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岁外卖员为讨薪在江苏泰州配送站门口自焚，深层问题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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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讨公司拖欠的4000元工资，48岁的外卖骑手刘进于1月11日上午，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曾经供职的“饿了么”配送站门前，实施了自焚行为，身上浇上汽油后点火。这一悲剧事件的发生，再次将零工经济领域中，薪酬待遇、平台间的竞争以及外卖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等核心问题，清晰地展现在了公众面前。

记者｜李秀莉 孙一丹

外卖站点前的自焚

江苏泰州市中心区域发生事故。道路一侧是低矮的围墙，而另一侧，则被环绕着多层住宅区，排列着理发店、水果店、彩票站以及小饭馆等各式生活服务店铺。由于所处位置较为隐蔽，胡同内的众多餐馆并未提供堂食服务，仅经营外卖业务，顾客可通过网络下单，享受几公里范围内的配送服务。因此，在这条狭窄的小巷中，每日频繁可见的是身着饿了么、美团外卖制服的送餐员，他们驾驶电动车频繁穿梭，在众多店铺之间来回奔走。

2021年1月11日的上午十一点左右，刘进驾驶电动自行车，携带汽油抵达现场，却并未引起旁人的注意。直至火焰在他身上蔓延。理发店的刘军回忆说，当时他正忙于为顾客理发，忽见一道人影迅速掠过玻璃门，顾客惊呼有人似乎被火焰吞噬。刘军急忙转身望去，只见一名男子趴伏在地，背部和头发已被橙红色的火焰吞噬。有人旁呼，“快拿灭火器！”他不及多想，迅速拿起收银台旁的消防灭火器冲向火场。与此同时，周边的另外两家店铺的老板也紧随其后，手持灭火器奔向火灾现场。

事发现场

火势迅速被扑灭。刘军回忆说，在三人共同努力下，整个灭火过程仅持续了短短十几秒钟。然而，那股凶猛的火势几乎将那名男子上半身的衣物烧毁殆尽，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汽油焦糊味。“他的后背皮肤就像广告中的面膜，感觉可以整张撕下来。”一位目睹了灭火过程的商户对本刊记者如此描述。刘进被众人包围，面朝地面静静趴卧，毫无动静，手中紧握着烧黑的手套，人群中有人呼唤他，他却毫无回应，“我当时以为他已经离世”。片刻之后，那名倒地的男子从地面上艰难站起，毫不犹豫地朝着几步之遥、挂着“泰州赢跑”招牌的公司大门走去。

公开信息显示，泰州赢跑，全名靖江市赢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饿了么（蜂鸟配送）在泰州地区的物流合作伙伴，扮演着重要角色。该公司自2016年成立以来，专注于“本地生活新零售及时配送”业务，并在江浙地区的泰州、湖州、扬州等六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王坤，刘进的同僚，向本刊记者透露，靖江市赢跑电子商务在泰州设立了三个服务点，其中刘进与王坤曾共事的万达服务点是人员数量最为众多的。一段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自焚的刘进背后便是该服务点的显著标识——以蓝底白字呈现的“泰州赢跑”，标识的侧面还写着：“蜂鸟即配”“即时配送美好生活”。

事发现场

视频中，周围看热闹的人催促刘进，“快去医院治疗吧！”“生命比金钱珍贵！”刘进连连挥手，反复强调“不去，不去。”他身材不高，面容略显圆润，上半身的衣物已被烧得焦黑，大片的肌肤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我连生命都不在乎了，还有什么好在乎的。”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我只想拿回我的血汗钱。”民警随后赶到，对刘进说道：“您先去就医，我们会主动前往医院寻找您。”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刘进被转移到了位于6公里以外的泰州市人民医院。

1月11日，刘进的女儿在众筹平台上提交了筹款请求，她表示：“（父亲）由于之前公司尚未支付工资，他前去索要工资时，竟然以汽油自焚，目前警方尚未明确责任归属，且尚未有赔偿金垫付。”数日后，泰州市海陵区政府公布的通告对这一说法进行了确认。通告指出，在2020年12月初，刘某与靖江赢跑公司因合同中规定的配送服务费用结算问题产生了争执，经过多次谈判，双方均未能达成一致。到了2021年1月11日的上午，刘某带着汽油来到靖江赢跑泰州的分店，将汽油泼洒在自己身上，在与公司负责人进行交涉后，他点燃了自己的衣物，冲出店铺，所幸被周围群众迅速扑灭火焰，并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刘进女儿所公开的医院疾病诊断证明表明，刘进遭受了二度至三度的烧伤，呼吸系统也受到了烧伤，烧伤面积达到了80%。刘进的妹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刘进入院后需要接受超过20次的清创手术，整个治疗过程预计将花费大约100万元。此外，刘进的一只手烧伤严重，神经受损，目前已经失去了知觉，未来可能连基本的劳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都无法保证。

被扣留的4000块

刘进在十几天前刚刚离开饿了么，转投美团旗下。他跳槽的动机很明确，那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他当时提到，在饿了么接到的订单较少，再加上站点薪酬调整，促使他决定加入美团。”与刘进同属早班骑手的饿了么员工孙满堂向本刊记者透露。

孙满堂口中的调薪是从2020年11月开始的。在调整之前，饿了么的送餐员每完成一单能获得6元的报酬。经过调薪，骑手的收入变成了分级的模式：当月送餐量在600至800单之间时，每单的报酬是4.5元；若送餐量达到800至900单，每单的报酬则提升至5.2元；送餐量在900至1100单时，每单的报酬为5.5元；若送餐量介于1100至1200单之间，每单的报酬增至5.8元；1200至1400单的范围内，每单的报酬为6元；而送餐量超过1400单时，每单的报酬则是6.2元。

图 | 视觉中国

这表明，要想保持与之前相同的收入水平，每月的订单量必须保持在1200单以上。然而，要实现这一订单量，骑手们必须“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奔跑，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连续工作30天，每天都保持这样的高强度。”孙满堂表示，即便是在站点中表现较好的骑手，每月的订单量也大多在1000单左右。这表明，对于站点中的多数骑手来说，此次薪资调整实际上等同于减薪。因此，在11月实施新的阶梯式定价方案之后，许多骑手决定选择离职。

饿了么发布了调薪方案，与此同时，作为行业中的头号对手，美团正积极招募新的送餐员。据泰州美团站点负责人向本刊记者透露，送餐员这一职业的流动性相当高，许多人在春节过后便不再返回工作岗位，因此，每年临近年底，站点都需招聘人员，以便为来年储备更多的劳动力。受疫情影响及返乡防疫措施的限制，众多骑手选择提前结束工作返乡团聚，目前已有大约20%的骑手离职或提交了辞职申请，因此，招聘骑手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在58同城等招聘网站发布招聘信息之余，各美团站点还实施了独特的激励措施。以他所在的站点为例，他们实行了一项老骑手推荐新骑手的活动——只要成功推荐一位新骑手并在两个月内完成工作，两位骑手将共同获得5800元的奖金。

插图｜老牛

刘进急需资金。“他每月至少需要五千至六千元的收入，这样才能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他的同事王坤向本刊记者透露。自焚事件爆发后，站点里的多数人已对刘进的家庭状况有所了解：他的妻子身患肝病，大女儿刚步入社会担任学徒，而小女儿则在上一年九月成功考入大学。刘进一家的月度固定支出包括房租、女儿的教育费用、日常生活开销以及妻子的医疗费用，总计超过4000元，这些负担主要落在了他的身上。2020年12月初，他以回家处理私事为借口，请了一个月的假期，实则是在距离家两公里外的美团人民公园站点开始了新的工作。该站点对新人骑手有特别的激励政策，即新员工若能在入职后连续工作三个月，并且业绩达到既定要求，便有资格获得一万元的奖金。

刘进跳槽的隐秘消息迅速在公司旧址流传开来。临近年底，公司曾询问他是否愿意继续留下，但他并未作出回应。随后，公司就薪酬问题与他进行了沟通。公司期望他能完成12月的工作后再离职，但刘进对此已不再感兴趣。他认为自己11月的工作已经足够，因此希望领取11月的全部工资，至于12月的薪酬，他则表示由公司自行决定。王坤向本刊记者透露。不过，到了12月25日，刘进发现，自己收到的11月份工资仅有1000余元，这与他原本预期的6000多元相差了4000多元。

刘进之所以被扣款，原因可能在于他“急辞”离职。王坤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与赢跑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明确指出，员工离职需提前一个月提交辞职报告，否则当月工资将按照配送费每单1.5元的标准进行扣除。然而，许多外卖员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按照“急辞”的相关规定，通常应扣除离职当月的工资，但刘进在12月跳槽至美团后，被扣除的却是11月的工资。他在11月份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个站点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一定的责任缺失。王坤这样对杂志社的记者表示。

个体工商户

刘进就自己被扣除的4000多元款项问题，多次尝试与配送站点的负责人进行交流，然而，这一协商过程却并不顺畅。站点对工资的扣除似乎有其合理性——1月15日，泰州市海陵区宣传部对媒体的答复中确认，刘进与其供职的靖江赢跑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包含“竞业禁止条款”。靖江赢跑公司据此提出了两个处理方案：一是根据该条款，将刘进的单次配送费用从6元下调至1.5元，从而扣除超过4000元的配送费；二是要求刘进继续为饿了么平台提供服务至1月15日。

在现行的劳动法规中，此类竞业禁止条款是不被认可的。郝正新，作为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向本刊记者透露，依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即便员工未提前一个月向雇主提出离职，雇主仍需依照员工劳动所得支付薪资，不得克扣；若员工给雇主带来经济损失，还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自焚事件爆发后，关注此事的人们，或许连刘进本人也始料未及，他和外卖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得到传统劳动法的庇护——他实际上是一名“个体经营者”。

风雪无阻的外卖小哥

海陵区政府发布通报指出，2019年10月，刘进加入饿了么成为一名外卖配送员。通报中提到，他在“好活”平台上开设了工作室，并与好活（徐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项目转包协议》，负责承接靖江赢跑公司委托的饿了么配送服务。泰州市海陵区的宣传部门有位政府职员向记者阐述了一个三方关系：靖江赢跑公司接手了饿了么在泰州区域的配送任务，随后与徐州的好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一项合作，将业务转包给了后者。刘进在好活平台上注册，结果他实际上转变成了“个体工商户”。

外卖领域内，“个体工商户”这一身份是近期才崭露头角。据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义联新业态从业者工伤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2014至2015年间，配送行业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态势。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各大平台纷纷发起补贴战，通过提供丰厚的待遇来吸引骑手加入。此刻，大多数骑手都持有正规的劳动合同以及五险一金的保障，同时，平台还为他们提供电动车、制服以及头盔等必要的装备。

为了降低人力成本，2015年，两大外卖巨头饿了么和美团率先推行众包模式，即外卖骑手与第三方外包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从而使得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不再存在法律上的雇佣关系。随着用工模式的转变，骑手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遭受了削弱。2018年，郝正新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骑手在与外包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还需额外签署一份放弃社会保险的承诺书。在法律层面，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然而，骑手们对此并不了解，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签署了放弃社会保险的协议。郝正新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绘制：郜超 司雯

2019年，郝正新在调研过程中，注意到外卖行业开始广泛采用一种新型的用工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灵活用工平台，它位于外包公司和外卖骑手之间，对双方的劳动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割。骑手在灵活用工平台上登记个人信息，平台随后将骑手资料与外包公司进行对接，并将骑手身份转变为“个体工商户”。至此，骑手与外卖平台、外包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完全解除。

刘进及其工友们所使用的“好活”App，堪称灵活用工领域的典型示例。自2019年起，郝正新便加入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并在此期间参与了众多外卖骑手维权案件。她对“好活”平台并不陌生。她向本刊记者透露，在众多外卖骑手眼中，“好活”App仅被视为支付工资的工具，实则它扮演着将劳动者合法转化为个体工商户的核心角色。她所调查的外卖骑手透露，通常在入职后的第二个月，站点会告知他们需要注册一个应用程序或小程序，只有完成注册，他们才能领取工资。在注册过程中，需要填写手机号码、设置密码，并签署姓名，注册便告完成。然而，在这些软件的设置中，劳动合同通常不会直接在平台上展示。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刚刚与该劳务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成为了个体工商户。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涂永前教授向本刊记者阐述了这种运营机制如何实现各方的利益共赢。外包公司通过该平台采购了包括个体工商户注册及薪资发放在内的全套服务，这不仅降低了人力成本，还避免了用工风险；再者，灵活用工平台作为外包企业向骑手支付薪资的途径，拥有庞大的资金流动，众多地方政府为吸引税收来源，常对这类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平台还掌握了众多灵活用工人员的个人账户和身份信息，未来有望借此拓展为其他行业提供劳动力匹配的业务；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不仅增加了税收，还吸引了众多人才前来就业。《共享经济报告》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其中好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灵活用工领域的杰出代表，在2017年至2020年间，连续三年被选入该报告。

图｜视觉中国

然而，从中获益的群体并不涵盖送餐骑手。实际上，在新兴的商业模式中，通过复杂的技术手段，形成了多级转包的雇佣链条，使得骑手的权益变得隐蔽。郝正新对本刊记者阐述，依据“个体工商户”所签订的合同，这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法律联结，劳务公司无需为骑手缴纳社会保险，同时也不必承担劳动法规定的义务，比如支付加班费、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等。这表明，在法律范畴内，骑手们争取权益的过程常常充满挑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确认本身就面临诸多难题。

往昔的劳动者鲜少被人关注。如今，外卖员、快递小哥，乃至滴滴司机、网约保姆等，劳动者群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无处不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与富士康时期相比，关于劳动及其相关议题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鲜有人再深入探讨、关注劳动过程中所存在的剥削、压迫与抗争现象。”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型灵活就业模式中，劳资矛盾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提供的数据，自2018年以来，与外卖行业相关的诉讼案件数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以饿了么和美团这两家外卖行业的领军企业为例，通过检索“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即饿了么的总部）这一关键词，我们发现共有1501份裁判文书与之相关，其中119份涉及劳动合同问题；同样，针对“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的总部）这一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共有1104份裁判文书。2018至2019年期间，案件总数急剧上升，增幅接近一倍，而这一现象恰好与灵活用工平台在外卖领域的广泛应用同步发生。

艰难的维权之路

2021年1月23日夜晚，由学术志愿者团体“结绳志”与“社会学会社”共同举办了一场网络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成为骑手的大学生”。主办方在文中提到：“‘成为骑手的大学生’这一表述源自韩国的劳动者及抗争者全泰壹。1970年11月13日，全泰壹在汉城（现首尔）的东大门市场，怀抱《劳动基准法》选择了自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曾表示：“若能结识一位大学生朋友，那该多好！”如此一来，便有人能指导他识字并学习法律。面对泰州外卖员为讨薪而自焚、目前仍在医院治疗的情况，我们并非以高姿态去“交朋友”，而是期望从外卖骑手的劳动经历出发，共同探究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关系，并从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微之处寻找实际操作的空间。

陈河江是本次会议的演讲嘉宾之一，同时他还担任“外卖江湖骑士联盟”的盟主。自2009年始，他在上海从事外卖配送工作，那时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尚未崭露头角。他每天早晨外出派发传单，中午则主动联系顾客为他们预订餐点。凭借勤奋的工作态度，他的生意颇为兴隆。积攒了一笔资金后，2012年，他着手创立了自己的订餐网站和餐馆，并招募了大量配送人员，订单量也随之激增。然而，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太久；在几年来的激烈市场竞争中，陈河江的店铺逐渐显现出难以支撑的迹象。到了2018年，他最终也加入了外卖骑手的行列。

陈河江在外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对骑手们遭遇利益损失却无处申诉的困境体会颇深。因此，尽管他仅有小学学历，他也毅然决然地牵头搭建了骑手互助的平台，创建了外卖江湖群。这个江湖群不仅是骑手们日常沟通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为骑手们提供了维权的途径。

绘制：郜超 司雯

起初，他在群里用文字解答骑手们的疑问，随后又着手制作短视频进行解说。陈河江向本刊记者透露，每当从新闻中得知骑手们遭遇矛盾或纠纷，他便会借助案例深入研究相关法律知识。得知刘进自焚的消息后，他感到非常痛心。“假如刘进能认识我，拥有更多相互扶持的骑手朋友，并掌握更多法律维权的途径，或许就不会有那样的悲剧发生。”

实际上，类似刘进遭遇的情况在外卖领域并不罕见。就拿刘进工作的那个站点来说，扣除工资和罚款成了家常便饭。王坤曾向我透露，在加入饿了么之前，站长只是口头告知他超时每单会被扣除3元。然而，当他正式加入公司后，才意识到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罚款项目，而他每个月需要缴纳的罚款总额常常超过百元。调薪措施实施后，站点新增了一项规定，即员工每月工作时间若不足28天，将被视为缺勤处理，且每笔配送费用需在原价基础上扣除0.2元。数月前，王坤在送餐途中不幸遭遇电动车撞击，导致脚部受伤，他不得不请假一周在家休养。然而，他并未获得工伤赔偿，反而因缺勤受到了处罚。结果，那个月他仅领到了3000多元的工资。

王坤向本刊记者出示了其2020年12月的工资条，条上显示他因超时工作遭到投诉，扣除50元。然而，他在个人后台接单系统中并未发现任何投诉记录。随后，王坤通过微信向站长询问扣款原因，但对方并未作出回应。另有一次，他在后台系统中发现四张订单超时，依照每单罚款三元的规则，总计应被扣除十二元，然而工资条上却显示扣了二十一元，他并未就此向站长询问。不少外卖骑手都曾遭遇过此类未说明原因的扣款问题，多数人如王坤那般选择默默承受，将其视为请同事喝早茶的费用。王坤认为，刘进与站点之间的金钱争议并非孤例，这“仅仅是金额较为可观，而他的处理手段显得尤为激进”。

图｜视觉中国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和严格的扣款政策中，骑手们维权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劳动仲裁。郝正新对本刊记者表示，仲裁庭最重视的证据是银行发放工资的记录，以此来确认外卖配送员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然而，由于平台的复杂结构，骑手们往往难以获取有效的证据。记者在探访刘进所工作的外卖站点时，外卖员向其展示了工资的发放途径，并非通过银行账户，而是借助“好活”应用程序直接转入个人的支付宝。在应用程序中，骑手的工资发放记录显示发放方为“好活”，但仲裁的焦点却是外包公司，这种矛盾使得骑手与外包公司之间的具体关系更加难以明确。

刘进自焚事件爆发后，泰州市海陵区政府迅速展开了调查。然而，很快他们便遇到了类似的困境。起初，我们以为他只是去索要工资，这才选择了自焚。但在调查深入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快递员所涉及的纠纷属于新兴经济领域，情况相当复杂。许多情况与我们平时所了解的截然不同，这使得我们一时难以作出准确判断。泰州海陵区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刘进所签订的并非劳动合同，而是项目转包协议。在这种新经济形势下，关于此类协议所约定的报酬，我国尚无明确的界定，是视为工资还是承包服务费，尚无官方解释。

涂永前指出，现行劳动法主要针对的是工业时代下的传统工人提供保护，而未能涵盖那些灵活就业的人群，尽管这类人群的数量正日益攀升。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上半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人数接近300万，同比增长约16%。中国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在2020至2025年间，我国灵活用工市场将迎来迅猛扩张。涂永前预测，届时灵活用工人员数量有可能超越传统工人。然而，未来法律是否能够涵盖这一群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进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他的妹妹刘萍透露，1月15日进行的首场较大规模的清创手术进展顺利，后续还将进行约20余次不同规模的清创手术，且这些手术所需费用相当可观。尽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在1月11日，刘进的女儿通过网络筹款平台发起为父亲筹集治疗费用的活动后，捐款数额迅速攀升。网络上，众多默默关注并关心这位外卖员的目光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捐赠者留言道：“当时我捐出的金额仅为八万元，然而短短不到一小时，数额已增至约二十二万元。互联网将铭记这一增长速度。”

本篇文章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7至8月合刊上，鉴于受访者的要求，文中提及的刘军、王坤、孙满堂均为化名。在此，对一碗饭、曾毓坤对本文所提供的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