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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文学-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名字-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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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18 20:59: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少人或许知晓白先勇先生是一位勇敢的同性恋作家。1976 年,他创作了一部小说《孽子》,这部小说包含同志恋情题材。《孽子》是华文文学中同性恋书写的开山之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但对于白先勇的恋情,更能体现他自身的是那篇深深感动了众多人、以血泪以及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即《树犹如此》。

这篇散文是为了纪念他的同性恋人以及生死之交王国祥而创作的。白先勇表示,在他与王国祥的感情当中,“包含着朋友的情谊、爱人的情感以及儿时默契伙伴所具有的那种特质等多重含义。”

在书的附录里,面对访谈时,白先勇讲述了自己对于同性恋的一些看法。

《树犹如此》节选

理想国丛书《树犹如此》

白先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年能使树木成材,我园中的花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且逐渐成形。在那一段时间里,王国祥多次转换了工作,他曾前往加拿大,之后又转到了德州。他的博士后研究进展不顺利。理论物理是一门很有深度的学问,其出路较为狭窄。美国学生都把它当作可怕的事情,所以念的人少,教职也相对有限。那几年,美国大学的预算在紧缩,找一个职位都很困难,只有几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论物理的职位,很难挤进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经有聘请王国祥的意向,但他拒绝了。

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了理论物理这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这一选择也受到了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激励。之后他进入了伯克利。在伯克利期间,他曾跟随一些名师进行学习。当时的伯克利物理系竟然有六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身处名校且有名师指导,王国祥对于自己的研究自然也就有着很高的期许。他发觉自己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也无法成为顶尖的物理学家,于是果断放弃了物理,转而投身到高科技领域。当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这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个隐痛。之后,他在洛杉矶休斯()公司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从事人造卫星的研究。在波斯湾战争中,美国军队使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几年王国祥在假期时常来圣芭芭拉小住。他来到我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园中去查看我们当年栽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段时间来,看到后院的那三株意大利柏树时,不禁惊叹道:“哇,它们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能升高十几英尺,几年的时间,就长到了顶,变成了六七十英尺高的巍峨大树。三棵柏树中,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比两侧的要高出一大截,形成了一个山字形。山谷中湿度较高。柏树长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照在柏树上,显得金碧辉煌,十分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盛开。树上挂满了像白天鹅般的花朵。粉茶花更是娇艳动人,光彩照人。我的花园终于有了浓浓的春意。

1989 年,这一年属蛇,是个不吉利的年份。那年夏天,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的那一棵,它的叶尖露出了一点一点的焦黄。起初我以为是夏天天气干燥,植物受不了干旱,没想到才过了几天,一棵有六七十英尺高的大树,就像遭受了天火或者雷击一样,突然之间整个树都变得干枯焦黄然后死亡了。那些针叶,一碰就纷纷掉落,原本如此孤高、高傲、风华正茂的长青树,在几天之内竟然完全坏死了。奇怪的是,两侧的柏树依旧好端端的,依然青苍无恙。然而,中间却赫然竖起了一根槁木,这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我只好叫人来把枯树砍掉并拖走。从那以后,我后院的西侧便出现了一道缺口。柏树无故枯亡,让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觉得不祥,仿佛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没过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

白先勇与中学时代至友王国祥合影

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

(访谈者:杂志,以下简称P)

P:你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

白:我想那是天生的。

在外国当中,尤其在英国,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之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同性恋现象。而在台岛以及香港,由于受到社会和道德方面的压力,这种情况至少在表面上不常出现……

白:并非如此。台岛的中学,由于男女分校的原因,同学之间有亲密感情的情况也未必会很少,即便这种感情是过渡性的。你可以询问台岛的男孩子,他们在中学时期,大多有形影不离、难以分开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较为暧昧,或许是不自觉的。而香港的情况有所不同。提及香港,我倒是想问,到现在(同性恋)在香港依然是违法的吗?

P:还是不合法的。

白:确实如此,因为有了法律的规定,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而台岛没有这样明确的条文规定。

不过,香港的青少年不一定都知晓有那样一条法律,他们仅仅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白:但犯罪感还是因为法律而生的,法律上规定不许那样做……

P:在大陆,许多男孩子牵着手在街上走……

白:对,满街都是。

外国人见到他们一定会以为他们是同性恋。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行为却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认为那是一种很珍贵的感情。在人与人之间,那些自然而然产生的感情都是很可爱的。而自觉地去扼杀这些感情,就是对人性的一种侮辱。

白先勇

你刚才提到,中学生之间那种近乎相爱的感情通常是具有过渡性的。实际上,不管这种过渡是自然而然地发生,还是被人们自觉地压抑,绝大多数人到了某个阶段都会发生改变。

绝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青少年时期会有对同性的爱慕之情,到了一定年纪,大多数人会将感情转移到异性身上,不过也有人会一直保持。改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对异性的渴望,有对家庭的向往,还有可能是受到社会的约束和压力。美国的情况较为特别。一方面呈现出很开放的态势,许多州都废除了反同性恋的法条。然而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相较于香港要更为宽容一些,但这也要视具体的圈子而定。在文艺界和文化界,基本上是相当包容的,而那些所谓的“端正”人士,依然对这个事情相当忌讳。

我认为人很奇特,为何不能接纳他人的差异呢?为何每个人都得一样呢?人出生后,原本就各有其特点呀。即便属于异性恋,每一对恋人的爱情也都不相同。我觉得普通的人都需要爱,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人,并且除了在情感的范畴之外,同性恋者与其他人并无太大差别。

同性恋与对异性的畏惧是否存在关联呢?在《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害怕女孩子,你自己在年轻时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心理呢?

《寂寞的十七岁》

白先勇| 著

花城出版社

我认为一般年轻的男孩子对异性或多或少会有惧畏。当他们成熟之后,这种心理便会消失。不仅如此,我觉得同性恋不仅不怕异性,还常常能够与异性结成好朋友,建立很积极的友情,或许那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当然,肉体的结合是一种极为宝贵的经历。然而,有时候,无论是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超肉体的、精神上的结合是有可能的,并且这种结合也是非常可贵的。美国诗人 Allen(艾伦·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与他的男朋友……

P:Peter 。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一谈就谈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在回忆中,他们称那次交谈为灵魂交换,仿佛在这世上找到了另一个自己。我看待同性恋是这样的:异性恋所寻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其他的人,而同性恋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自身,是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一个基本的差异。

男女相爱后结婚或同居,并且生孩子,这好歹是一辈子的事情。然而,一对同性恋人似乎很难一直保持这种一生一世的关系。

异性结合有诸多因素将两人锁在一起,如家庭的鼓励、社会的保障、法律的约束以及对儿女的牵挂等。感情因素确实重要,但夫妇关系的维系并非仅靠感情。相反,一对同性恋人生活在一起,能依赖的只有彼此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多变且脆弱的,往往经受不住考验,再加上外界的压力,就更难长期维持下去。同性恋人若要长久相伴,就必须克服诸多困难,且这些困难是加倍的、加倍的。然而,在同性恋人当中,存在着白头偕老、终身厮守的感人故事。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很能体现我个人对同性恋的看法,其题目为《贾宝玉的俗缘》,期望你有机会能够找来阅读一下。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白先勇| 著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认为人性是极为复杂且神秘的事物。从古至今,未曾有一人敢宣称自己能真正百分百地理解人性。人性包含着诸多可能性,男女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一百对男女会有一百段各异的爱情故事。即便在法律层面可以对一夫一妻、结婚年龄等进行规定,但人的感情却无法因之而变得理性化和制度化。同性恋,即同性之间所产生的爱情或许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同性恋并非是一种“突变”,它是一种超文化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它是一种超种族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它是一种超宗教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它是一种超阶级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它是一种超任何人为界限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其实我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只知晓它的存在。世俗的法律规定只是为了便于管理一群人,这些规定往往能适合大部分人,但不一定适合剩下的那一小部分。法律是这样,社会的习俗也是如此。社会上大部分人是异性恋,金赛报告指出人类百分之九十多是异性恋。所以全世界都将异性恋视为正常,世界各国的法律也以异性恋为标准。然而,从未有一套法律、从未有一个社会能够将人性中的同性恋这部分消灭。

对于同性恋,如同对人性中的其他因素一般,我们应当深入地去进行了解,了解或许能够促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容忍。同性恋者有权利去表达他们人性方面的需求,因为他们和任何人一样,都需要爱情、友谊以及沟通。这是我的看法。我并不认同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某些人的言论,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觉得同性恋者比其他人优越。我不觉得有特别去抬高同性恋的必要。大家都是人,并且是平等的人。最为重要的是彼此之间能够互相了解,而在了解之后就会产生容忍。

虽说人人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中,人却并非平等。在社会上的大多数世人眼中,同性恋一直被视为一种异端行为。你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常常处在“边缘人”的这种位置。

我觉得男人是最有意思的。我不太擅长写中产阶级以及“典型”夫妇的生活,或许我不善于描绘“大多数”的情况。

白先勇书籍封面

西方著名的文学家之中,同性恋的人数多得难以计数。还有人认为,同性恋甚至是艺术家和作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西方著名的艺术家中,同性恋的情况也极为普遍。



其实那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性恋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社会的道德习俗并非是为他们而制定的,有时候甚至是与他们相对立的。所以,他们不遵循世俗,对事物有着独特的见解。这确实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特质。艺术家不能局限于现成的例子和世俗的见解,必须拥有独自前行、独树一帜的感性。处于“边缘”位置的个人以及民族,像犹太人、爱尔兰人等,取得大成就的确实有很多。因为他们受到中心社会的排斥,所以经常要提高警惕,留意四周。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人和事物往往都比较敏感。

但被排斥和承受压力,长期处于社会“边缘”这样的处境,应该是不好受的吧?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选择随俗而安吗?

我体会到并且感受到了外界的压力。我认为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很能保持自我的人,也就是说,我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而改变自己,并且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压力能够改变我。

中文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号

同性恋这个事情我一向不认为是种羞耻

(访谈者:刘俊,以下简称刘)

刘询问:在谈到《玉卿嫂》改编成电影时,您曾说主要是反映一个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死亡和爱情问题。小孩子在成长过程里,认同危机是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您自身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玉卿嫂》剧照

白:有,绝对有。

刘:有,那么具体内涵是……

很多方面都有影响。其一在于社会历史的背景,这与我的历史观的变化紧密相关。在 1949 年以前,我在大陆的童年世界,尽管已经出现诸多波动,毕竟我童年时期经历了抗日,但那依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就我个人而言,当时家境良好,那是我爸爸得势的时候,在中国当时已属于相当高层的家庭,我们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过着那种贵族般的生活。四九年以后,我父亲去了台岛,他的政治地位以及与整个社会、整个国民党的关系,发生了突然间的一种转换。那时候的我,当然还不是很懂,但我能感觉到这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并且在我认同感方面的问题上影响很大。

第二,从文化角度来看,如今回想起来,在我父亲那个年纪的那个时期,我们家中,并非是像《家》《春》《秋》那样的东西。实际上,我的母亲也非常反对封建,她也是一个革命分子。她的奶奶想要裹她的脚,她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当时她才七八岁,脚疼得“哇哇”大哭,然后跑去踢她奶奶的门,之后她的脚就被放掉了。她与我爸爸结婚后返回广西去念师范,并且参加过学生游行。我爸爸在那个时期参加了辛亥革命,在他所处的时代,他们是第一代向前迈进的人。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逐渐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然而我们作为第二代,向前迈进的速度更快了。

刚刚提到与传统有冲突,实际上在这几十年里,我们中国的文化危机一个接一个不断出现。除了历史和政治方面,我们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大崩溃的时期,而我们恰好身处其中。之后我们从桂林前往重庆,接着又到了上海并居住在那里。在中国的范畴内,上海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呈现出洋派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洋文化的熏陶。在香港,那是一个具有洋化特点的地方。到了台岛之后,又研习西洋文学。因此,西方文化对我的冲击必然会引发认同方面的各式各样的适应问题。当时的我并不理解,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情况一定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认为,在文化认同上也会存在各种冲突。

第三,关于我个人的成长。我察觉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我在很小时候就开始隐隐约约地有所感觉,在这种状况下,就会觉得自己与他人不一样。

刘:大概什么时候?

白:我大概在童年时期就很早地觉得自己与他人不同。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背负了一种在认同方面的……

刘:那时候您父母不知道?

他们并不知晓,我自己内心隐约地感觉到,这种个人的情感似乎与他人有所不同。在那之后,尤其是在我处于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我便变得十分孤立。这种认同,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对我整个的文学创作也很重要。同性恋者认为自己受到了社会的排斥,这是必然的。他们是少数群体,其道德观与世俗道德不同,他们有着非常独立的看法。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与这一现象有关。这与我的独立思考有很大关系,我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认同危机,也与这有相当大的关联。

刘:您是在什么时候在心理上很坦然地对待这个问题的?

白:很坦然告诉别人的时候?

刘说不一定是要告知他人,而是自己在心理上没有了负担,自己已经将自己释放了,觉得自己在道德方面……

白:我一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种羞耻。

刘:很小的时候?

白认为自己向来不是那样。并且在他而言,或许他比较特别,他能感觉到自己与他人不同,还将此视为一种骄傲,有着不随波逐流、与他人命运迥异的感受。他觉得自己和很多人不一样,有些人为同性恋问题所困扰,由于社会压力,觉得难以启齿,抬不起头。但对他来说,同性恋使他具有很大的叛逆性,这一点很重要。

一九九〇年九月于上海静安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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