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模式：地方发展主义新类型，从普通中部城市到高质量发展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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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念顺

来源 |最初发表于《文化透视》2023年第6期

原标题：《“合肥模式”：新型地方发展主义》

如果你问中国哪个城市在过去十几年里的发展最令人惊讶，那一定是安徽省省会合肥。 2008年以来，合肥因“赌城”、“最优秀创业投资城市”等称号不断引来社会各界的羡慕和质疑。也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但2000年之前，合肥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心城市，GDP甚至赶不上广东肇庆和山东临沂。 2000年至2022年，合肥GDP总量从325亿元飙升至1.2万亿元，增长近37倍，在全国GDP百强城市中的排名从第82位跃升至第21位。上述增长奇迹背后的动力来自于“芯、屏、车、智”标志性产业集群，特别是半导体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新产业之战”）。2022年，合肥展新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56.2%，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将创历史新高。 77.9%。

媒体和官员普遍从政府股权投资、全产业链投资、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分析“合肥模式”的内容和经验。但这次事后剖析并没有明确解释更重要的问题：“合肥模式”是如何产生的？为何与股权投资和新兴产业密切相关？更有争议的问题是：政府深度干预、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合肥模式”是否可持续、可复制？

1.不断演变的地方发展主义

与东亚以中央政府主导、国内市场保护为特征的传统发展型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两个独特的特点：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发展绩效参差不齐的地方经济。产业发展高度嵌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地方政府不是简单、被动的政策执行者，而是拥有相当资源和相对自主权的经济参与者和创新者。特别是在分税制、土地财政、招商引资竞争等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响应中央经济总体规划，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利用国内外资源，开展地方创意产业发展活动。尽管主流经济界习惯于以寻租腐败、价格扭曲、重复投资、排挤民间资本、创新不确定性为由质疑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但中国地方政府始终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发展。因此，地方发展主义构成了解释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视角。

以“地方法团主义”、“财政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等理论为代表的经典研究为理解地方发展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和理论基础。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主要基于转型经济时期特定所有制企业的经验，不完全适合了解新兴新兴产业不断涌现背景下的地方产业发展实践。过去十年的行业；二是过于重视政府和官方激励的作用，相对忽视了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作用。不同类型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角色以及企业竞争行为和政企互动；第三，大多数研究延续了“市场最优性”的隐含假设，认为发展主义地方政府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过渡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完善，它们将会而且必须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事实上，地方发展主义一直在产业变革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创新，“合肥模式”就是地方发展主义演变的新产物。合肥经验不仅再次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界的传统观点，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地方发展主义、地方政府作用以及政企互动的研究内容。

2、家电行业需求和京东方经验衍生的“合肥模式”

“合肥模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地方政府行为和产业政策的结果。但回顾历史，这并不是政府提前有意设计的，也不是市场自发积累的结果。它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合肥市在招商引资、政企互动、产业升级过程中探索学习形成的实践产物。这个过程甚至充满了惊喜和冒险。其中，传统家电产业升级的内生需求和京东方大规模扩张的投资经验构成了“合肥模式”的最初源泉。

作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合肥自1989年就确立了“科教兴市”战略。但即使拥有中科大等一流的科教资源，中国和合肥工业大学，合肥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改变落后的局面。直到2005年孙金龙就任合肥市委书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变。孙金龙认为，“与发达地区相比，合肥与发达地区的主要差距是工业经济不强”，“缺乏工业基础和工业支撑的科教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区域优势”。 ”。 2005年7月，合肥市委作出“工业立市”重大战略决策，明确提高工业投资比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孙金龙认为，21世纪初东部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给合肥带来了发展工业经济的机遇。 2005年至2006年，合肥共派出两批外商投资促进团队737支、1657人。

家电产业是合肥的“家庭”产业，自然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基础和对象。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合肥引进了海尔、美的、长虹、三洋、格力等国内外一线家电企业。同时，为应对产业配套和物流成本影响导致企业搬迁风险，合肥实施全产业链招商引资：引进马鞍山钢铁提供家电用钢板、为格力空调引进凌达压缩机，为海尔洗衣机引进三洋压缩机。吸引汽车、塑料、模具、电子、包装等上下游企业入驻，这是合肥“龙头牵引链投资”理念的初步实践。 2008年，合肥冰箱、洗衣机、空调产量分别跃居全国第一、第二、第三位，本地供应率达到65%、60%、70%。

但合肥彩电本地配套率不足30%。这是因为半导体显示器件液晶面板（TFT-LCD）的供应严重不足。液晶面板占电视成本的70%，但这种在世纪之交开始迅速取代传统显像管（CRT）的新型显示技术主要被日韩企业垄断。国内唯一独立掌握液晶面板技术的企业是由原北京电子管厂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京东方。当时，京东方只有第五代中小尺寸面板生产线，其大尺寸电视面板制造能力尚未经过市场检验。正处于大规模向液晶显示器转型阶段的国内彩电企业，深受“少屏”问题的影响。

早在2004年初，时任合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的王厚良在调研海尔时，就了解到该公司“急需大尺寸液晶面板”。为此，王厚良通过多方关系与京东方建立了联系。但当时市值不断下滑、持续亏损的京东方忙于向深圳、上海等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建设高世代面板线，从未考虑过财力较弱的合肥。然而，2007年下半年，京东方与深圳、上海的合作谈判搁浅。合肥果断邀请京东方建厂，并承诺提供90亿元保证资金。京东方偶然发现合肥在地理位置、水电供应、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6代线总投资高达175亿元，而合肥市公共财政收入仅有220亿元。 2008年9月11日，合肥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个班子百余人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专门论证液晶面板项目。最终，合肥市委冒着巨大风险同意立项，甚至暂停了地铁建设项目。 2009年4月13日，我国大陆第一条第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开工建设。

借助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经济振兴政策带来的有利市场和融资条件，合肥六代线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并迅速扭亏为盈。这成为合肥经济崛起和京东方大规模扩张的共同转折点。六代线的经验彻底改变了合肥的产业发展思路和路径，形成了“合肥模式”的初步雏形。政府股权投资牵引和产业链供需支持是六代线项目的核心经验。

与财税、贷款、土地供应、产业园区等传统招商方式不同，合肥市政府首次采用政府股权投资模式。合肥市政府所属的地方城市投资公司合肥建投出资认购了六代线项目81%的股份，并与京东方共同组建合肥京东方光电。京东方将利用该已获得政府信用背书的项目，向市场上的大型战略投资者进行定向增发。最终，合肥市政府仅提供30亿元帮助京东方筹集120亿元资金。 2013年后，随着京东方业绩和股价的好转，合肥投资的资金通过减持实现有序退出和超额升值，进而投资新产业。

然而，“国有资本主导投资——定向增发——项目实施——股权退出——循环投资”的资本投资模式并非合肥政府独创。源于京东方在寻求融资建设高世代面板线过程中的创新。由于银行和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大规模线路建设所需的高强度投资，2008年后，京东方转向财力充足的地方政府，通过向地方政府或特定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这一思路最早出现在京东方北京5代线的“债转股”实践中，后来成功应用于2008年开工的成都4.5代线。更为成熟和成功的合肥6代线项目已经扩大定向增发对象包括企业和社会资本。因此，京东方与合肥共同首创的“地方政府资金引导+战略投资者推动+社会资本参与”模式成为当时大型高科技产业项目投融资模式的重大创新。在此过程中，以土地经营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传统城投公司（如合肥建投）也率先服务京东方，成功转型为培育新兴产业的产业投融资平台。

相比于投融资模式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合肥市政府认识到了产业链供需支撑关系对于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的基础性作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合肥对未来产业投资如此精准、敢于投资。合肥最初进入液晶面板产业，既不是简单的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也不是地方官员的高瞻远瞩。这简直就是留住家电企业的一项重要产业扶持活动。合肥根据家电企业的配套需求和升级目标来判断京东方的投资和竞争潜力。正是基于这种下游整机企业需求驱动的务实逻辑，合肥并没有完全陷入当时“国产液晶面板企业无法成功”的误判，而是冒险与京东方合作，当时赔钱，建一条线。这种勇气是基于传统家电行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以及对液晶面板行业竞争逻辑的充分理解。这并不是媒体描述的“豪赌”或“无中生有”。

合肥算了一笔详细的投资账。首先，6代线本地需求市场巨大且确定。当时，合肥海尔、长虹、滁州康佳的彩电总产能接近1000万台。仅省内这3家企业的液晶面板年采购额就达500亿至700亿元。合肥及周边城市的其他家电企业、汽车电子企业也需要数亿块各类液晶面板。其次，根据京东方北京五代线的经验，合肥六代线建设将在3至5年内带动额外投资300亿元以上，达产后年产值将达到800亿至1000亿元。容量。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京东方的大尺寸面板制造能力尚未经过市场检验。但基于充分的行业和市场研判，合肥市政府选择铤而走险，成为京东方项目的“创业伙伴”，共担风险，接受市场检验。

三、“合肥模式”在新产业创建中的复用和演进

在京东方6代线之前，国内几乎没有投资规模达数百亿的高科技产业项目的投融资制度安排，也没有此类重大项目成功建设和商业化的经验。但6代线的成功量产实践，突破了上述障碍，为有志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府和企业树立了榜样。 2011年以来，孙金龙下台后的合肥历届领导人成功继承了政府股权投资和产业链供需支持两大经验，并迅速在新产业创建中重用。这些复用工艺坚持本地产业链上“效仿”、“补缺”的供需匹配逻辑，特别是充分发挥下游终端整机企业规模化需求的牵引效应，中游通用核心器件公司。与此同时，合肥政府部门、地方国资平台和产业引导基金也在投资实践中，打造了完整的产业投资体系和快速的投资决策机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投资和投资团队。懂行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人。由此，合肥的产业创造模式迅速从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中脱颖而出。截至2023年初，合肥建投、合肥实业、兴泰控股三大国资平台累计对新产业投资超过1600亿元，带动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最具代表性的是合肥与京东方、联想、精河、长鑫、蔚来等“链主企业”合作实施重大项目，进而吸引上下游企业聚集，最终快速打造半导体显示、集成电路和新产品。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价值千亿美元。

引进联宝科技，打造电子信息制造业。几乎与京东方项目同时，合肥迅速引进了联想与台湾仁宝合资的联宝科技。合肥愿意、能够引进联宝科技的重要原因是，在配套家电企业的过程中，还引进了航嘉、宝龙达、京东方等电脑板卡、电源、机箱、模组、显示屏供应商。于是，合肥顺着配套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向当时正在实施“自己制造”战略的电脑设备企业联想集团伸出了橄榄枝。年产2000万台电脑的联宝科技于2012年10月投产，并迅速发展成为联想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研发生产基地。 2018年，合肥产投接手仁宝全部转让的49%股权，进一步强化与联想的政企合作关系。

合肥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聚集了十几家家电、电脑龙头企业的城市之一。这些传统制造企业巨大的产业配套需求，塑造了合肥后续进军半导体显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其中，京东方合肥6代线首批产品将交付给联想。联宝科技投产后，一度消耗了京东方40%的产能，为国内液晶面板企业提供了关键应用场景和用户需求，并支撑了刚刚起步的合肥京东方项目。

围绕京东方打造世界一流的半导体显示产业。基于家电、计算机两大终端产业对显示面板的巨大需求，合肥市政府迅速推动京东方建设新生产线、扩大产能，进而进一步打造周边世界级半导体显示产业集群。京东方扩张形成的产业配套需求。 2012年8月和2015年4月，合肥市政府分别投资100亿元和210亿元支持京东方建设8.5代和400亿元的10.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总投资达285亿元。在建设全球最高代10.5代线过程中，合肥市政府一改以往政府（或地方国企）直接投资或协议借款的方式，首次使用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是政府引导的产业基金，作为主体进行投资。这意味着合肥市政府开始尝试通过资金来源和决策机制更加市场化的基金类型来支持产业投资。

借助京东方3条生产线产生的巨大配套需求，合肥引进了康宁、液化空气、江丰电子等200多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覆盖上游设备、材料、核心零部件、中游面板、和下游模块。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显示产业基地。合肥市政府也高度重视推动京东方吸引国内供应商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开展协同创新。显示驱动芯片、高世代玻璃基板、高性能光学薄膜等“卡入”产品均在京东方产线上实现国产化。同时，围绕半导体显示产业链发展产生的科研和人才需求，合肥进一步推动特种显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北航合肥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在前沿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终于在产业需求的引领下得到充分发挥。

创建晶合集成、长鑫存储，培育特色集成电路产业。随着合肥京东方的崛起，“缺核少屏”逐渐转变为“有屏无核”。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合肥家电、计算机、显示器、汽车等支柱产业明显遇到了“芯”短缺的问题。合肥市发改委数据显示，2013年合肥市芯片产业需求达数十亿颗，市场规模超300亿元。虽然合肥早在2001年就开始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集成电路设计园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但始终缺乏龙头引领和制造支撑，上下游产业链脱节，特别是未能与当地市场的优势融合。

2013年10月，合肥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发布《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比国务院印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促进纲要》早一年。当许多省市还在研究产业或思考政策时，合肥已率先建立了“芯屏汽车一体化”和“以晶圆制造为基础，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建立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路径。 ”合肥提出按照市场导向、应用牵引的原则，推动集成电路与显示、家电、电子、汽车等地方主导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四大特色芯片：显示驱动、存储、智能家电、汽车电子。盘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芯片代工公司晶合集成和存储芯片公司合肥长鑫。两者都是合肥市政府首次控股投资设立的全新企业，但完全由面向市场的专业团队打造和运营。同时，政府和企业都承诺打造可“证券化”的科技型企业，国有资金最终将通过IPO上市实现市场化退出。

为了满足京东方“填芯”需求，合肥首先将突破定位在显示驱动芯片上。驱动芯片是显示面板的核心部件，当时主要被韩国和台湾企业垄断。 2015年5月，合肥建投与台湾力晶科技签署协议，共同成立晶合集成，目标五年内将合肥市显示驱动芯片国产化率提升至30%。依托京东方稳定的需求，晶河在接受力晶技术转让的基础上，快速升级。短短6年时间，销售额突破100亿，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驱动芯片代工厂。同时，合肥市政府、京东方、晶合集成三方合作，引进显示芯片设计及材料供应商易思微、显示芯片封装测试供应商汇诚股份、旗众科技等上下游企业。依托合肥完善的供需配套基础设施，它们迅速发展成为各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紧接着，合肥政府于2016年进军DRAM内存芯片（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即记忆棒）领域。2015年，韩国三星、海力士和美国美光垄断了全球DRAM市场96%的份额。尽管中国在1990年代初尝试通过“909工程”进入DRAM产业，但20多年来从未成功。合肥政府的勇气源于以下独特原因：电子信息制造业严重依赖存储芯片，尤其是联宝科技投产后，持续面临存储棒价格上涨、产品利润受到挤压的问题；与半导体显示产业类似，存储芯片产业合肥的竞争逻辑也是基于快速的技术升级、高强度的投资和规模经济，合肥在相关投融资和建设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与精合集成的合资思路类似，合肥市政府最初聘请了北京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鸣作为“投资顾问”，帮助招募来自日本、韩国等地的合作伙伴。然而，外国公司却开出了天价的谈判费。无独有偶，兆易创新在2016年已成为全球前三的Nor Flash内存芯片设计公司。不满现状的朱一鸣曾计划通过并购进军DRAM芯片行业，但未能成功。合肥市政府立即说服朱一鸣共同建立集成内存设计与制造（IDM）项目。 2016年5月，合肥产投与兆易创新启动长鑫12英寸存储晶圆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1500亿元。 2017年3月，长鑫月产能12万片晶圆一期项目开始研发和制造国际主流19纳米芯片。 2019年9月，长鑫量产与国际主流同步的DDR4内存芯片，打破了国外几十年的垄断。与此同时，合肥启动了总投资超过200亿元的空港集成电路配套产业园项目。截至2022年底，长信已吸引国基二期、皖投、中金公司、阿里巴巴等48家顶级投资机构战略投资。华为、阿里巴巴、联想、理想汽车等主要芯片用户也密切参与合肥DRAM芯片的测试或采购过程。

携手蔚来，加速新能源汽车产业崛起。汽车、家电产业是合肥的“家”产业。有了21世纪初跟随家电行业进入上游半导体显示和集成电路行业的经验，合肥在2019年前后效仿，利用传统汽车产业的基础，吸引蔚来、比亚迪等车企进军。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还布局上游动力电池、汽车芯片等重点配套产业。合肥有着50多年的汽车工业发展历史。 2009年，它成为最早发起“十个城市，千辆汽车”项目的城市之一，并已培养了近50个新的   Inder Inder   。但是，Hefei的新能量车辆的产出和价值始终很温和。首先改变这种情况的力量来自企业层面。杰克（JAC）一直在努力转变多年，首先在2016年与Nio共同建立了100亿元人民币尼奥先进的制造基地，然后在2017年与德国大众汽车共同建立了JAC  New 。

根据公司的早期合作，Hefei政府于2020年2月宣布，这将为Nio提供帮助，Nio正在经历金融危机和股价下降。 Hefei  与SDIC 和等战略投资者携手投资100亿元人民币，以支持Nio中国总部项目的建设，创建了国家，省和市政三级工业基金的共同投资的例子。 Nio此前曾联系18个地方政府讨论融资，但被所有人拒绝。 JAC和NIO之间的三年多合作经验对Hefei的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Hefei同时启动了研究和判断工作的四个方面：委托一组专家来评估Nio的技术，产品和供应链，研究国家政策以及Nio电池交换模型的前景，从而从财务和法律方面进行尽职调查并与Nio合作。威利亚（）发起了详细的业务谈判。最后，Hefei在短短65天内做出了决定性的决定。两个细节值得关注：投资最多的Hefei政府没有寻求控制股份。 Hefei坚持“首先共享逆境，然后共享繁荣”的概念，希望通过Nio加速当地新能量车产业的发展；尽管合同是由即将离任的领导团队签署的，但新领导团队完全支持该项目的实施。

由于政府信贷认可和公司绩效的改善，Nio的股价从2019年的低点飙升至2020年的40美元以上。Hefei将继续以这种股票投资获得的超额资本收益，以汽车行业投资的形式资金支持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行业集群的建设。随着NIO项目的示威效果，Hefei政府迅速启动了大型项目，例如大众新能源中国总部，Byd Hefei Super Base和中国创新航空电池基地。在Hefei政府的支持政策和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本地半导体显示和集成电路行业正在迅速与新的能源汽车行业集成。例如，在2022年，Hefei政府将举行“ Boe和Hefei企业之间的供求匹配特别会议”，并举行“与 合作的'核心车辆合作'特别匹配会议”。 BOE已经是车辆显示产品的重要供应商，集成也正在进入汽车级芯片铸造厂。截至2023年上半年，Hefei已收集了6家领先的车辆公司和300多家核心支持公司，其新的能源车生产已列为该国前五名城市。

4。摘要：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下的地方工业创造模型

基于过去20年中Hefei重大工业投资活动过程的分析，本文总结了“ Hefei模型”作为由政府权益投资驱动的行业，该行业是根据工业连锁店的供应和需求而创新的企业是主体，并发展了新的工业集群作为方向。创建模式。作为当地发展主义的一种新型，该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政府股票投资的牵引力以及工业连锁店的支持和需求。政府股票投资牵引力解决了资金来自何处以及如何吸引企业的问题。 Hefei政府已经从面向市场的投资和风险投资机构（尤其是资本入门机制）的融资方法中充分了解。但是，它不会追求短期或个人项目的财务收益，而是致力于创建不存在资本投资的新兴行业。工业连锁店的供求匹配回答了哪些类型的企业要投资资金以及选择发展的行业的问题。 Hefei政府不仅会对国家政策做出响应和实施，而是根据本地行业的固有升级和支持关系开发本地行业，尤其​​是为下游家用电器，计算机，汽车，汽车和其他最终机器公司以及其他最终机器公司以及中游显示面板和驱动程序。一般核心设备公司（例如芯片和存储芯片）大规模需求的牵引力效果。充分理解和满足企业和行业的内源性需求是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的典型表现。特别值得强调的是，“ Hefei模型”再次证明了传统行业与高科技行业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Hefei的半导体显示，集成电路和新的  似乎“无所事事”，但是在事实，毫无例外的是，它们是根据本地电器，计算机和汽车等本地传统行业的独特支持需求和工业基础开发的。

活跃的地方政府和官员是Hefei地方发展主义的关键。但是，赫菲政府绝不是“正确的价格和市场”或“正确的系统和服务”，然后等待私营部门和市场力量自发采取行动。相反，当后者犹豫甚至无动于衷时，Hefei政府以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扮演了“地方企业家政府”的角色，直接以专业的愿景和战略行动来促进风险的工业升级和创新活动。 。伴随政府企业互动和工业实践的过程是Hefei政府“工业治理能力”的出现和演变（）。通过学习和积累在大型和复杂行业的实践中，这种动态的治理能力使Hefei政府及其投资团队比私营部门更加愿意和更具装备，以促进新行业的发展。但是，“ Hefei模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和政策的结果。该模型从响应传统家用电器行业的升级需求以及从BOE的投资经验中学习而萌芽。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政府大量资源投资转变为可以承受市场测试和改变竞争格局的产品和行业的经济实体是Boe，，，，和Nio等创新公司。因此，只有通过对当地企业家政府与创新企业之间的交互过程和内容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Hefei模型”。

当然，过于神话化“ Hefei模型”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Hefei曾经在“ Star”投资项目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例如重型工业，新罕布什尔州的血浆，AV 和 。 Hefei  和Nio处于增长阶段，仍然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测试。同时，尽管许多政府已经开始模仿Hefei的股票投资和工业支持“ Play”，但结果差异很大。原因是“ Hefei模型”对当地行业是内源性的，也就是说，它特定于Hefei的工业结构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过程。简而言之，从“ Hefei模型”中学习的任何努力都必须基于对公司需求和行业内容的清晰了解，并且必须正确处理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之间的关系，下游终端完整的机器公司以及上游核心组成部分公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