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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贺出生于 1951 年 8 月，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他自幼跟随父亲董石良学习写字。中学之后，拜入徐之谦门下。还曾得到康雍、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等前辈的指点传授。并且在八十年代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进修。他主要专攻欧字，同时也学习汉隶和行草书。1974 年开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一直到现在。

董正贺于 1951 年在北京出生。他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位著名书法家，并且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他为故宫书画馆、石鼓馆、金银器馆、国家图书馆等书写了匾额。他以欧体楷书闻名于世，同时也学习篆隶行草等各种字体以及泰山《金刚经》。他师从徐之谦，曾经得到康雍、刘炳森等先生的指导传授。2020 年 8 月 19 日，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故宫需要什么样的字，一直没有标准。然而，从董正贺 44 年前接过前辈金禹民的担子那一天起，她就必须直面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一直有专门负责书写的人。那时没有电脑，宫里的各项事务，如展览前言、文物说明，还有新设展馆、业务部门的牌匾，以及游客通知、指路牌等，都需要人工书写，书写工具有时是笔墨，有时是广告粉，有时是油漆。

董正贺在数十年间以欧楷作为根本，创造出了端庄大气且带有庙堂之气的书风，这些书风被写在了故宫的各个宫殿以及角落之中，从而创造了故宫的一套“视觉系统”。

为故宫博物院石鼓馆、钟表馆题写匾额

现在，故宫有了新的“视觉系统”，那就是电脑字体。宫内的功能性文字，大多都由电脑打印来替代。董正贺已经退休 9 年了，第三代还没有人接班，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写字的人”了。

庙堂之气

董正贺年龄在 30 多岁时，许多人看到她的字，都以为是一位老先生所写。

董正贺一直以端庄、大气、法度森严为追求。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老师称她的字带有“庙堂气”。

她的字风格大气且硬朗，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迹象。她对这种风格的摸索，至少经历了 10 年之久。

董正贺手写的展览前言

1974 年，故宫计划招收一些去文物修理厂的工人。董正贺以知青的身份参加了招工并通过了。因为他字写得很好，所以分配岗位的领导决定不让他去修理文物，而是将他分配去整理故宫的文件资料。

这份工作干完后，董正贺被安排到了陈列部。他在陈列部专门负责整理故宫文物资料。而这个陈列部原本是只有大学生才能去的地方，然而初中生董正贺凭借着一手好字获得了这个机会。

1976 年，故宫有一位专事书法的金禹民先生身患重病。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从而接手了他的职位。在当时的宫里，凡是需要用到字的地方，全都是由人来书写的。比如展览的前言，一写就占据了半面墙。还有露天的游客告示，由于风吹日晒，大概三四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批，这些字都由金先生来书写。

25 岁的董正贺内心有些忐忑。她一直对书法很有自信，然而当看到金禹民写在故宫的那些字后，她觉得自己与对方相差甚远。身边的故宫老专家们提醒她，金的字是传承自赵孟頫的。她用心刻苦地临了一年赵孟頫的字，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能够达到金的水平。这时，老专家又给予了点拨，说没必要一直照着金的字来写，她可以写得更出色。

董正贺后来认为，金先生的字很飘逸，然而却缺少端庄之感。她对金字的秀美进行了揣摩，并且将欧楷的端庄融入其中，渐渐地有了自己追求的方向。

董正贺的老朋友胡琦是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他认为故宫给予了董正贺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她年纪轻轻就能接触到很多故宫的牌匾，并且能够翻新、临摹这些牌匾，这些牌匾都是出自陆润庠、张百熙等状元之手，高雅的书卷气被她“吃进”了心里。“她写欧楷，非常规范严谨，同时又端庄华贵，可以说具有独特的宫廷气质，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

故宫书画馆牌匾是董正贺所书

董正贺在故宫所写的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具备功能性。这些字需要让老百姓能够看得清楚，同时还能让老百姓感觉美观。然而，她身为专业书法家，其追求远远不止这些。

她曾时常与爱人画家杨刚进行探讨，思考书法是否能够实现雅俗共赏。董正贺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出答案，而他一直在努力做到的是，让行家能够看出其中蕴含的功力，同时也让普通人觉得书法是美的，并且觉得比电脑字好看。

老师傅们

董正贺的书法传承于家学。他的祖父董玉琨是京城的名医，并且在书法方面很精通。他的父亲董石良是一位书法家，曾经在荣宝斋工作，那著名的“张一元”牌匾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父亲从小就训练她写字。在二年级那年的暑假，她就把《玄秘塔碑》写得很有样子了。她很早便从书法里获得了自信，并且从来都不觉得练字是苦的。

1969 年去了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插队。之后，董正贺便不再接触笔墨纸砚。他将书法功力运用在给同学写家书的信封上，以及帮农场出黑板报的工作中。即便在这些日常的书写行为里，他也在思考如何把字写得更好。

她的第一位指导老师是荣宝斋的书法家徐之谦，是他引领她走上了欧楷的道路。进入故宫之后，指导她的前辈增多了。徐邦达先生、刘炳森先生、马子云先生等都在书法方面对她进行过指点，像朱家溍、郑珉中、罗福颐等文物专家前辈，也给她传授了不少知识。

1977 年，毛泽东已经辞世一周年。在故宫举办了一个展览，董正贺首次撰写了整篇展览的前言。展览开幕之后，她听到了一个带着怒气的斥责声：“这前言到底是谁写的？怎么写成这个样子？”同事告知她，这位老先生是马子云。

父亲听闻此事后非常高兴。他说马子云是金石传拓方面的顶尖人物，让董正贺应该去向马子云请教。过了没几天，董正贺拿着几张字前往马子云的办公室。马子云拿出一本他自己收藏的《史晨碑》，接着让董正贺带回去看。董正贺感慨道：“那可是极其珍贵、价值连城的宝贝呀，一般人连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而马先生却就这样送给我看。”

书界泰斗徐邦达主动过来指点她，让她把金石碑文先放一放，多去写一些字帖，以此来培养书卷气。刘九庵拿出清代笺纸，其价值堪比文物，让她在上面书写，并且在去香港交流时把这些笺纸当作故宫的礼物送人。那时候年轻人数量极少，师傅们都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并接班。

一代人有其自身的责任，董正贺的特殊责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来了，那就是简化字。这成为了书法界所面临的一个时代性的转变。与书法艺术领域相比，直接面向大众的书写方面的改变更为紧迫。刘炳森对他感慨道：老弟（他一直如此称呼董正贺），这件简化的事情还是由你来做比较合适。

董正贺用楷体书写故宫石鼓馆藏品上的石鼓文

简化字书法缺乏可供学习借鉴的字帖，很多特殊的间架结构使得书法几乎如同一次全新的创作。例如繁体的“階”，无论怎么书写都显得好看；然而简体的“阶”，按照刘炳森的说法则是“三条腿”，呈现出头重脚轻的态势。针对这种简化字所带来的特殊结构，董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一个一个地进行琢磨。

她是故宫中最早书写简体字书法的人，也可称作开创者。她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并且觉得在写简化字方面无人能比她更出色。自从进入故宫后，这是为数不多能让她感到自信的事情。

摘自《用一支毛笔塑造紫禁城“视觉系统”》，记者为新京报的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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