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疫情加速科技与社会融合，数字化生存引广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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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奇迹的礼赞，对未知的忧虑，总是结伴而来。

2020年 一场持续至今的疫情 加速了科技与社会的融合 所谓“数字化生存” 从未如此深入且普遍 似乎已远超尼葛洛庞蒂三十年前的预言 同样在2020年 一场对“数字化生存”的深入思考 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数字科技的争议其实早就有了。但这次，这种争议正超出学术研究范围。它以情理夹杂的形态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议论。它不只是停留在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宏大叙事上。而是渗透进看似琐碎、细微的生活与商业中。

在这样的情况和景象下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调“负责任的数字化” 以使快速发展的数字科技能更好地改善人们生活 那么 在产品标准 企业行为的微观层面 负责任的数字化怎样实现呢 在公共政策 社会认知的宏观层面 负责任的数字化又如何实现呢

1月9日腾讯研究院主办腾讯科技向善暨数字未来大会。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总经理陈妍展开讨论。此次讨论由乐平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人沈东曙主持

以下是圆桌对话的详细内容。

数字伦理与责任：

讨论正当时

沈东曙表示，大家好，戴着口罩与大家交流实属难得。他非常高兴能接受腾讯研究院的邀请来主持这场论坛。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数字责任”。对于“数字责任”，大家能够从认知、政策、平台以及产业等不同方面展开讨论

2020年我参与了诸多讨论会，察觉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同国家和地区围绕数字责任展开讨论，能看出存在不太一样的趋向。新兴市场国家和中国，讨论较多的是如何更好地借助技术带来福祉。在美国和西欧，更多是探讨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所以，今天我想先请几位嘉宾谈谈，在认知层面，您对数字责任有怎样的看法？

邓国胜表示 我们正步入数字化社会 数字化乃未来发展方向与趋势 但会引发数字责任问题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极为震撼的电影 名为《未来世界》 此电影涉及机器人伦理议题 即究竟是人类主宰机器人 还是机器人统治人类 这便是典型的数字伦理与数字责任问题数字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意味着提升生产效率。还意味着增进人类福祉。同时要确保数字化发展最终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走向反面。

沈东曙：前一个月我和朋友探讨脑机接口问题。他讲，美国有一家公司将研究重点置于永生方面。如何使人永生呢？以往的方式是持续给自己更换“零件”，如今的方式是无需换“零件”，而是换整体，即摄取你的记忆后换入（新的身体）。如此一来你还是原来的你吗？这会引发诸多伦理层面的讨论

孙萍表示沈老师和邓老师所谈内容都极为宏大，她将从一个小的方面做些拓展。今年社会科学领域有个热门词汇，意思是可供性。它探讨的是技术或技术与人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可以是一种赋权，也能够是一种去赋权

讲回数字产品的社会责任 我认为可从两方面思考 其一 数字产品设计的可供性 是否正在打造一种社会化 结构性的器皿 同时 它是否在弥合社会差异 其二 是数字产品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很多年轻人说我们眼睛有问题、颈椎欠佳、腰也有毛病……这是由于数字产品在与我们互动时消耗了我们过多精力。

这便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怎样处理数字产品设计的可供性？是否到了一个节点，我们确实不需要手机了？又或者我们的 APP 来到了一个创新之处？这是我所想到的两个方面。

负责任的产品设计：

服务每个人

沈东曙：感谢孙萍老师的看法。刚才所讲的那些宏大叙事，最终会在公司层面展现。最终也会在产品层面展现。去年疫情期间，全球有两百多家大公司的CEO，共同签署了一个宣言。该宣言是向“利益相关者经济”转变的宣言。公司不再是只对股东负责的公司。公司而是向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公司。这件事反映出 在全世界 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 行业正迅速走向平台化 平台公司正迅速成为头部 这些头部公司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甚至构成社会基础设施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也很开心看到 一些中国公司愈发有自我意识 那么我们邀请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 来分享她对数字责任的认识 分享她对技术与公益关系的认识

葛燄表示 自己或许不像邓教授那样能从宏观角度看待  在腾讯工作的这几年  她非常直观地体会到了信息产业的变化  体会到了数字化给生活以及社会带来的变化  还体会到了企业内部萌生并展现出的科技向善的驱动力

数字化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930变革”（编者注：此为腾讯2018年9月30日宣布启动的组织变革升级）之后，参与推动产业数字化进程时，我思考的是，怎样助力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时代更高效地发展。加入腾讯基金会后，我更多思考的是，数字化赋予产业的能量，能否使社会边缘人群也能享受到。例如在疫情期间 在线教育产业迅速发展 那么能不能让更偏远乡村地区的孩子 也接触到优质教育内容 有没有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呢

这些感受不少源于去年以来的疫情。疫情刚起时，公司有好几百名志愿者主动支持基金会工作。最终，整个公司上万名员工投身科技战疫，完全以技术志愿者的方式参与，为战疫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像大家熟知的腾讯会议。基于此经历，腾讯基金会提出“科技公益”理念我觉得这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腾讯这样的企业更应如此。这是腾讯该做的事

沈东曙：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陈妍。她是企业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很有意思。她负责用户体验设计工作。那么这项工作与数字责任有什么关联呢？

陈妍：刚才我听了前面嘉宾的讨论。在之前那场讨论中，网大为先生（腾讯首席探索官）提到，要是做技术的人，或者技术本身，没和真实需求及场景相结合，就很难高效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的工作是让技术更贴近实际，离用户更近。

说到数字责任 我举个较为简单的 大家有切身体会的案例 三年前 我们开展“数字广东”项目 从表面看 我们是要实现政务服务数字化 让大家借助在线平台完成所有需办理的事务在这个转换进程里，用户体验设计团队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事。其一，通常大家会觉得工程师是坐在电脑前编程、搞设计的，而我们项目组的全体同学都前往办事场所、工地、学校，去走访频繁使用政务服务的市民，了解他们对政府办事的真实感受，知晓哪些地方让他们感到不便，如此方能明确产品开发过程中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其二，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以往我们进行产品设计时，在市场化进程中都注重找寻目标用户，从而赢得想要占据的市场。然而，在我们开展数字广东这类服务时，并非去寻觅目标用户。而是提出“要为每一个人设计”。这意味着，服务对象不只是习惯使用互联网的人，也不只是愿意花钱买服务的人。而是要涵盖每一个人，像中老年人、残疾人，还有文化程度不那么高的群体。只有能解决他们的问题，项目才算成功。

从这个项目出发 探究在日常工作里如何展现“数字责任” 最终 我们有了这样的思考 当拥有技术和工具时 能否主动为服务对象着想 而非因掌握资源就让他人来适应自己 这种主动选择 便是数字责任的最佳体现 这是我们前期工作中的思考

最近 我们很希望将项目中的思考与经验 推广至更多产品服务 因此 我们在探讨“数字责任指数”项目 特别是疫情以来 “数字鸿沟”等问题受关注增多 政府部门号召企业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数字责任指数” 我们思考的是 “数字责任” 怎样在产品中体现 我们归纳了一些要点 其一为数字安全性 例如用户隐私能否得到良好保护 再如用户网络账户及资金往来能否得到良好保护 其二是数字健康 健康涵盖诸多方面 比如内容是否健康 以及是否会影响生活习惯和身心健康此外 还有数字包容和数字友好 这与我过去近二十年工作关联极大 比如 如何使我们的产品服务于每一个有需求的人 如何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展现友好态度

这是我们近来正探索的工作。若有机会欢迎展开更多讨论。看看我们是否存在思考不周之处。是否有可优化的地方。谢谢！

热气腾腾之下，

也需冷静思考

沈东曙称 我们已然看到 产品经理也好 科技企业也罢 都在持续迭代自身对责任的认知 且已然着手行动 我的诸多国外友人常言 他们期望看到的是一个 “冷静思考的世界” 而我们给予他们的更多是一个 “热气腾腾的中国”实际上“冷静思考的世界”与“热气腾腾的中国”能够并存。如同今天大会的主题“共生的数字未来”那般。

接下来 我想先和孙萍老师聊聊《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热门报道 你收到了哪些反馈 后续打算就此做什么

孙萍：那篇报道的作者是赖祐萱，她是《人物》杂志记者。我跟大家讲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你们会信吗？我们确实没见过。这事特别偶然。为啥这样一篇很长的文章能火起来呢？其实，主要功劳不在我，是《人物》记者研究很扎实。我可能就做了点小的学术贡献。

我自己实际上也是个刚入门的学术新手。2017年回到北京，看到中国充满活力的互联网，我很迷茫，不知该做什么研究。我之前的论文研究的是IT程序员，身为数字产品制造者，为何会出现“35岁就出局”的状况？中国人口红利更替为何如此之快？我们是否正沦为某种“数字技术的牺牲品”？我们团队顺着类似的思路，着手开展对外卖人员的研究。自2017年起，我们每年都进行一轮访谈。每年也开展一轮问卷。还走访了诸多地方。我感觉这和刚才陈妍老师讲的产品调研有些相像。我们会去蹲守。也会被当作记者驱赶出来。

这个过程是反思的过程。反思做学问的目的。这和我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往大了说、往好听了说，是为人民做学问。或者说，我更期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我看到乐平基金会的口号也是如此。即期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我的研究也想达成这点

沈东曙表示 我们所看到的“热气腾腾的中国” 并非仅有上面提到的“蒸汽”与“热量” 我们的“热量”具备很高“含金量” 不仅存在像陈妍所说的产品和技术层面的持续创造 还有像孙萍这般 始终保持对社会问题的警醒 以及对社会的关怀与热忱 综合来看 双方都在着重强调一个关键词 即“建设性”

我想回到邓教授这边。公共管理学院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地方。它能帮助政府制定公共管理政策。对于数字责任，公共管理学院有何应对？在培养人才方面，大家对数字伦理课题的热度如何？或者，您从政府管理方面看到了怎样的新趋势？

邓国胜表示，的确像东曙讲的那样，国家的数字经济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这种蓬勃发展的背后，确实需要我们进行更多冷静的反思。前段时间，网上热烈讨论我国有新四大发明，这是国家蓬勃发展的一种体现。然而，要是我们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觉，我们实际上并不具备新四大发明的核心技术，那些能限制我们发展的核心技术其实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也就是说未来数字经济要发展。我们最根本的是需要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要是原创性的。还要是基础性的。

公共管理学科极为关注的议题里 有一个是政策方面怎样推动数字经济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企业或许更看重数字科技的应用 而更基础 更原创的科学研究 多数企业不太关注 甚至没资源 没能力去关注 这正是公共政策需干预之处 要从政策层面鼓励 甚至激励大家加大基础科学的投入与研究另外 关于个人数字信息隐私保护议题 需要行业共同关注 关于数字伦理标准等议题 需要公共政策进行干预

数字时代的产品与工业时代相比差异显著。例如，数字产品传播速度极快。它能产生无尽的爆发力。也会带来无尽的破坏力。这就需要我们思索如何制定相应规则。刚才陈妍提及，腾讯已在思考数字责任的标准是什么。据我理解，这实际上是在为数字产品制定一种标准。传统工业产品只要满足消费者需求、达到质量标准就行。数字产品不同，它一直处于不断迭代中。其标准是什么？不像传统工业产品那么明确。数字产品标准不只是质量标准。它要满足使用者需求。还要兼顾公平。要缩小“数字鸿沟”。还涉及个人隐私保护。正如刚才陈妍所讲 存在健康 包容 安全 友好等标准 当然 数字产品或许还会有一些新的标准 我认为这需要大家进一步去研究

开放科技能力，

回应社会需求

沈东曙表示：公共管理需回应时代需求。伴随行业呈现平台化以及平台头部化的趋势，为何众人对头部平台公司会有诸多要求？原因在于，众人对平台天然抱有一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要求。我想请葛燄谈谈，您于腾讯的经历涵盖业务部门与基金会，您如何看待“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葛燄表示 腾讯是数字领域发展较快的企业 应发挥领头作用 特别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她从产业部门到基金会后 推动了基金会的一些升级 她今日戴着小红花 这个标志代表腾讯公益和99公益日 是借助腾讯科技能力搭建的互联网捐赠平台然而，伴随公益行业朝着数字化迈进。我们发觉公益组织不但需要资金。还需要技术。我觉得这是腾讯这类企业该做的。并且在此过程中或许会有部分人落后。我们还得去处理均衡性与公平性的问题

所以 99 公益日热度会延续至全年 还要吸引更多企业参与 让更多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与我们共同运营腾讯公益平台 这是首个升级 第二个升级是刚才提到的“科技公益” 它也是腾讯倡导的“科技向善”“数字责任”的一部分 刚才讲过 去年疫情初起时 公司内部众多志愿者踊跃加入实际上 除腾讯员工外 全社会还有不少有技术能力且愿奉献的志愿者参与进来 同时 除战疫外 还有诸多社会问题有待解决 所以 腾讯基金会期望在数字科技 专业志愿者与社会需求间建立连接 并支持科技公益项目落地

这是个远大理想，刚开始探索。去年推出科技公益计划第一期平台，梳理出20多个腾讯各业务线的科技公益项目。像把腾讯会议的人工智能降噪技术，公益提供给人工耳蜗厂家，提升听障群体体验。还支持一些养老院，探索用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化平台看护老人我们期望，未来这个科技公益平台能构建并打通一套机制与模式。它可汇聚来自腾讯的科技力量。也能聚合来自社会各界的公益力量。然后共同去解决更多社会问题。

沈东曙表示：接近讨论会尾声之际，我最后想请大家做一件事。请大家用两分钟进行回应。回应的内容是：有关“数字责任”，你在未来一年最希望看到什么变化？可以是自身与所在公司及机构带来的改变。可以是你最期望他人去做的事。可以是具体的变化，像老年人能更顺畅地使用手机。像偏远地区孩子能更便捷地接入远程教育。像残障人士能更有效地使用脑机接口等。也可以是更具思辨性的问题，如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动。我们先从陈妍着手。

陈妍表示，我们期望今年“数字责任指数”能在公司内部得到更广泛普及。去年年底在公司员工大会上已有良好开端。我们采访了众多用户，询问腾讯作为一家拥有大量用户、影响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足我们将这些用户的声音拍成视频。在公司内部进行传播。已经有不少同事开始思考。并且展开了讨论。

今年我们的工作目标和想要达成的愿望由此延展开来，分为三点。第一，我们要更了解用户，了解他们内心对产品好坏的评价，包括评价的方面和维度。第二，我们要在公司内部推动数字产品无障碍改造，希望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借助开源协同的技术文化，使这件事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第三 我们要推出科技公益平台 期望更多有能力 有技术的伙伴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 都能参与进来 贡献一份力量 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

沈东曙表示 要用主持人的特权先说一个愿望 说不定待会儿还能再说一个愿望 前提是不与大家重复 乐平一直强调 中国的商业创新是社会创新极为重要的部分 期望在中国推动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企业 借助一套有效的方法检查自身行为 陈妍讲的是产品的指数 而我们更多讲的是企业的指数我非常期望中国的平台企业都去尝试一下BIA（见注释）这个指数。它能从公司的各个层面进行考量。还能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以此来衡量自身公司。

邓国胜表示，数字经济给人类社会和中国带来了无限遐想空间。然而，它也带来了诸多未知且需探索的内容。有许多东西我们确实不了解，正因不知，才具备研究价值。未来，期望能更好推动社会关注数字伦理。此外，也期望能产出更多研究成果，使我们从不了解转变为部分了解我们同样期望这种认知可以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这有助于数字经济实现健康发展。有助于数字经济达成可持续发展。

沈东曙表示，中国一向在微观创新方面较强，因而格外注重市场主体在数字伦理、数字责任方面的创新。邓老师提到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边际效应，即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众多，倘若这些成果能更有效地转化为公共政策、推动创新生态，那么在此时间节点上极具价值。接下来有请孙老师。

孙萍表示自己有个想法。中国互联网历经二十多年辉煌发展，如今呈现气象万千之态。她思考当下是否到了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应去反思技术“开放性”的可能性。而这种“开放性”或许要从硬件与软件两个层面来考量有一点我得说，我们正步入平台化社会，网络“巴尔干化”态势渐显。大家都身处一个个相互区隔的小系统中，主要目的是控制与掌控。呼应论坛主题“共生”，我们要思考如何将巴尔干化的网络转变为共生系统。这是我期望与大家共同反思、探讨并实践的。

沈东曙向孙老师致谢，称五年前自己参加了多哈世界教育峰会，主旨演讲者是阿兰教授，其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阿兰教授表示教育在当代最主要的使命是教会大家和平相处。沈东曙认为共生确实是个非常好的主题，能回应对数字化未来的期待。最后请葛老师。

葛燄表示，今年自己的愿望分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微观层面上，她特别期望能与腾讯内部全体伙伴一道。在数字化发展的新时代，共同迎接企业社会责任升级带来的挑战。这一过程需大家付出诸多努力。涵盖心态的转变、工作方法的转变等。并且要面对诸多挑战。在宏观层面 我非常赞同孙萍老师讲的 数字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开放性 腾讯定会以更开放的姿态与各位伙伴合作 期望数字领域伙伴共同承担 数字经济与社会的繁荣 数字责任的实践需大家携手完成

沈东曙表示：今天这场时长45分钟的圆桌论坛，主要探讨了如何以开放共生的心态，去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经济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热气腾腾”、快速发展的态势。同时，也看到了来自社会的反思与警醒，以及对未知的拥抱和研究的动力。我们应当对中国的创造力抱有期待。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们也应对新兴市场的创造力抱有期待。同样基于此。我们还应对全球合作产生的创造力抱有期待。感谢腾讯研究院的邀请。感谢大家的耐心。感谢各位嘉宾的讨论

注释：

BIA：B从各利益相关方出发进行评估。评估主要覆盖五个维度。这五个维度分别是治理、员工、社区、环境、客户。通过对这五个维度的评估。能够系统全面地反映一家机构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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