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面板生产线：从长虹的身影到行业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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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两大主流平板显示技术之一，中国大陆只有四川长虹拥有一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当时，整个行业都在争论液晶显示器和等离子哪个更好。我们两者都选择了。”范宏2007年就通过了新站招商局，加入公司后就赶上了这两个项目。

2009年9月，安徽鑫豪等离子显示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豪）耗资20亿元的新站日立等离子面板项目破土动工。

作为中国大陆第二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长虹的神秘身影频频出现在鑫浩身后：从派出技术管理团队，到控制连年亏损的鑫浩，这或许证明了“鑫展投资建厂，长虹负责运营管理和选择机会。”有传言称双方达成回购协议。

2014年3月，“等离子之父”日本松下结束了所有等离子业务； 11月，长虹转让首条等离子生产线全部股权，此后鑫浩再无公开信息。

日前，记者搜索合肥产权交易中心官网，检索到多则有关鑫浩处置闲置工艺设备仪器的公告。最近一次交易日期为去年10月15日。公开数据显示，新展仍持有新浩31.25%的股份，资产赤字早已成定局。

失败的鑫浩项目更像是一个“备胎”，让京东方全力“赌注”的神话不攻自破。从行业前瞻性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两条线”布局虽然存在失误，但仍然是尊重市场逻辑的战略选择。

“特殊问题”吸引“千亿企业”

2020年12月29日，当3000多台笔记本电脑装上最后一辆物流车时，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宝）年营收突破千亿元——合肥首个“”千亿企业”揭晓。

追溯联宝的起源，也与合肥海尔有关。 2009年，海尔在深圳的供应商航嘉集团（以下简称航嘉）正准备关闭业绩不佳的合肥分公司。

合肥经开区领导极力挽留，但航嘉高管实地考察后改变初衷，居然增资10亿元建设航嘉产业园，为海尔等家居提供配套设施附近的家电制造商。

次年，国内最大的PC电源制造商航嘉引进了曾是联想重要配套合作伙伴的深圳电脑板巨头落户合肥。

由于板卡市场饱和，后者决定投资20亿元建设年产数千万台笔记本电脑、系列板卡和液晶模组的合肥基地，转型为笔记本电脑铸造厂。

同年10月，首次为联想生产的安徽第一台笔记本电脑问世。事后证明，除了当地“硬核”的投资政策外，航嘉此前“变卦”或另有打算。三年后，与台湾冠捷集团共同建设电脑显示器基地，为联想、冠捷等品牌代工生产产品。它还推出了自己品牌的电脑显示器。

早在10年前，京东方就斥巨资控股了这家全球PC显示巨头。

显示器、主板、机箱、电源……合肥依托供应链关系，效仿向奉行“自产+代工”制造战略的联想集团伸出了橄榄枝。

2011年9月，联想携手国际OEM巨头台湾仁宝集团（以下简称仁宝），创建首个PC品牌与OEM合资企业联宝。此举有悖于全球行业品牌和制造业垂直分工的大趋势，在当时并不受外界看好。

十五个月后，联想全球最大的PC研发制造基地正式投产。

联宝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座工厂，而是连接了一条电子信息产业链，还引入了全球化的研发团队和成熟的创新体系。

如今，全球每售出八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来自联宝。

联宝政务部部长钱力表示，虽然合肥市承诺提供特殊激励政策，但财政收入突破千亿的关键仍然是高效的人机协作和柔性生产。

政府支持不仅限于政策补贴和产业配套。合肥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产业投资）董事长永凤山透露，“2018年，仁宝公司出售了全部49%的股份，后来我们接手了。”

合肥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朱恩龙、半导体投资促进中心综合处处长陶渊等接受采访的官员表示，这些产业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且相互关联。

“企业家关注投资机会，政府考虑支持和做大产业，双方想法不同。”朱恩龙补充道。

“无中生有”的故事令人兴奋，但“非凡难题”的突破更符合行业规律。合肥工业水平提升的过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产业配套“不足”的秘密

合肥新型显示产业的异军突起，加剧了“有屏无芯”的矛盾；联宝等电子信息企业的快速聚集，进一步激发了当地政府打造“IC之都”的雄心。

“合肥行动很早，2013年就出台了集成电路产业规划，制定了投资路线图，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和促进纲要》早一年。”陶渊说道。

2017年10月，合肥精禾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禾）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历经两年、投资128亿元建成投产。

这家晶圆代工厂是合肥建投与台湾力晶集团合资成立的，专注于面板驱动芯片（以下简称驱动IC）的开发。几年前，力晶受到产能过剩危机的重创，成功从主要动态存储芯片（DRAM）制造商转型为全球十大芯片代工公司之一。

据央视报道，2020年全球出货量中20%的手机、14%的电视和7%的笔记本电脑将采用晶合驱动IC产品。

据行业统计，我国驱动IC仍以进口为主。 2019年，京东方驱动IC采购金额达60亿元，国产化率不足5%，可见配套缺口巨大。

李斌认为，这主要受限于国内厂商的产能规模、品类和技术。

不过，精河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而是针对市场需求和当地产业优势，锁定“显示、图像、微电子”四大特色工艺，实现盈利、公司上市、产品多元化、启动二期生产。 ，确立为今年重点推进的“四大目标”。

在合肥，这种偏离预期的配套“缺陷”并不少见，但却说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本质：纸上谈得多么完美，都无法取代市场竞争。

刘光普回忆，海尔电视主要采用台湾友达的屏幕。 “当时京东方刚刚开始量产，做的不是特别好。”随后，友达也在合肥投资建厂。

更有趣的是，打破国外大屏垄断的京东方6代线，恰逢移动互联网兴起。一旦投入量产，它就转而生产需求量更大的汽车和智能手机屏幕。

去年，联宝要求合肥市政府与京东方总部协调，希望优先供应超过500万块笔记本电脑屏幕。由于京东方的笔记本生产线位于重庆，合肥工厂能供应的高端屏幕只有一半是给联宝的。约占总数的5%。

联宝投产后，内存条价格持续上涨，不断挤压产品利润，成为合肥的“核心病”：韩国三星、海力士、美国美光三大厂商寡头垄断，占据全球DRAM市场95%的份额。”火灾、停电、停电都会造成供应短缺。

如果联宝尽快“补核”，就会和精河有同样的逻辑。

永凤山回忆，无论是联想引进的日本团队，还是来访的韩国团队，都只想投资，不肯放弃技术控制权，所以谈判失败了。

在此期间，合肥建投还对进行了跨境并购，斥资10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后来因为产业无法起步，只好以金融投资的方式来运作。

2016年，合肥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兆易创新创新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安徽省单笔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长鑫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鑫）动态存储器芯片基地总投资1500亿元，填补国内DRAM市场。创造一个空白。

2019年9月，长鑫12英寸晶圆厂投产，10纳米8GB DDR4亮相；去年6月，中国大陆首款采用其内存颗粒的自产记忆棒上市。

“我们已经投资了500亿元，工厂一期需要885亿元才能填满。”永凤山透露，目前产品良率接近90%，仍处于产能和良率提升的爬坡阶段。

以晶河、长鑫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如滚雪球般发展，目前已发展到近280家企业。这个投资强度高、回报期长、专利技术多、国际竞争激烈的产业能否逆风而上，实现国产替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集成电路产业就像下围棋，需要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布局，只要走到上面，下面就会有一个弥补短板的过程。”永凤山清醒地说道。

竞争意味着更多的变化。近日，全球存储巨头美光宣布将携手联想、联宝成立联合实验室，加速DRAM创新技术在联想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NIO本来就是“合肥制造”

与当年京东方“豪赌”的传奇不同，合肥此次拯救蔚来汽车（以下简称蔚来）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

2019年，蔚来亏损112亿元，资金链几近断裂。就连订购的冲压线设备也低价卖给了竞争对手。公司创始人李斌到处筹集资金，但愿意帮忙的人却很少。上海、北京、湖州等地虽然有意向合作，但一波三折，没有结果。

直到去年4月，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70亿元“接盘”该项目，押宝期待已久的新能源产业链，拿下蔚来中国总部定居合肥。

地方政府背书的曙光刺穿了李斌的至暗时刻：在美股融资15亿美元后，蔚来汽车又获得了国内六家银行104亿元的综合授信。

蔚来美国股价从1.19美元飙升至66.99美元，市值数倍超过奔驰、宝马等传统汽车巨头。被誉为“最具实力的创投机构”，引起了合肥市政府的热议。

事实上，合肥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江淮汽车（以下简称江淮汽车）是本土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国内车型最全的企业，也是蔚来汽车唯一量产的代工工厂。

因为相信李斌的PPT造车梦想，江淮汽车五年前就投资23亿元，为尚未获得生产资质的蔚来汽车建设高端纯电动乘用车智能工厂。

“如果蔚来失败，合肥就失去了引进造车新势力的机会，江淮的钱就打了水漂。”李洪卓表示，合肥的长远和短期的忧虑。

李斌还直言，无论蔚来与哪个地方合作，投资建设工厂都只能落到实处。合肥的产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双方都吃不饱，效率也不高。

话虽如此，如果蔚来的命不是命悬一线，双方都会有增长和布局的考量。作为安徽省历史悠久的国有企业，江淮汽车于2009年以纯电动汽车为主业，以代工、合资、自主品牌为主业。是当地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头羊”。

蔚来入驻仅一个月后，德国大众宣布斥资21亿欧元收购江淮母公司江淮汽车控股50%股权，将江淮大众持股比例增至75%；其巨资投资合肥国轩高科，成为这家国内巨头电池龙头企业的最大股东。

江淮大众更名为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计划投资超过200亿元引进4至5款纯电动车型，加速大众全球电动出行战略布局。

继去年10亿元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威马汽车后，合肥今年又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下注，计划再斥资20亿元投资零跑汽车。

由于产业投资基金禁止投资外地企业，合肥兴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资本）以“一案一商”方式集体决策力争重大招商项目，最终在威马汽车科创板上市前完成股权入股。投资。

“如果我们按计划一步一步来，不承担任何责任，科创板就赶不上封城了！”兴泰资本总经理张宏感触颇深。

今年3月27日，江淮汽车与蔚来汽车签约成立江莱先进制造技术（安徽）有限公司，股比为51：49。这种从贴牌到合资的深度结合，可以缓解双方品牌“靠拢”、竞争与合作界限模糊的尴尬问题。

就在签约前一天，蔚来汽车因汽车芯片短缺宣布停产五天，股价跌幅超过8%。这波波及全球各大车企的“缺芯潮”，再次凸显了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地位以及产业水平提升带来的产业融合与协同演化。

与家电、电脑、汽车等最终产品不同，面板、芯片、智能语音等中间产品或技术都是从支撑产品升级的需求出发的。由于高新技术嵌入全球产业链，一旦成功，有望成为支柱产业。

无论故事多么核心，总是有不止一个方面。

与吸引资本投资的行业龙头不同，科大讯飞、国盾量子、本源量子等科技独角兽企业大多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合肥高校的知识赋能。

从号称“人造太阳”的大型科学装置，到立志量子计算的“九丈”原型机，再到引领智能语音产业的“中国声谷”，这座高品质的“国家科学中心城”呈现出发展独特的魅力。技术能力和产业愿景。

安徽创新中心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琳认为，基础研究作为创新源泉，不仅发挥着巨大的引擎作用，也给城市带来了冷静思考的能力和氛围。

2020年，合肥GDP一举​​突破万亿大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指定产业比重51.6%，成为创新引领发展的“头部产业”。

投资京东方六代线，合肥国资平台净利润合计10亿元，开辟了一条放大国有资本、激活政府信用的产业投资渠道：投资项目股权公司，然后将其纳入上市公司，并择机从二级市场退出。然后重新筛选新项目。

“最经典的投资案例就是通过股权、债权、定向增发等方式参与京东方在合肥、北京等地的8.5代线项目。我们总共投资了210亿元，赚了210亿元，这40亿元是飘着的“盈”，李洪卓自豪地说。

截至去年9月底，合肥建投总资产达4662亿元，净资产1812亿元，位列全国城投百强企业第四位。李洪卓表示，累计完成工业投资840亿元，退出项目净收入接近300亿元。

如果只看到逆向投资、趋势策略等一系列“神操作”，而忽视国有资本投资不佳的“现实问题”，很容易得出“裸奔”、“赌博”等结论，仿佛合肥一直在玩游戏。勇敢者游戏。

事实并非如此。京东方引进时，合肥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项目失败，合肥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产业投资）将破产并承担责任，“建筑保险和建设”投资”将用于控制风险。

作为当时全市唯一的优质国资平台，“合肥建投破不掉”。

“直到2014年底京东方股票赚钱，我们账户上的35亿元债务才被消除。”时任合肥市产业投资党委书记、总经理永凤山回忆。

合肥工业投资主要由合肥工业投资设立，现有净资产258亿元。对于千亿级的长鑫项目来说，所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最后一搏。

尽管合肥创投传奇屡屡刷爆朋友圈，但像鑫浩一样“烂尾”的领投项目并非孤例。毕竟，无论一个故事多么硬核，其面目都不止一个。

2007年8月，不临江、不靠海的合肥引进江苏造船公司熔盛重工集团46亿元投资，建设全国最大的低速船舶柴油机生产基地。

为解决千吨级产品出境运输问题，合肥市斥资12亿元“改变世界”，改造了市内排河至长江132公里的航道，“使不可能的可能。”

2012年前后，全球航运市场萎缩，熔盛公司遭遇连环债务。这个曾经举世无双的省市重点工程，几年后被合肥媒体以《融安电力负债数亿，成了“俗”巨头》为题报道了其破产、官司缠身的结局。

2013年秋，江西赛维LDK投资25亿元建设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合肥赛维LDK 1600兆瓦光伏产业基地。经过218轮竞价，被通威集团以8.7亿元收购。几经波折，终于逃过破产的命运。

从最初宣布计划出售2500万元，到半年内两次拍卖并易手，这个太阳能电池项目据称是全球单笔投资最大的太阳能电池项目。幸运的是，被收购方起死回生，但政府垫付资金、建设机构等巨额经济损失却十分艰难。很难恢复。

同年，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以下简称未名集团）宣布，将投资200亿元与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巢湖）合作建设半成品项目。采取“委托建设、整体回购、分期付款”的方式。唐生物经济实验区。

2019年，巢湖将伟明集团安徽子公司告上法庭，称对方未能按期投产，也未能履行每年至少缴纳税款7960万元的承诺。连一分钱税都没交，还要求偿还6.7亿元。基础工程建设成本、利息等资产价格。

至于双方高调宣称的“蜜月期”，2020年实现产值1000亿、利税200亿的目标已经是小菜一碟。

炒得越热，越需要理由

合肥产业逆袭成功的关键，除了消除很多难以复制的机会外，还在于适应全球产业和技术变革，“买得起、用得起”的国有资本投资模式、“耕耘土壤”。小心翼翼、默默耕耘”。 “静待花开”的创新发展决心。

近年来，随着理财新规、减持证券的出台，投融资成本上升，资金退出周期延长，一些现有的项目运作方式失去了可复制性。

如今，在合肥，投资数十、数百亿元的新产业项目，其中不少是高估值的热门概念。市值波动风险较高，投资难度明显增加。

以合肥建投、合肥实业、兴泰控股为主的三大国资“推动者”，利用产业基金、PE基金等形式推动区域产业整合和社会资本集聚，加快自身专业化步伐以市场为导向转型发展。 。

听到外界那些迷人又执着的“造神”叙事，李鸿卓越发不安：“当外界炒作很热的时候，我们自己更要保持理性，不能随波逐流。”并发出噪音。”

他不同意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过分简化流程、夸大细节，也不认真对待“最牛创投城市”的网红标签。

“有些官员喜欢这么说，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看得更准、看得更高！”李鸿卓关切地表示，“一旦误导公众形成共识，那就麻烦了。”

早在十多年前，合肥决策者就深刻认识到合肥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市场化、社会化、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联动。

刚刚调任黄山市委书记的原合肥市市长凌云在阐述“核心屏装备”和“汇聚一生智慧”的产业布局时，曾将“合肥模式”解读为找准行业方向，尊重行业规律，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

“在产业培育阶段，政府会雪中送炭，企业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自主发展。”勇凤山向记者解释了政府主导产业与市场如何有效分工发展经济的疑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有效市场和有前途的政府更好地结合。”

反观合肥，政府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场，而是保证市场更加有效。如何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逻辑，合肥的生动实践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者：刘黄，新华社资深记者、《新华每日电讯》专题部主任、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王奥娜，新华社记者安徽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