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美院到中央民族学院，我对现代艺术的追求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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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

30多年前，我从内蒙古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一个词开始进入我的脑海，那就是“现代”。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艺术家，特别是中国画的学生，我深深感到“现代”对我是一种“威胁”。我总觉得中国画不现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过时了！于是，我整天泡在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阅画册、复印样品、做笔记。那套唯一的全套世界美术我都不知道翻了多少遍。1982年秋天，我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面对和我同龄的年轻人，我对“现代”的追求更加强烈，迫切地想找到一条通向“现代”艺术的捷径。于是，我不断寻找西方现代艺术书籍和一切资料，包括美国的《美术报》、日本的《三彩》、法国的《造型艺术》和香港的《艺术家》杂志。我不仅经常光顾国际书展，还经常光顾位于东大桥和花园桥的两家图书进口公司的书店。我从家里的“牙齿”里挤出钱来购买外国画册，主要有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画册。后来，外国画册逐渐多了起来。我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一边创作，就像“文革”期间背诵“老三篇”一样。其中有水粉画、水彩画、油画和综合材料作品。积累了大量不同形式的探索性作品，成为走向“现代性”的实践见证。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之后，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艺术是否也必须跟随西方，向“现代性”靠拢？

高润熙 1988 年《彩云》中国重彩画

现代的？

就这样，“现代”在我心中的地位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在关注西方现代艺术的同时，我也研究中国与其他东方艺术的关系。在林风眠开创的中西融合的艺术路径中，我发现他的艺术保留了不少民间艺术的元素。受此启发，我不仅关注国外民间艺术，还利用国立大学的资源关注少数民族艺术，并深深地爱上了这些作品。在看惯了所谓“现代”艺术的时候，再看民间、本土的作品，常常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对它们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以前对现代艺术的喜爱。

通过在澳门、香港、台湾等地举办个展，我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艺术道路。在国外，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是现代的，有个性，但又带有一些西化的痕迹。当时我请贾方舟先生把我的作品给吴冠中看，他认为我的画很现代，但个人语言不够典型，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实践，我终于认清了“现代”的真正含义。艺术的真面目应该是个性，而不是统一的“现代”。

现代的。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不再单纯地追求“现代”和“民族”，而更加注重艺术的个性和原创性，结束了过去对“现代性”的热烈追求。

从2002年个展开始，我就希望有意识地走出“现代性”怪圈的困惑，更加注重对艺术本体和本质问题的探索。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一直受到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影响和控制。20世纪60年代“文革”期间，“政治”挂帅，成为艺术的唯一标准；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强调“现代性”，90年代以后强调的是经济和“市场”。艺术的好坏不再是艺术家考虑的首要问题。“政治”让位于“现代性”，“现代性”让位于“本土”，“本土”让位于“市场”。当现代艺术家面对火热的市场诱惑时，艺术的方向又在何处？

自由的！

艺术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无用”，它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新颖”，或者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创新”。然而，创新是什么？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但艺术家独立的思考和行动，才是创新的根本保障。有了“独立”，艺术家才有可能获得自由的创作空间。高尔泰说，艺术就是“自由的飞翔……”

今天我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而是“独立”与“自由”。没有独立，就永远无法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独立与自由，是艺术和艺术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我所期盼的是：独立表达、自由表达、个性表达、美的表达，不再在乎“现代”与“不现代”。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美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