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刚：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与江南文化研究专家的深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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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评论家

韩松刚（拍摄于2023年）

韩松刚，1985年出生于山东五莲，博士。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现任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江南文化与当代小说、青年写作等。出版学术专着《当代江南小说》和文学批评集《现实的表达》《谎言的默许》《言语的黑暗》 。曾获第十八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十七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

我对批评的看法

勇于批评

韩松刚

如今，批评者往往会成为混乱的欣赏者。这样的文学基础阅读，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文学批评中思想探索所面临的一些争论和问题。然而令人担忧的现实是，“批评”的缺失，让文学批评难以耀眼。在文学界赢得新的尊重。

这是一个理论的时代。我们拥有丰富的关于语言、结构、叙事、欲望、身体、性别等的理论知识，以及不同文体的理论规则和解释惯例。然而，我们缺乏批评精神，缺乏批评精神。勇气——努力说出难以言喻的事情的勇气。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批评不仅失去了谈论文学本身的勇气，也失去了谈论文学本身之外的更大问题的勇气。由于缺乏真正的“批评”，批评者的话语要么转化为某种具有主题意义的内在效果，要么不断被规范为一种本身的理论论证，从而失去了批评应有的质疑和挑战。有。 。

在我看来，批评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现实、未来和其他可能性的话语。这是一种来自受损的生活或现实的思想沉思。它坚持最低限度的道德和价值观。因此，当文学批评与其他一切观念毫无底线地妥协时，它就不能不变得虚伪、圆滑、无能。也许是时候承认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灾难了。一种国家工程、文学奖项、理论争论和其他批评的繁荣所无法抗拒的挫败感，很可能会长期淹没我们。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批评的宿命。无法拒绝，也很难改变。

批评作为文学欣赏和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对于阐释或阐释文学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事实上，当前文学批评的诟病之一就是它引导读者远离文学及其应有的文学价值。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往往在批评家模糊的评价标准中变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虽然已经写出了相当数量的文学批评文章，但仍然无法为广大读者提供有效、通俗易懂的审美分析。相反，文学批评在自我生产的无效再生产中逐渐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毕竟，批评家不是写论文的“机器人”，也不是。批评不需要让读者发疯，也不需要让自己显得毫无价值。批评不是提出问题，而是试图展开心灵对话。与作者、读者对话，与现实、历史对话，更重要的是与自己、自己的灵魂对话。因此，与其他艺术的沉默相比，批评是一种具有言说意义的精神活动。批评不是建议或强加，而是对一部作品的重新审视——它的背景、意义和问题。批评不是指南针。批评创造了一个迷宫。批评需要一颗勇敢的心。例如，乔治·斯坦纳的《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里·伊格尔顿的《勃朗特姐妹：权力神话》、本雅明的《高级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FR·利维斯的《伟大传统》不仅是文学批评，而且一个发人深省的精神迷宫，充满故事和勇气。

批评是自我塑造，它教会我们自我反思、纠正、提高。批评也意味着取消自我，以获得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自己和世界。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是该捍卫，还是感叹。当然，好消息是批评并没有消失。批评仍然无处不在，在网络上，在私下里，在朋友圈里，在一些罕见的文学活动中。我相信，没有一个勇敢的批评是独立于自己的存在的，没有一个勇敢的批评是独立于对生命的探索的。

我喜欢谦虚、勇敢、美丽的批评，就像诗歌一样。谦虚意味着有思想回旋的余地，也有对话的期待和可能；如果你勇敢，你可以尝试讲述一些有趣而严肃的事实；美是审美的理解，是文学理解的关键。批评是一种关怀的艺术。

未来属于批评。但突然间，我有点厌倦思考了。批评者，该怎么办？

文章发表于《南方文学论坛》2023年第5期

评论家的印象

“诚实的人做文学批评并不容易。”

——韩松岗的文学批评感想

王耀

在被誉为文学批评中心的江苏，韩松岗脱颖而出。

宋钢清秀甚至柔弱的外表，与他出生的山东人的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江南学者。据说，松冈和他的年轻朋友喝酒时豪迈无比，生活中含蓄的北方风格转化为松冈写作的骨架。这是一位融汇南北的学者。

六七年前，由于紫金山文学奖的评审工作，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宋钢的一系列论文，对这位批评界的后起之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那次颁奖中，宋钢没有进入名单，颇为遗憾。宋钢并不在意，前后见面时他也没有提及。这让我对宋钢产生了无限好感。我们都知道，这些年的各种奖项扭曲了无数人的文字。松岗的学术纯粹是他多年来能够不断前进的重要原因。

对于宋钢这一代的学者和批评家来说，在正式踏入文学批评舞台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已经内化为他们这一代人所习惯和毫无疑问地使用的“方法”，甚至演变成一种复杂的“风格”。当然，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它也极有可能退化为一种“自动”，即与批评对象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尚空谈”（艾伦·索卡尔以此为题，特别是分析了后现代知识氛围中知识分子对所谓“科学”的挪用和滥用）。

与大多数乐于理论（或者说“只”乐于理论）的批评家不同，宋钢显然找到了自己与文学之间的“血肉联系”。因此，对他来说，批评不是为了理论而批评，而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在我看来，宋钢的批评之所以在大量空洞的批评文本中凸显出其独特性，归根结底是由于他忠于自己的困惑；他的“自己的困惑”也许不能算是他自己的困惑。我们所生活的文化氛围的“内在困境”。宋钢为自己找到了一块相当肥沃的土地，那就是“南方”。这个“南”既反映了时代症状，也体现了宋钢的个人性格。

虽然“南方”对于“北方人”宋钢来说不能说是他的“精神故乡”，但至少可以算是他对自己“地位”的确认——毕竟宋钢是在“南方”学习、工作的。一个好的作家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传统”，一个好的批评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生活在南方的宋钢，在他大量的论文和散文中，不自觉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 “南”。理性、系统的“南”。

宋钢着手撰写一部当代江南小说史。这种学术抱负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当代江南小说论》中得到证明。在这部详实的著作中，宋钢考察了“江南”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产生和传播，进而分析了“江南小说”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这种检验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至关重要。如果说我们在很多文学史中看到的是同质化、去地域化的历史叙事，那么在宋钢的笔下，当代文学的生成和生产中的地域性因素就被清晰地凸显出来。统一的叙事往往会掩盖历史发展的各种曲折路径，就像普通话消除了许多无法整合的地域“噪音”一样。宋钢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补充”。

福柯的“家谱”方法是宋钢重构江南小说版图的直接借鉴。福柯试图通过谱系学来厘清某些固化概念背后复杂而黑暗的生成过程。在宋钢的讨论中，“江南”这个概念也被“产生”了。宋钢不仅勾勒出江南较长时期的“古典诗学传统”，而且在相对较短的“二十世纪”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范围内确立了江南小说的叙事传统。 。与宋钢讨论“江南”相媲美的是海外汉学界对“江南”的关注。如果说一些海外汉学家的“江南情结”只是他们边缘意识的印证，以致“江南”最终被抽象为“空洞的能指”，那么在宋钢的笔下，“江南”更是本土化的、本土化的。同时也更加有血有肉。换言之，韩松岗笔下的“江南”不仅是一种“观念”、一种“诗意传统”，更是一种无法还原、“放在括号里”的物质现实。

传统的发明总是源于现实的贫困。传统在与现实的关系中获得其全部的内涵和潜力。韩松岗重构“江南”话语的举动同样有趣：在调和“北化”的经典中，“南”代表了一种源自“边缘”的“反抗精神”。在相同的、格式化的文化逻辑的反映下，“南方”体现了一定的“审美潜力”。就此而言，“南方”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可能性”，不如说是“文学”本身的转喻。因此，韩松刚在《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南方精神”》一文中描述了他对“南方书写”的理解：

是“南国精神”的艺术表现。这是关于在同质时代写不同的个人经历。这是关于在孤独的心情中放逐另一个自我，是关于在堕落的世界中寻找对抗黑暗的力量。谱写一首壮丽的寂静之歌。

可以说，宋钢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历史”意识。他的博士论文考虑到了“诗歌”和“历史”这两个看似分离实则互通的领域。同样，韩松岗的批评不仅是基于现实情况的“语境批评”，而且具有源自历史的“意义厚度”。我曾多次强调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我一直认为，耀眼的诗才，或者说突然的灵感，偶尔可能会写出几篇引人注目的批评文章，但不足以维持一个批评家长久的人气。然而，历史和传统的积累能够不断激发批评家的问题意识。文学史的视角总能让批评者如风如水般看清表面之下的现实脉络和文本生成。

宋钢撰写的大量批评文本中，除了对特定作家和文本的个案批评外，还有对热门文学生产现场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以及批判“批评”本身。理论思考。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与“80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学文化生产新语境——这也是韩松岗所喜爱的文学时代。文本的生产和传播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的目光只停留在80年代文学想象为我们设定的视野里，我们就会错过文学的新品质；我们的感性也会枯萎死亡。

韩松刚对此显然非常敏感。他不断追踪文坛新人、新作品的出现，及时记录自己所处时代文学生产的最新模式，试图通过梳理“现象”来完成文学经典化的初步积累。如果说他的批评是基于历史的话，也可以说，他的批评渴望一种超越现场热度的“历史化”沉淀。

例如，他对“文学排名”现象的分析（参见《秩序与历史——关于文学排名及其他》）。当然，我们文坛的人对这种现象并不陌生。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评论家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各种“年度排名”的评选上。久而久之，每年跟踪排行榜、参与排行榜评选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节奏中不变的节奏。 “习惯”最终会导致“盲视”。就在我们对这些现象逐渐麻木的时候，韩松刚从各个维度对这一现象展开了非常及时的分析。他看到了这种看似“自然化”的文学现象背后的权力与制度的交集。尽管他准确地识别了“文学榜”背后的各种无意识诉求，但他并没有流露出片面的偏执或一维的不屑。我想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韩松刚的批评表现出了同龄人中少有的成熟气质。在韩松刚看来，各种意图模糊、指向性难以商榷的“排行榜”，本质上是对我们这个相对主义时代所鼓吹的“裂缝”的某种“修复”。虽然这种“修复”在我看来可能注定是徒劳的。这件文学服装被强行桥接在一处之后，难免会暴露出各种不可避免的“瑕疵”和“遗漏”，但这也是我们磨练和磨练文学判断力的一个好机会。正如韩松刚论文的标题提醒我们的那样，所谓的“文学排名”无非是我们在这个去中心化时代对“秩序”的本能渴望。

在韩松岗的批评著作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逻辑思维的缜密和批评方法的专业性（这些品质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界尚不稀缺），但尤为可贵的是其理性质感背后的理性质感。这样的分析，让我看到了挥之不去的文学感性。 （这一点，光看他简洁的论文标题，比如《文字的黑暗》、《必要的幻觉，还是歌词的延伸》，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换句话来说，韩松岗的文学感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合理判断是平的。好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既清晰又感性。对于这一点，韩松刚本人显然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不仅要客观、科学，还要具有不可扼杀的主观性，而这种主观性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无疑就是“风格”。他在《文体意识与文学意义——当代文学批评闲谈》中提到的这一点，直接指向了“学术批评”的刻板印象。大量批评文本具有“散文”的外表，生硬、呆板，毫无魅力可言；本质上，它们只是文学陈词滥调的重复产生。单方面的批评，即使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勉强的正派。

我想，宋钢一定非常认同乔治·斯坦纳的苦涩判断，他在批评文章中经常向斯坦纳致敬：“在20世纪，诚实的人做文学批评并不容易。”我希望宋钢能够在当前混乱、不确定的文学批评界保持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忠于自己经历的人，同时忠于理想的文学品质。

文章发表于《南方文学论坛》2023年第5期

（苏州大学文学院 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