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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焦虑与辉格史观:从四大发明争议看社会心理与科技服务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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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8 09:51: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但除了这些质疑之外,自然也有不少支持的声音。为什么这样的不良行为即使被举报,仍然有很多网友支持呢?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值得深思。

今天我们试图从科技史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论,以及其背后的辉格党科技史观。 19世纪,英国涌现了一批辉格党学者。它们因服务于辉格党(英国自由党的前身)解释历史的政治利益而得名。他们相信历史进步并简化世界。他们被称为辉格党历史学家——他们追求现代化急功近利、急功近利,这与辉格党在科技领域的历史观非常相似。正是简单化的标签和对现代化的盲目追求,造成了一种弥漫全球的技术焦虑。在笔者看来,举报的同学或多或少都对技术感到焦虑,但这并不是必要的——技术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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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修斯之船等四大发明

您如何看待“四大发明”的争议?

一开始,学术界没有“四大发明”,但有“三大发明”。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 ,1501-1576)说:“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整个古代世界无与伦比的发明”。然而,这位数学家说话轻声细语,提出“三大发明”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

英国思想家培根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将“三大发明”发扬光大。他的职业是政治家,研究学术是业余博学的爱好。培根先后担任首席检察官、枢密院顾问、大法官。 1620年,他写了《新乐器》。

《新工具》写道:“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改变了世界事物的整个面貌和状况。”遗憾的是,培根知此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不知道“三大发明”。 “大发明”从何而来?它们是否是中国发明和创造的?对于“三大发明”在各国的传播路径没有深入考察。

写完这本书的第二年,培根的事业就急转直下。他被指控贪污受贿,被关进伦敦塔,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既然如此,就没有时间去思考“三大发明”了。

在培根之后,马克思也肯定了“三大发明”(1844年)的重要性,但他没有考察“三大发明”的起源。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没有其他学者详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可以证实的是,“三大发明”一词在英国民间流传,并在鸦片战争期间随着贸易的开放传入清朝。

▲古代司南(指南针)的“复原”模型。学术界存在争议,认为用天然磁性材料制成的勺形指南针无法正常运转,也未见到实物。

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惊讶地发现欧洲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与中国如此相似。他们将中国确定为原产国,并将造纸术列入其中,正式形成“四大发明”。 1876年,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英国报人亨利·贝尔福激动地写道:

“当人类文明还不到两千多年的时候,中国人就有了火药、印刷术、还有水手使用的指南针。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天方夜谭,但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在他们四千年的历史中,我们赢得了我们所谓的四大发明。

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约瑟夫·约瑟夫访问中国,进行了独立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写下了这一结论。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仍然使用“三大发明”这个词。 191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课本中有五本谈到三大发明,但十年后只有两三本。 1933年,陈登元编撰了《陈氏高中国史》,“四大发明”之名终于出现。姗姗来迟的知识分子大规模地宣传了这个新词。 1935年后,“三大发明”从历史教科书中消失。 ,不留痕迹。

此时,日本侵华威胁严重,四大发明或多或少是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 1943年,李约瑟受重庆国民政府邀请,向抗战军民宣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有趣的是,汉学家约瑟夫·约瑟夫在创造“四大发明”时,将其与日本进行了比较。他指出,日本文明远远落后于中国:“他们(指日本)没有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等能力,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1954年,李肇星编着《中国科学技术史》,郑重宣称“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向国外传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然而,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他三项发明始终伴随着诸多质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年版

近年来,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理论:先刻梵文,后刻汉文。印刷术起源于印度,梵文陀罗尼经、心咒等文物为证。公元六世纪,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徒开始刻印佛经。该技术传入中国后,印刷范围扩大到包括中国本土信仰和民间日用书籍,最后是儒家经典。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无疑是中国人的独创,但也被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改造过。很难说它们完全是某个国家的贡献。就像同一个哲学问题:忒修斯船上的木板逐渐被替换。经过不断的修理和更换零件,所有的木头都不再是原来的木头了。最终,这艘船仍然是忒修斯原来的船。 ?

如今,不少人抱着“四大发明都是假的”论,传播一些标题为“揭露XXX真相,原来我们被骗了”的文章。当然,另一方也有人认为四大发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应该受到侮辱。双方都相信马克思的主张,即火药将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开辟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印刷术成为新教的工具,并且总体上成为科学复兴和精神影响的手段。发展是创造必要先决条件的最有力杠杆。

但您如何看待“四大发明”对欧洲的影响?封建骑士的衰落有很多因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火药的发明和使用。骑士们很早就放弃了城堡生活,与市民一起生活。原因很简单。该城堡是根据军事需要而建造的,不适合日常家居生活。从照明和供暖来看,城堡并不舒服,几乎就像一个囚犯的住所。后来,确实有一些城堡被改造成了监狱,比如著名的伦敦塔和巴士底狱。

应该说,对封建制度最致命的打击不是火药而是价格革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美国的金银输入西欧,造成通货膨胀,中小贵族普遍破产。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印刷术推动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个结论似乎是牢不可破的。然而,法国却出现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在天主教会最发达的地区,公众知识水平最高,而在教会不活跃的地区,识字率下降。在辉格党的历史观中,天主教是一支无知和落后的力量,与猎杀女巫、宗教裁判所和迫害伽利略有关。怎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呢?事实上,宗教改革后,为了挽回天主教信仰的失落,提高信徒的教育水平,各兄弟会陷入激烈的竞争,竞相开办学校。西欧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天主教德语地区和新教地区的识字率没有太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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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辉格党历史观的陷阱

现代化进程是“科学/迷信”的二元对立吗?

技术是中立的,进步人士可以使用印刷机,天主教徒可以使用印刷机。保守派宣扬他们的思想并捍卫旧制度。现代知识分子有一种过度自信和乐观的态度。 19世纪,英国涌现了一批辉格党学者。它们因服务于辉格党(英国自由党的前身)解释历史的政治利益而得名。他们相信历史进步,把世界简单化,把天主教称为反动派,把新教称为进步派。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个天生自由的民族,自《大宪章》以来就拥有民主的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光荣革命和辉格党的统治是水到渠成、符合历史潮流的。

特里维廉的《英国革命1688-1689》和麦考利的《英国史》都秉承了这一思想。 1931年,学者巴特菲尔德发表了《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正式将他们命名为辉格党历史学家。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迷信“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追求急功近利的现代化,这与辉格党在科技领域的历史观非常相似。五四运动的“赛先生”是焦虑与乐观融合的产物。西方人对中国的落后感到痛心,认为科学是灵丹妙药。他们坚信科学可以治愈国情。如果没有看到效果,西方主义者就会生气。都怪老百姓无知,不愿意吃药。

知识分子把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简单化为科学/迷信的二元对立。当技术遇到障碍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无知的大众,而不考虑其他现实因素。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义和团运动拆除铁路。经过洋务派的一再批评,义和团运动成为封建愚昧的代名词。事实上,拆除铁路的最大原因是经济动机。原本从事水陆交通的船民、纤夫失去了工作,谋生困难。新建的火车站哨所优先招收天主教徒,这又加剧了老百姓对外国人和外来宗教的仇恨。

甚至因迷信和无知而对铁路的敌视在世界各地也很常见,普通民众也反对日本引进铁路。他们认为铁路是基督教世界的黑魔法,不应该被允许来到“天照净土”。关于铁路的谣言和传说与日本当地对鬼狐的迷信结合在一起。村民们说,那些因为铁路而失去家园和生命的小动物变成了鬼魂,向铁路工人报仇。

▲2009年6月27日,重庆云阳县尼溪乡协和村,农民用传统工艺造纸。用牛拉动磨盘,将浸泡好的毛竹碾碎。

欧洲文明也有固执保守的一面。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对现代技术怀有敌意,并阻止该市修建铁路。他死后,罗马人编了一个笑话:教皇在去天门的路上双腿酸痛。圣彼得抱怨着,问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圣彼得回答说:“如果你修了一条铁路,你现在就已经到达天堂了。”

鲁迅痛斥“人血馒头”。西方也存在同样的迷信。德国人相信,被处决的囚犯的血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别说巴尔干、东欧等落后地区,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直到19世纪末,仍然存在着巫术和鬼魂活动。人们用牧师祝福的圣水来驱除邪灵,吉普赛人则在大街小巷兜售符咒。 1887年,法国中北部一对年轻夫妇听信巫师的话,犯下了谋杀和驱魔的罪行。

清末民国的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感到焦虑,夸大了民众的无知程度,仿佛这是他们国家特有的问题。他们片面强调民众的愚昧,夸大传统文化的障碍,凸显自己的光辉。这也是其他国家西化派的通行做法。

1574年,奥斯曼帝国穆拉德三世修建了首都天文台,六年后因宗教领袖的反对而被拆除。巧合的是,与此同时,第谷·布拉赫在丹麦建造了第一个现代标准天文台,欧洲人得以制定最精确的天体运动表,结束了“地心说”。现代土耳其的世俗知识分子经常用这个例子来强调伊斯兰文明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冲突。历史界认真研究发现,伊斯坦布尔天文台最初的目的是占星术,预测厄运,与天文学关系不大。

在土耳其和阿拉伯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些宗教启蒙人士接受了牛顿物理学和达尔文进化论,调和了西方现代技术与传统文明的差异。土耳其的赛义德·努尔西(1876-1960)告诉信徒,科学是宇宙的语言,是探索真理的工具,《古兰经》可以包容欧洲科学。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yed Ahmed Khan,1817-1898)研究物理学后得出结论:自然界是不断运动的,天体运动和人的生老病死都遵循自然规律。艾哈迈德汗鼓励穆斯林学习英语、了解西方,并谴责苏菲主义和其他教派的消极和保守。如果宗教改革路线能够实行,那么洋务路线的合法性就会动摇,接下来的事件就会很自然地发展。努尔西被凯末尔软禁,他的作品也被禁止。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常常因为对科学技术的焦虑而变得激进。他们寻找文化根源,认为中国、印度、阿拉伯文明骨子里缺乏科学精神,只有西方文明(特别是新教国家)才能诞生现代科学。尼尔·弗格森等学者盲目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先进性,将新教、民主和科学捆绑在一起出售。

如果你有耐心去搜索,在英国还可以发现很多贬低科学的言论,而且说话的人并不是低等的傻子或者愚妇,而是有教养、有教养的正派人。

蒲柏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句来纪念牛顿: 自然及其法则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就让牛顿吧!”一切都被照亮了。事实上,他还写过一句话贬低牛顿:“人类理性最有益的目标是人性,而不是天文学。” “与计算行星之间的距离和自转次数相比,纠正真实的人性和善恶标准,比计算行星之间的距离和自转次数更重要”。

诗人威廉·布莱克说过:我相信500个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弥尔顿。对比一下晚清保守派的名言:“根本目的在于人心,不在技巧。以忠为铠,以礼为桨”。两者的差别有多大?

英国乡村绅士们和义和团一样痛恨铁路现代文明,鄙视理工科教育。它们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完全不同。生物学家、达尔文理论最有力的宣传者赫胥黎曾访问过牛津大学。他和一位优秀的文科学生共进午餐。原来对方并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

学术著作《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专门整理了上层阶级的反工业、反科学的言行,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一方面而忽视其技术先进的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将英国描绘成无知和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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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虑到愤怒



弥漫全球的“科技焦虑”其实是不必要的

事实上,18世纪西欧的人文艺术深受明清文化的影响,被称为“中国风格”()。

江南苏杭风格园林出现在英国。建筑师布置叠石、假山、洞窟、拱桥,营造出小桥流水的意境。与西方几何园林布局相比,具有独特的韵味。在乔治四世国王的布莱顿宫中,宴会厅主要以蓝铜色、朱砂色、帝王黄等中国古典色彩装饰。每个房间内都摆放着乾隆花瓶、漆盒、折扇等。

中国元素无处不在,走进欧洲缪斯的殿堂。法国织工在挂毯上编织了中国龙、狮子和凤凰的图案。提香的画作《诸神的盛宴》中,希腊众神手持中国明代的青花瓷碗。

欧洲公民家庭使用中国瓷器,模仿中国的饮茶习俗。一些科技史学家提出用丝绸、青铜、造纸印刷、瓷器取代四大发明。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还联合策划了“奇迹”“天宫”展览。

▲《诸神的盛宴》

18世纪流行的“中国风”是一种经得起质疑的坚实文化输出。但一般人认为这些东西含金量低,往往属于人文领域,很难唤起民族情感。爱国者不会炫耀它作为民族自豪感的证据,西化者也无意反驳它。技术焦虑在中国的教育中随处可见。从中小学开始,老师和家长都非常重视科学,而忽视艺术和音乐。全国形成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民族主义者对华为推崇备至,将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称为“新四大发明”。他们甚至认为没有支付宝的外国还不如中国方便。

假设一位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学没有“创新”,最伟大的杰作是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发布到网上后,恐怕很难引发讨论,但四大发明不同,科技领域很容易引起焦虑,所以必须竞争。

此次,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对郑文峰“侮辱”四大发明提出异议。尽管他们举报了如此恶劣的行为,但仍然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其中的社会心理值得深思。如果将其背后的动机解释为“祖先曾经富有”,那就是片面的、简单的。

我们有一群真诚的爱国青年,自觉有义务捍卫四大发明的神圣性。当他们看到四大发明不被国外学术界认可时,他们痛斥西方人戴有色眼镜;当他们看到高铁“新四大发明”被外媒认真报道时,自信满满,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照这样想,鲁迅不就是“侮辱”四大发明的罪魁祸首吗?他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来保卫敌人,中国用它来制造鞭炮祭神;外国用罗盘针来导航,中国用它来看风水。”其实鲁迅所说的是正常现象,任何科技发明都与制度有关。匹配并符合社会需求。中国古代没有大规模航海的动力,指南针也没有什么用处。同样,欧美并没有创造“新四大发明”,也受到社会客观现实的制约。

出国留学的国际学生和中国游客抱怨西方国家落后。没有高铁和支付宝,中国依然发达。以美国高铁建设为例。在美国建设高铁需要大量的初期投资,而且高铁需要走直线路线:没有乘客愿意在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行驶时遇到急转弯。运营商需要获取始发站和终点站之间的所有沿途土地,并清除所有阻挡道路的障碍物。仅拆迁补偿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使高铁建成,也可能吸引不了多少乘客。当美国人进行短途旅行时,他们会自己开车。汽车普及率高。 2016年,美国家庭平均拥有1.968辆汽车。对于长途航班来说,美国的机场和飞机数量也相当多。虽然高铁技术极其先进,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必要去建造,也不会努力争当第一。二维码支付也是如此。美国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涵盖各个行业和个人消费需求。马云去美国考察后感叹金融业太发达,支付宝没有介入的空间。

如今欧美国家对互联网的担忧与“反科技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现在正在建立“无技术”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在那里学习种植、喂养动物和缝制衣服,电子设备的使用受到限制。家长担心作弊和其他行为会导致孩子上瘾。即使是工作在科技前沿的硅谷工程师也乐于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习惯了安逸生活的人们喜欢谈论“往日书信缓慢,车马遥远”,向往尼泊尔式的原生态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容易产生科技焦虑,将科技视为救国法宝。担心“落后了就挨打”。

韩国曾经是科技大国,以三星电子产品为民族骄傲。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追赶中国,在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存储芯片、智能电子产品等方面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小。 2012年,韩国政府部门担心技术差距的程度,进行了精确的测算。结果显示,韩国仅领先中国1.9年。这是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和韩国科学技术评价院对120项国家战略技术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报告。印度学术界、媒体和反对党针对莫迪政府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就是指责当局在支持科技方面无所作为。印度在科技领域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在经济长期低迷的俄罗斯,普京也正谋划着追赶5G等高科技技术,试图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我们为5G、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喝彩,探索古代科学技术,弘扬四大发明,展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创新精神。事实上,古代对外文化输出无需夸大或刻意贬低。 “新四项发明”支撑起了中国年轻人的自豪感,四大古代发明支撑起了历史荣誉感。举报郑文峰教授的学生,以及支持该学生的网友,或多或少都对技术感到焦虑,但这是没有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刘慈欣的名言,“给时间一个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一个时间”。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技术。为了追求技术而忽视现实的需求,只会混淆视听。

文/刘占雄编辑、薛景宁校对

值班编辑吴彦祖

本文部分首发于新京报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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