象描述”或者“特征描述”。比较好的从第二步开始，就是提供一个“历史解释”，基本上研究者写到这里就以为结束了。那么我觉得如果我们用“经验”来代替的话，第三步就是物体识别的“经验生成”。如果不研究鲁迅的人说“我为什么要读鲁迅？”，必然会有第四步，就是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即“理论创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研究分为四个步骤：对象描述——历史解释——经验生成——理论创造，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目前，我们的学科仍然排除哲学的东西，甚至我们不喜欢“文学哲学”这个概念本身。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学科想要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很简单，借用管理学的概念，你就得提供“公共产品”。就像我们都要看福柯一样，实际上福柯是一个研究特定历史的学者，但他的研究具有辐射性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要做的就是正视当代中国的变化。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能纯粹历史化或史学化，当然也不能只考虑当代中国的变化。向历史索取经验而不考虑历史对象本身的经验特征，完全是“以理论代替历史”。因此，伽达默尔提出的“古今融合”观点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历史现象。过去的多样化经历，与今天当代人所要求的经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郑浩跃（北京大学）：

当我们刚进入现代文学学科时，我们这群青年学生所建立的学科知识基础就是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但当时我们只说“反思”悟道，却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似乎在等待一个建立新事物的机会。这东西到底在哪里、是什么，当时还不是很清楚。近年来，“中国经验”开始进入我们的学科，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科范式的更新并不是在原有的启蒙反思框架内获得的，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全新事物。它的意义在于，需要从绵延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漫长世界历史中去理解。至于它带来的“政治能量”，更是不容小觑。这对我们新一代来说既令人兴奋，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说到具体的研究，我想到了丁玲。当我了解丁玲的研究时，我发现以前的丁玲研究者完全是在自由主义和左派之间自言自语。我想如果用“中国经验”来理解《阳光照在桑干河》这样的小说，我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阳光照耀桑干河》

钟成（山东大学）：

从本科到博士学位，我更多地接触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首先，我想问的不是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推动文学的发展，而是文学能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什么？今天，社会科学中有大量琐碎的实证研究。你不能说它们没有意义，但我总觉得这些研究过于工匠化、制度化，离知识分子深层次的精神关怀太远了。纯知识生产不断扩大，似乎很难看到质的飞跃。带着这种不满足，我接触到了鲁迅丰富而又矛盾的精神结构和内心世界。这帮助我开始从有效的角度思考中国过去100年的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变迁。

我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最初觉得中国的启蒙还不够，但鲁迅文学的困境提醒我，国民性的转变和制度变迁之间会存在一种循环推理。为了打破这种循环推理，有时剧烈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一切发展都需要付出代价，我认为真正有效的加入世贸组织学术研究必须权衡这些成本，而不是提出一些宽泛的口号或想象一些毫无根据的乌托邦。

要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理解鲁迅，我们也必须努力抛开事后诸葛亮的心态，理解他当时面临的复杂选择，尽管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他的选择。主观上来说，他正在寻找一种组织力量来尝试某种制度变革。当然，他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并不完全重合。刚才有同学谈到“铁房子”。如果我们把它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想到韦伯的铁笼。其实，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铁房子，说的是一个传统的、束缚人的前现代社会，而铁笼却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官僚社会。这种错位启发了我。我个人觉得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机其实很不幸。就连鲁迅的思想也无法摆脱这个限制。当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并表达一定的悲观主义情绪时，中国的引领潮流的知识分子却将这种反思甚至悲观的思路解读为乐观乌托邦的命题。比如对鲁迅影响很大的西方思想家尼采，是一个反现代、激进的代表人物，但他却成为青年鲁迅中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

（本成绩单由中南大学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何锐、邹诗雨整理，并经参会人员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