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英雄主义情结：解读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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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探讨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英雄主义情结巴俊岭（郑州师范大学，河南郑州） 摘要：当代山东作家莫言继承了民间英雄主义传统，塑造了于占鳌、孙兵等草根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等待。他大胆改造传统的英雄心理模式，极力挖掘人物的强大生命力。他笔下的民间英雄具有明显的游牧特征。他们的忠诚和忠诚，符合齐鲁民间英雄的传统，是地道的民族和民间品质。英雄关键词：莫言；民间英雄主义 CLC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1）02-0047-02 在山东文学史上，除了《聊斋志异》之外，还有以鬼、狐、花妖为代表的传说，以梁山好汉为代表的英雄传说，一直是民间热议的话题。东汉以后，由于国家政治权力中心集中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山东的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减弱，民间文化蓬勃发展。随着山东作家纷纷转向通俗文学，“以歌颂山东江湖英雄、绿林英雄为主题的戏曲、说唱文学在山东民间广泛流传”。 （一）到了隋末唐初，“见山东英雄”，也就是说，山东英雄是胡汉混血，善于打仗，从事农业，和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往往是当时两党政治斗争的对象。 ” [2] 相应地，描写了隋唐时期的山东英雄。”有关传奇人生的小说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就是《大唐前传》。说到《水浒传》，梁山英雄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间英雄的渴望，贫水的梁山也成为中国文化地理上的一处独特之地。景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讲话》指出的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成为唯一的创作路径。民间文学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得到普遍肯定和实践。在山东文学中，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融为一体。 “十七年”时期，山东作家创作英雄题材作品时，往往把共和国的理想与民间英雄的生活结合起来，创作了《林海学园》、《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 》等红色经典小说中，曲波的《乔龙标》讲述了鲁莽英雄乔龙标带领“彪子军”逐步走上人民革命道路的故事。与乔龙标的思想转变过程相比，读者们是杜鹏程、吴强等非山东作家的作品更多的是被世间英雄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所吸引，他们注重歌颂解放军将领和人民战士的英雄精神。杀敌报国的作品的历史价值显然大于文学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的山东文学中，英雄们过滤掉了身上的“杂质”，演变成高大完美的人民英雄形象。忠于党和国家。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英雄不再高大，没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沦落为平民英雄的本来面目”。 （三）莫言脱下了英雄们的政治思想外衣，使他们重新获得了“人”的面貌。莫言的转变来自于他在家乡受到的民间英雄主义的影响。 “民间口述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没有阶级斗争，却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意志非凡、体力非凡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不断被传诵，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加工、完善。在他们的历史传说中，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概念。一个人，哪怕身手高超，盗贼、胆大的土匪、容貌不凡的妓女，都可以进入他们的故事，而叙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的故事时，总是用欣赏的语气，脸上总是写满了[4)莫言在继承民间英雄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塑造了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的草根英雄形象。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英雄于占鳌、孙丙等人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 1919年，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失败的原因》中长篇大论地论述了中国的无家可归文化问题。社会。他们所托付的空间，叫做江湖。然而，这个“江湖”与读书人远离江湖、忧虑君王的“江湖”完全不同。那里形势险恶，食物难求。他们岌岌可危，所以他们自杀并忘记了死亡。他们追求的只是“名利双收”。金银财宝，一大碗酒肉，总有一天能荣华富贵。如果他们想当官，杀人、放火、被招揽是他们最大的愿望；皇帝轮流来，明年来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5]《红高粱世家》中，于占鳌出身农民，与母亲靠种三亩贫地为生。后，他刺杀了与母亲有染的天启寺和尚，在逃亡途中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混杂于三教九流的流浪文化中，“特点是崇尚骑士，喜欢豪放。”又无拘无束，不顾民生，憎官憎富。” [6] 于占鳌脱离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后，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 于占鳌有着浓重的侠义之风，是一个侠义之人，他是一个有侠义之士的人。路上遇到不平事，拔刀相助，轿子被抢，余占傲镇定自若，知道轿子里的美女要走，主动制服了匪徒。为迎娶麻风病人，夜里闯入单家，持匕首刺杀了单父子，挽救了她的悲惨命运。余占鳌原本打算只杀新郎单扁郎，但单赏赐时却傲慢吝啬。那天拿钱的人，激起了他对富人的仇恨，此时他所想的是“积德行善，往往会得到善终”。杀人放火只会升官发财。”[7]这是典型的流浪意识。刺杀单父子不仅满足了于占鳌以暴力主持正义的心态，这种心态让他成为了事实上的游子意识。未来的山家烧酒锅男店主，只有在激烈的社会冲突中积极进取，才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拜教派是无家可归者帮派意识的基础。帮派意识有很强的倾向，甚至影响了他们正确判断极其平常是非的能力。”[8]余占鳌杀死“花颈”后，离开了烧酒作坊，过上了土匪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密东北乡匪徒纷纷入伙，少年匪徒纷纷加入。敖占敖拉起了一批农民土匪，加入了抗日浪潮，国共两党都想收编这支相当大的抗日力量，但于占敖拒绝受制。靺鞨伏击之后，大军几乎全军覆没的余占鳌转向黑眼铁会，再次加入了帮派，熟悉《三国志》和《水浒传》的乌鲁子。称余占鳌为“主公”，并向他出谋划策，余占傲想在高密东北乡打起“铁国”大旗，进而在乱世称霸天下。其中，“皇帝轮流”的思想，在于占傲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这种意识也注定了球队是一个流浪者。于占傲领导的铁社有自己长远的发展目标，但这种发展是建立在老百姓的基础上的。为了赚钱，铁社强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变相剥削人民。于占鳌凭这笔不义之财为戴凤莲大办丧事，并抢走了这位前清朝学者的钱财。珍贵的棺材，在余占傲的心里，一切是非都是以帮派的利益为基础的，不惜做出一些祸国殃民的坏事。一方面表现得英姿飒爽，另一方面又欺凌善恶，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心怀愧疚、余占傲突出的复仇意识也是无家可归者的一个特点。中国人本来就讲究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反对极端的复仇主义。 “而脱离主流社会的无家可归者则不愿意接受。“中庸之道”，他们“视复仇为美德，恶有恶报。”（9）极端的复仇意识始终存在贯穿于占鳌的行为，当他知道母亲与和尚有染时，他就清楚地知道，和尚与他有染，他们母子有真情，但碍于伦理，必须报仇。戴凤莲被土匪“花脖子”抢走，余占鳌苦练“七分梅花枪”进入文坛·文学评论47··文坛的土匪团伙杀害了“花脖子”。

于占傲原本因与莲儿有染而感到内疚，但在受到侮辱和殴打后，他心中只有复仇，决定与莲儿私奔。而当他的女人戴凤莲投奔黑眼时，余占傲感到羞辱，前往黑眼决斗。 1939年冬，他深爱的妻子惨死，儿子受伤，家园被毁，他身患重病。于占傲数次想要自杀。他对日本人不灭的仇恨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懦弱，他不顾生死勇敢杀敌。于占鳌的侠客英雄主义、帮派意识和复仇精神，都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流浪文化的典型特征。 《檀香刑》中，孙丙作为毛剧团的团长，是一个浪迹于世的人。妻子小桃红无端受辱，孙兵一怒之下将德国技术员打死，导致德军血腥屠杀马桑镇。二十天后，加入拳王的孙丙归来，发动民众抗德。身穿白袍、银甲的孙丙自称是岳飞附体。跟随在他身后的两位虎将分别代表孙悟空和天蓬元帅朱无能。练拳当天，大家都选择了自己最崇拜的天地神灵、古今名将作为自己的附体神灵。天下英雄皆聚集在孙兵麾下。 “在农民起义或无家可归的骚乱中，无家可归者和其他被压迫阶级高举自己崇拜的英雄作为自己的象征，涌入运动的洪流中。此时，他们就像在演戏一样，认真地扮演着自己分配的角色。在剧中英雄人物的支持下，他们能够摆脱恐惧，勇敢地面对各种危险。

〔10〕正是这种表现英雄的愿望支撑着孙丙从一个平民成长为抗德运动的领袖。在德国筑路棚屋制造骚乱后，孙丙利用从戏剧中学到的知识，挫败了禁军的进攻。为了保护村民的生命，他主动牺牲了自己。朱霸趁夜率人入狱，前来营救。他拒绝逃跑，尽管遭受酷刑，仍坚强不屈。他终于完成了他一生的戏剧。剧中光辉灿烂的英雄人物，激发了孙丙的崇高感和使命感，逐渐挣脱了平庸和悲惨的外壳。当他展现出果断的指挥和慷慨的牺牲时，他就从一个被人鄙视的对象，演变成了一个人人拥戴的英雄。孙丙的英雄之旅是流浪社会英雄崇拜的体现。莫言笔下的英雄们狂野的生命力，能够震撼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抑制人的生命意志的冲动。喜而不欲，悲而不悲，怨而不怒，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莫言笔下的这些勇者在安静的世界里奔走，沉迷于生死，充满了野性。由于儒家道德文化忽视人的肉体欲望，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英雄大多将女性视为麻烦之源。 《水浒传》中的英雄个个实力强大，身怀绝技，练得一手好功夫。但对于女性来说，普遍持冷漠甚至仇恨的看法。矮虎和扈三娘结婚的时候，大家不但没有互相祝贺，反而嘲笑她好色。在那些英雄眼里，女人，尤其是美女，只会做出像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那样不道德的事情。

宋江说：凡是英雄，犯了“失髓”的罪，都会受到嘲笑。 [11]这是古代英雄的共同情怀。莫言大胆改造了传统的英雄心理模式，极力挖掘人物的强大生命力，用他们的野蛮气质点燃了整个民族的青春火焰。当轿子上的戴凤莲引起了于占鳌的怜悯时，他在戴凤莲回家的路上躲了起来，直接劫持了戴凤莲，两人立即在高粱地里发生了性关系。男女之间的伟大防卫和礼仪规范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只剩下生命的本能冲动。莫言说：小说中爷爷奶奶的狂野爱情，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罪恶。我之所以用恭维的语气来渲染这种狂野的爱情，并不是因为我崇尚这种形式，而是因为我对封建主义的仇恨。 〔12〕封建道德不仅规范社会，也成为人性的枷锁。因此，梁启超主张青年中国论，陈独秀则主张青年野性。莫言想把野蛮人的新鲜血液注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从而弘扬生命意志。他在无拘无束的激情中发现了人性的健全和生命本身的活力。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们最会喝酒，最会恋爱。于占傲经常喝醉酒，戴凤莲则整天脸色通红，浑身都是酒味。喝血酒的时候，于占傲和戴风莲都一口气喝了下去，而冷超却借口喝醉了，只喝了半碗，一副虚弱的样子。莫言致力于讴歌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庆幸生命本身的无穷无尽。

内在的生命能量让人们敢于面对痛苦和不幸，在与命运的斗争中获得生存的欣喜体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英雄都敢于击败或蔑视大部分既定法律。 〔1〕戴凤莲蔑视世间道德和说教，敢于做事，爱得热烈，恨得撕心裂肺，生得自由，死得光荣。戴凤莲死后，她向天祈求，上帝啊，贞操是什么？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仁慈？什么是邪恶？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我爱快乐，我爱力量，我爱美丽。我的身体是我的。我自己做决定。我不害怕罪恶或惩罚。不怕进入你的十八层地狱。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一切，我什么都不怕。 〔4〕在莫言看来，生命的意义不是活得长久、安逸，而是活得自由、豪放。莫言小说中鲁莽英雄身上所体现的忠义忠义，符合齐鲁民间英雄的传统。梁山好汉扛起了“为天行正义”的旗帜。他们公开反对贪官高俅、蔡京等人，但从不反对皇帝的统治。义和团运动期间，起义者的口号是“拥清灭洋”。山东英雄起义的目的往往是帮助皇帝振兴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余占傲一句话道破了秘密：“山贼是谁？”谁不是土匪？如果你能打败日本，你就是中国的伟大英雄。 〔5〕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余占鳌投身反外侮斗争，保家卫国，英勇杀敌。于是于占鳌以前的土匪形象就被高大的民族英雄形象所取代。黑水河之战结束后，村民们举着火把前来安慰于占鳌。他们要杀猪宰羊，设宴庆祝他的胜利。于占鳌不再是村民们畏惧的凶恶土匪，而是与他们生死与共的同胞。在爱国主义的帮助下，莫言实现了从莽撞英雄到民族英雄的转变，延续了红色经典中昂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