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小说家徐光耀：小兵张嘎诞生于郁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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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耀

1925年2月出生，笔名岳峰。河北省雄县人，中国电影编剧、著名小说家。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起任随军记者、军队报社编辑。1947年到解放区，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八个月。1950年入中央文学院学习，1953年初毕业，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至1956年回家乡以带军职作家身份办初级农业合作社。1949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职、减薪。他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过着十分压抑的生活。正是在保定，《小兵张嘎》诞生了。1958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和同名电影剧本。小说被译成英文、印地语、意大利语、蒙萨语、德语、泰语、阿拉伯语、韩语、塞尔维亚语等多种文字。电影《小兵张嘎》出色地塑造了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爱国青年张嘎这一人物形象，受到影视界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影片上映后，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小说和电影分别获第二届全国儿童文艺创作奖一等奖。1959年后，他在保定市文联工作。 1981年调入河北省文联工作，1983年7月至1986年12月任党委书记，1986年12月至1996年10月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曾任中国文联第四届主席、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作品有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四百条命》《少年灾星》等，长篇小说《平原之火》等，短篇小说集《树与莺》《仰望》等。著作颇丰，有《日莲》《我的喜剧》等，小说集《徐光耀小说选》等。他崇尚生活本身的朴素之美，人物形象生动逼真。 《火烧平原》被译成日语、捷克语、英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他还担任过编剧，有四部电影剧本被拍成电影，分别是《小兵张嘎》、《新兵马强》、《王日莲》和《我的亲人呢》。

可回溯的历史坐标

——徐光耀

文｜王肃

今年（2009年）12月，是河北省文联成立60周年。在文联庆生日的前夕，我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去看望文联老领导、作家徐光耀。听说徐先生性格刚烈，如今年纪大了，不轻易与人交往，很多领导很多活动都请不上他，很多记者也采访不到他。我倒是有点心情想试试，就冒昧地问了问他。我给徐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有三件事要拜托他，一是把我和徐先生以前在活动上的合影寄给他，一是把我写的关于铁凝作品的书寄给他，二是公事上的事。文联成立60周年，我代表文联去看望老领导。徐先生同意了我们的到来，高兴地说：“下午来吧。”我非常高兴，下午就带着生日蛋糕兴奋地去了。

我们一拍即合，聊得非常开心，但最后却差点被徐光耀先生的家人赶了出去。因为聊着聊着，我们忘记了时间，一聊就是将近一个小时。对于一个84岁的老人来说，虽然只是闲聊，但已经很疲惫了。我完全理解家人对徐先生身体健康的牵挂，因为短短一个小时的交谈，让我深深体会到，只要这些前辈们还健在，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就是大有裨益。他们是慰藉，是活生生的历史，是我们与历史的血脉相连。有了他们，我们才有机会与历史进行直接对话——他们的话语，他们的大师风范，对于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沟通的手段。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既是警示，也是鼓励。

这种强烈的历史感，源自于我和徐先生在谈话中谈到的如下话题：

1.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徐光耀1981年调任河北省文联，担任了两年多的河北省文联党委书记，担任了11年的河北省文联主席，他带领和见证了河北省文联13年的历程。当时的文联书记、主席都不愿意辞职，要“努力工作”，但领导们知道，只要把他“逼”到那个位置上来，即使他一开始不愿意，也绝不会偷懒。为此，领导们把他留在了文联，一干就是13年。

回顾这不平凡的十三年，徐光耀谦虚地说：“我在文联的那段时间很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成绩，也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大家都是主动努力工作。”整个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阶段，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文联人以冷静的观察、热情的写作、理性的组织工作，积极投身于社会发展的洪流之中，引导人生，为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滋养文艺、推动文化的双重作用。我理解，徐先生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而是为了凸显整个文联的作用。

让徐光耀印象最深的工作细节，是学习《邓小平文选》——“上级要求我们学习《邓小平文选》，我就组织大家学习，学习得非常好！”徐光耀首先是一个作家，但他也是军人出身，在军队里以作家的身份领导文联，这就意味着他要尽到作家的责任，履行公职。他担任文联书记、主席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依然胸怀大志，志向远大，不必鞭策自己，努力工作。

2. 文献

我知道徐先生答应会见我这个文联的“年轻同志”，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文联的人，还因为我对文学的热爱和研究。他看重的是文学本身。交谈中，他看着我发来的一本有关铁凝的书，谈到了铁凝。他说：“其实我在文学上并没有给她什么具体的帮助，只是铁凝视我为她的启蒙老师，因为我认出了她的第一篇小说《飞镰》。“河北的作家中，孙犁、梁斌、田建、徐光耀、铁凝等似乎形成了一个序列，老作家和年轻作家互相传授知识和技能，但从不居功自傲。这一点在徐先生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徐光耀之所以是徐光耀，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文学成就。他的小说《小兵张嘎》和他创作的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他艺术生命的长寿，体现在他74岁时写的散文集《昨夜西风凋了青树》，再一次延续了他的辉煌，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一本独具特色、庄严的纪念性作品，出版于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翻开厚厚的五卷本选集，无论是《平原烈火》的铁骑，还是《小兵张嘎》的英雄传奇，笔下展开的都是一幅幅“从战争到和平”的生动历史画卷。

但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很不满意。他诚恳地说，他的作品只是记录了当时紧张的社会生活的表面，还没有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他说：“你看，孙犁的小说是有思想的，哪怕是短篇小说，很多年以后你还是可以读到的，因为里面有思想。”徐老接着说：“孙犁说他晚年出版作品集的时候，不用修改早年写的文章。这是自信，自信来自于作品里的思想。只有思想，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徐老有些自信过度地说：“我觉得孙犁的小说很‘圆滑’，但你的作品却让我甚至闻到了硝烟味。”徐老点头表示同意，“是的，那时候我把战争看成乐趣，我是一个‘战争贩子’——我一生都在歌颂战争。”我趁机问起他对战争的看法，这引起了他的回忆和感慨。

3.战争

按照老派的说法，徐光耀可谓文武双全，能拿笔能拿枪，确实可谓“身经百战”。他说：“说我打过几百场仗，一点也不夸张，1944年我统计过，打过大大小小的73场仗，以后又参加了二三十场战斗。”接着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他几次濒死的经历——在金县的一次战斗中，他的棉袄被日本鬼子撕破了，一颗子弹从他耳朵边飞过。在攻打保定定兴县南门时，他用来护脸的砖头被对面的国民党部队打碎了，头上落了一层泥土——两次都是敌军的狙击手瞄准他的头部，而他连伤都没有伤到，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老徐乐观地说，在几百场战斗中，他只是中了敌方的毒气，毒气可能留在那里太久了，失去了一些效力，眼睛也只是红红的、痒痒的，一天下来就没事了。我从未认为这是伤痛。是的，上帝一定保佑了这个身经百战的河北人，并赋予了他另一个更神圣的使命——让他用笔记录下这段旅程。艰辛与辉煌——这就是人们如此善待他的原因。

我问徐先生战争期间怕不怕死，他说：“见过这么多次，现在不怕了。有一次我睡在干草堆上，一个伤兵过来把他放在我旁边的草地上，一直等到半夜。我醒来后，摸到他的身体，冰凉的。当时我没觉得害怕，只觉得又有一个战友死了。”

当问到他对今天战争的看法时，他颇为感慨。他说，现在一提到战争，战争就是残酷的、非人道的、破坏性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都要反对。文艺界也是用这种观点。我并没有批评这种观点，因为现在是和平时期，和平稳定是第一位的，歌颂和平是必须的。八路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强，这是光荣的传统，要立功、要当模范、要当战斗英雄。当时八路军总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局面，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可能打胜仗。

就这样，徐光耀在战争中成长，在战争中成熟，在战争中学会了乐观，懂得了正义；乐观与正义被写进他辉煌的作品，赋予他笔下的人物（如战士张嘎），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永不放弃的奋斗。今天，我们或许不再需要浴血奋战，不再需要面对生死，但现代军人徐三多的“永不放弃，永不言败”不正是昔日的革命精神吗？在今天的演绎中又如何呢？

看到徐光耀这样的前辈，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作家，我们心疼，也敬佩他们那种老而弥坚或力求刚强的精神状态。想到生命流逝的速度，我们要与时间赛跑，徐光耀等人是我们没有远去却即将远去的历史，也是我们文化传承和精神延续的清晰的文化历史坐标。“在刺刀边上滚滚而来的日子”，没有时间去想一切，所以所谓的“没有思想”也是情有可原的。现在，我明白了，“有思想”是一代老革命作家对自己作品不断精益求精的要求，也是他们对我们今天文艺的希望。今天，站在60年历史的节点上，我们回首他们，满怀敬意；面对他们，我们静下心来，沉淀下来，努力让他们的愿望成真。

写于2009年河北省文联成立60周年之际，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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