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停业历程与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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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姜长青

汇丰银行大厦

“文革”期间，在华外资银行中只有英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上海设有分行。 “文革”前，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在业务范围、经营规模、利润汇出等方面都有原则性规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资银行的业务受到影响，特别是在中英外交争端期间。在华英资银行受到较大影响。多年来，这两家英资银行的年利润微乎其微。

1968年7月，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工商局申请停业，并请求中国银行协助解决。但当时并没有透露关闭的原因或理由。 1971年3月，该行总行再次提出关闭上海分行的问题，并通过伦敦和北京的外交渠道提请中国外交部关注。英国方才明确说明其要求关闭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业务量太小；二是业务量太小。二是银行在上海的外籍员工在生活条件上不如法国、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在上海的员工。例如，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员工就不如法航和巴基斯坦国际航空的员工。在友谊商店等购物。于是，汇丰银行停业成为两国外交谈判的问题。

基于上述情况，在了解实际情况并与中国银行英国伦敦分行的情况进行比较后，中国银行认为，“文革”后，汇丰银行和上海分行的业务渣打银行从1968年到1970年确实大幅萎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家分行实际承办的信用证业务只占通过两家银行开出的信用证业务的30%到40%，而每年能汇出的利润很少。因此，建议在允许的经营范围内，适当放宽上海汇丰、渣打的业务，使其获得适当的利润。原则上允许两家银行税后净利润全部汇出；为此，两家银行在上海的外籍人员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法航在上海的人员待遇相同。 1971年4月上述建议获得批准后，各项措施立即付诸实施。两家分行的外籍员工均表示满意，并立即分别向总行汇报，“这是最值得欢迎的发展”、“这是中行和我们的进步”。关系的另一个标志”。

至此，汇丰上海分行申请关闭一事基本告一段落。尽管汇丰后来通过其他渠道提出了关闭问题，但态度不再那么坚定。

中国重返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外交开辟了新局面。在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中英政府于1970年代初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最终达成中英关系正常化协议公报。公报宣布，两国决定自1972年3月13日起将对方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从代办升格为大使。英国政府表示，已注意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决定撤销其驻台湾“官方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英关系改善、外交级别由代办处升格为使馆后，按照适当放宽的原则，决定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上海分行不得汇出1971年以前年度结余人民币89万元，允许全额汇出。 1973年3月2日，中国银行总行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致函上海分行，责令该行将上海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此前禁止汇出的盈余汇出。 1973年和1974年分两年汇出，每年汇出50%。上海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业务限制放宽后，两家银行积极争夺与中国境外的大额贸易。两家银行的业务量和利润也大幅增长。 1973年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净利润增长为22.15万元，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当年净利润也升至22.44万元。

20世纪70年代末，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逐渐恢复。为了开展经营活动，需要招募一批业务人员。由于社会上失业人员很难找到合格的人才，后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采取了派遣员工到外资银行工作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银行的用工需求。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落实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进入新阶段。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进出口银行获准进驻北京设立代表处，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