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外卖小哥-外卖小哥美团和饿了么哪个好-外卖小哥美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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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到底是哪样东西嘛？

作者／IT时报记者孙永会

编辑／郝俊慧 孙妍

近期，算法整治再度成为行业焦点。

11 月 19 日，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睒睒对算法作恶进行了抨击。有人借助科学、科技方面的手段以及技术能力，人为地制造出了“恶”。11 月 22 日，快手由于没有落实青少年模式，被公安机关给予了警告处罚。

11 月 2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与公安部办公厅等四个部门决定，从即日起一直到 2025 年 2 月 14 日，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此专项行动简称“专项行动”。内容关注网民所关心的事，着重整治以下重点问题：一是同质化推送营造“信息茧房”；二是违规操纵干预榜单来炒作热点；三是盲目追求利益从而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四是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

专项行动的目的是督促企业进行深入对照并自查整改，能够进一步提升算法的安全能力，相关话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这或许意味着算法乱象的治理正在朝着常态化的趋势发展。

《IT 时报》一直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员以及网约车司机的生存状况。当前阶段，随着专项行动的开始，多年来被束缚在算法系统中的他们，能否真正摆脱困境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话题。

规范：不得一味压缩配送时间现实：抢时间，两年违章100次

专项行动的主要任务明确指出，要防范因盲目追求利益而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要严防一味地压缩配送时间，从而避免导致配送超时率上升、交通违章率上升以及事故发生率上升等问题。要详细公示时间预估的相关规则、费用计算的相关规则以及路线规划的相关算法规则。

2023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表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已达 8400 万人，此数量占职工总数的 21%。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群体当中，外卖行业的职业危险系数处于最高的位置。

外卖员未签订合同，那么送餐时摔伤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外卖员在送餐途中晕倒，这种情况不被认定为工伤；北京有一位外卖骑手违法超车，导致他人死亡，这些话题频繁登上热搜。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发布了《2024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0 日本市快递外卖行业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在这两周内，美团的外卖骑手违法总数位居第一名，为 10749 次；饿了么的外卖骑手违法总数位居第二名，为 9255 次。其次是顺丰同城、闪送等企业。

对此，饿了么小哥张洋（化名）或许最有发言权。因为他面临着负债和家庭压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充当着“拼命三郎”的角色。他最拼命的时候是从早上 7 点多一直跑到凌晨 2 点。每天，他最少要送出 70 单外卖，最高时能达到 100 多单，成为了站点的单王。

在上海跑众包送餐的这两年，他仔细算了一笔账。其中，缴纳的交通违章罚款金额将近 5000 元。按照每笔 50 元的罚款来计算，他一共违规了 100 次。他向《IT 时报》记者展示了部分交通违章缴款记录。仅从 2023 年 4 月到今年 7 月这段时间，他因为不走非机动车车道、逆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指示等违章行为，就缴纳了近 2000 元的罚款。

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仿佛在飞速流逝，然而我却无法找到相关证据。张洋露出苦笑，他感觉自己已经跑得相当快了，可时间却比他跑得还要快。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将安全放在一边不予考虑。数名骑手也向《IT 时报》记者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无奈。

规范：及时受理不可控超时申诉现实：胜诉难，选择“躺平”

专项行动强调，企业需搭建申诉渠道，且该渠道要保持畅通。同时，企业要及时受理劳动者的申诉，这些申诉是因交通管制、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不可控因素而导致的配送超时等情况。

在网约车这个领域，司机进行申诉之后，“胜诉”似乎并非易事。滴滴司机段杰（化名）在今年 3 月接乘客途中，轮胎被扎坏，他通知乘客取消订单并换车，然而却被平台判定为“诱导乘客取消”。在申诉的过程里，段杰上传了补胎以及车辆没气的照片，可是审核却依旧没有通过，最终他被扣了 6 分服务分。他表示几乎每次申诉都败诉，自己都懒得再申诉了。段杰经历过几次因堵车、扎胎而通知乘客取消订单的情况。在他以及同行的眼中，申诉难一方面是平台有可能出现误判，另一方面是难以找到人工客服，或者人工客服的回答与问题不相关，从而使得维权的难度增加了。在该平台，司机在一季度的申诉次数为 4 次。他和同行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把取消的字眼用“那个”等词眼来替代。当失败一次之后，他不会再继续进行申诉，因为“不想浪费次数”。

配送超时问题显见于外卖行业。

在外卖平台系统的设置里，配送时间是很重要的指标，超时是不被允许的。一旦超时发生，一方面会按照一定比例扣款，另一方面还会影响好评率、服务分和平台派单量。如果顾客因为骑手超时而取消了订单，那么责任就由骑手来承担。这样一来，“操控者”算法就限制了骑手，使得他们不得不超速，甚至出现摔跤、闯红灯以及在三岔口躲避交警的情况，这些都成了他们“痛苦的回忆”。

当遇到申诉的情况时，骑手们的做法通常有以下三种：一是选择忍受并认栽；二是进行举证或者通过投诉来维护自身权益；三是上演“速度与激情”，以期望从源头就避免申诉的情况发生。

云南的谭正（化名）在跑美团专送。他在嘉兴跑了两年多，来到上海仅有 3 个月左右。有一回，系统给他派了一个订单，顾客没多久就发信息，要求他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彼时，他还在几公里外送其他订单。面对顾客的不断催促和责怪，谭正分身乏术，只能加快速度，再加快速度。

但有时会出现与预期相反的情况。几天前，谭正十分小心地把一杯咖啡递给顾客，由于咖啡最上面那层的液体有一点儿往外渗漏，顾客就以餐品撒漏或者包装破损为由进行了投诉，并申请退款。谭正接到站点站长发来的后台相关情况后，立刻给消费者转了一个 22.3 元的红包。谭正表示：“在这种情形下，解释是没有作用的，只能发发牢骚。”

我认为申诉的成功率大概在 70%左右，然而申诉起来并不容易。美团骑手小崔是系统中的听障骑手，他主要是因为系统判定超时以及顾客取消订单而收到罚款单，进而提起申诉。在小崔提供的截图里，超时一单要扣款 3 元，顾客取消订单会扣除 10 多元。如果不是骑手的原因，申诉就容易通过，有时容易通过，有时又不容易通过。”小崔笼统地说，对具体判定规则并不明确。

美团和饿了么的数名外卖小哥向《IT 时报》记者表示，他们的申诉通道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专送的骑手会把情况反映给站点，由站长等工作人员协助进行申诉；而众包的骑手通常需要自己去处理申诉相关事宜。

当《IT 时报》记者询问一位头部外卖平台内部人士时，记者问：“平台是否会借专项行动之契机，采取系列举措改善算法机制？”对方坦言自己处于“紧张”状态，不方便回应。

记者手记：算法如何向上向善？

“算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张洋问道，同时谭正也问道。他们只了解到，在送餐软件的那一端，有一项技术正在为他们安排订单，正在制作路线，正在设置配送时长。

不可否认，算法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大型企业依靠算法来提升工作效率，许多商业模式也因算法而得以成功。2020 年，《人物》发表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一报道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自此之后，外卖员的劳动关系、工作条件、福利待遇以及合法权益等问题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四年后，对这一群体讨论的焦点，仍然是系统和算力规则。

今年 10 月，搜狐财经的一部纪录片引发了热议，其名为《处罚骑手的人，失业送外卖》。在该视频里，故事的主人公称，那时自己在美团从事自控运营工作，骑手的管理制度以及处罚制度都是由他牵头进行的。送过外卖之后，他有了更深的感悟。他觉得骑手都是弱势的。当时在做外卖运营的时候，他从未想过自己将来会去送外卖。他认为自己应该先亲自送送看。因为好多策略落地后会让使用者很痛苦，会影响到骑手，导致他们的服务态度下降，而用户也就会感到痛苦，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外卖系统中的算法规则如何才能向上向善？

平台系统较为复杂，包含着多种不同的博弈关系。其一，平台要给快递员进行派单；其二，快递员之间会存在竞争来接单；其三，用户与平台之间会有互动。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游云庭进行公开解读，他表示平台要在效率与安全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可以通过比较事故率来对平台机制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倘若平台的事故率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就应当采取措施对平台进行整改。

在上海段和段（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执业的律师方莉认为，安全与效率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安全是所有工作都不能突破的底线，更是外卖骑手们的生命线。只有保证了安全，才能够为提高效率提供前提和基础；而效率则应当是在长期保障安全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结果。

企业平台掌握着算法的主动权。一方面，社会发出了呼吁。然而，如果平台规则没有作出回应，小哥的意识也没有得到增强，仅仅依靠一方的监管是无法达成目标的。方莉建议，需要国家监管和第三方监督的介入，以此来保证企业算法的合理性与合规性。倘若一直以企业为主要的引导力量，或许距离良好的治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在平台算法方面，可以考虑植入一些具有人性化、注重安全性且合法的因素。再者，或许可以通过强制的方式让小哥们重视自身的安全，促使他们的观念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我们不能单纯地以为技术能够决定所有事情，关键在于算法背后的使用者。对劳动者的权益进行保护，提升赔偿金，这样能够促使平台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进而对算法的调整产生影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如此强调。

排版／ 季嘉颖

图片／ IT时报

来源／《IT时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