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疫病知识传播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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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随着疫情的扩大，随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各种疫情知识、疫情防控知识，甚至日常保健知识在短时间内涌现。以语言、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通过医疗卫生机构、社会救助慈善机构、互联网、电视台、手机、广播、和传单。如果说人们每天关注疫情动态，努力“围剿”或“躲避”病毒，而阻断病毒传播是应对疫情的“表层”，那么人们的学习、争论、批评相关知识的传播、接受、抛弃、实践等活动构成了疫情应对的“一面”。

事实上，纵观人类与鼠疫斗争的历史，每一次鼠疫的爆发、每一次的疫情防控，都伴随着大量鼠疫知识的产生、传播、应用和讨论，而这些知识本身的性质，疫情的产生机制、传播方式以及应用范围和程度共同影响，甚至决定着疫情防控的有效性。也代表了人类可以利用哪些资源来抗击瘟疫，从疫情和抗击瘟疫中可以得到哪些经验和教训，以及可以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瘟疫做哪些准备。应该做哪些准备。

佚名：《治瘟疫简奇方》，刻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

清朝是历史上瘟疫最频繁的朝代之一。从社会治理和慈善救助的角度来看，当时很多疫情期间，除了一般的隔离检疫外，设立专门的传染病救助机构、医疗诊所、吃药等措施之外，另一种活动是参与者多、频率高、专业性和非专业性多等特点颇为鲜明。所有专业人员所从事的医学知识建设与传播实践——收集、整理鼠疫医方，编撰、出版、传播、引用鼠疫方剂书籍（广义上讲，任何对机体或疾病进行干预的行为和方法都可以称为鼠疫方剂）它是“医方”，其最突出的形式是指导人们根据病情配制、配制、服药的处方）。这些活动是如何开展的，发挥什么作用，对我们今天认识和应对疫情有什么启示？

一

纵观清代瘟疫历史，大多数疫情发生时，中央政府虽然时不时采取一些防控和救治措施，但从未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化、常规化、系统化的应对机制。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的行动相对有限，各地各种社会力量发挥着骨干作用。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抵抗瘟疫，这是历史常态。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也体现在瘟疫医方的收集、整理，以及瘟疫方剂的编印、传播上。通过对《中华医书总考》、《中华医书续考》、《中国古籍医书总目》等医学目录中的数百种鼠疫方剂及其不同版本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在清代很少组织瘟疫的编撰和出版。方书、地方政府、官办图书出版机构、官办或政府监管的民办或民办医疗救助机构、各类民间慈善组织、行会、书店、书店、慈善人士、官员、士大夫、医生等都是此类活动的热心倡导者、支持者和实践者。其中，以士绅和医生两大群体最为活跃。但这些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在开展此类活动时基本相互独立，没有统一的指导、规范和标准。疫情发生时，他们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整合相关知识并进行传播。这种情况为社会力量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他们以低廉的成本、灵活多样的方式编印了独具特色的鼠疫方剂书籍。但也存在组织化程度低、协同不够、缺乏标准化等弊端，导致处方文件同质化严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从实际出版活动来看，地方政府、官办书店、官办医疗救助机构等代表官方立场的机构出版的鼠疫方剂书籍数量相对有限（据笔者初步统计，总计整个清代地方官办机构出版的瘟疫处方书籍不超过20种），而且基本上只出版名著。这一点在官方公布的天花痤疮方和呼吸道传染病喉科方中可见一斑。天花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清朝时期，天花肆虐，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某些时候甚至会因痤疮而毁容。嘉庆以前，我国防治天花的主要方法是人痘接种。然而，自从嘉庆初年西方的牛痘方法传入中国后，由于其诸多优点，很快就得到了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认可和推广。最早介绍牛痘疫苗接种方法的方书《饮婆略》（一卷，1817年出版），在光绪年间由各地官方出版机构出版和推广。清末天花防疫实践表明，《殷破略》中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从嘉庆年间到清末，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新的方剂书籍。 《饮婆略》得到了补充和完善，但这些方书似乎并没有受到官方的重视。

与此不同的是，民间慈善救助组织、士绅、百姓乃至众多名医编撰、出版、传播的瘟疫方剂书籍，并不局限于少数名家经典，而是多种多样，数量远超其他国家。超过官方机构公布的数据。方舒。甚至可以说，当疫情严重或者病人病情危重时，任何能够预防感染、治疗疾病的药方都可能被发现和传播，哪怕是贴符咒、念咒语、通过祈祷获得的。或求神仪式。 “乩方”、“仙方”。例如，杭州医师赵学敏编着的《传牙外便》（1759年编，其中有大量民间处方药）。 （一种常用疗法），不时被提及或修改，甚至在民间广泛流传。

二

当然，无论是官方认可或推广的医方还是民间偏方，其功效都不能一概而论。尽管名人处方高度可靠，但并不一定保证始终100%有效。乾隆五十八年（1797年），北京爆发瘟疫。人们参考明末著名医学家张景岳、吴又可的著作，用他们曾经用过的医方进行治疗，但效果不佳。安徽桐城的一位医生，用重膏药给官员冯英柳的爱妃治病。消息传开，很多人开始使用这个方子，效果很好。大家对此感到不解，纪晓岚院士也感叹：“我不知道它怎么能这么有效。”不仅如此，民间流传的各种医方，以及所谓的“验方”、“偏方”，也常常受到精英阶层、尤其是正规医生的质疑和批评。不过，历史上，很多医方也被用来治疗流行病。效果显着，可以起到防疫作用。江苏常熟有一位著名的喉科专家，名叫陈坤培。他的医方非常有效，但是他并不会轻易将这些医方传播给其他人。后来，他的女婿严有言得到了他所收藏的方书，而严有言的邻居、曾担任都督助理的余养浩也有幸看到了这本书。原来，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杨龙久，很少有人知道。余说该书“薄如手掌，字细，纸破”。版面小，字体小，有点破烂。该书的主编王京华说，“文义错误，名字也怪异。‘就像凌博士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书中有很多混乱的地方，而且药方的名称也很怪异，就像民间方医的工作一样，1901年至1902年，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了咽喉疫病，情况十分严重。救人，但结果“不同寻常”，于是，他请了两个人来编辑这本书，并在其他人的资助下，重新出版并推广了这本书。

从知识来源来看，疫情期间新发表的鼠疫方剂中的大部分医方大致有四个来源：古今医书、家庭医方、民间口口相传的医疗经验、新创建的医疗处方。对于疫情防控来说，前三种都是现有的医疗资源，第四种所谓的“新创新”并不是颠覆性革命，而是一种“继承性创新”。一般来说，当瘟疫爆发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寻找过去有效的医方来治疗疾病。然而，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在参考和使用一些医方或处方书时，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路径依赖”问题，即有意无意地坚持一些自己认为的医方或处方。做到“标准化”、“通用化”。 “对不同或新情况不够敏感的医疗处方。例如，清朝末年，湖南浏阳医生张少秀因擅长治疗喉炎（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而闻名。他的方剂书《当前白喉流行要领》广为流传。很多人（包括医生和患者）都会记住书中的一些医方，并向亲友传播，当咽喉疾病发作时，按照这些医方进行预防和治疗。然而，很多人服用后并没有好转，甚至使病情变得更糟，因为大家一开始都没有意识到。需要注意的是，喉咙痛（西医称为猩红热）和白喉虽然都是咽喉疾病，但它们有非常相似的症状。张氏医方专治白喉，注重使用感冒、凉血药物，不适用于其他咽喉疾病。疾病，尤其是喉咙痛，不一定有效。

“继承创新”主要是指面对新的流行病或新的流行症状，人们在原有的医方上添加或减去药物的味型、用量，形成新的医方。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应对方式。清朝末年，湖北瘟疫流行。许多医生根据患者“先痢后吐，晕厥筋反”的症状，认为是霍乱，于是用苦寒芳香药或针灸治疗。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湖北汉川懂医的绅士田宗汉认为，“先痢后吐”并不是霍乱的典型症状。他主张用治疗妇印的方法来应对疫情。他仿照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散落的一些医方，并补充了一些利弊。经过多次测试，确实有效。于是，他将这些医方整理成自己之前的著作《医帖》。光绪十四年（1888年），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地爆发鼠疫。大多数医生仍然采用霍乱治疗方法来应对疫情，但结果却收效甚微。不过，田宗翰用的是他明白的方法。对病人进行治疗后，结果是“所有的生命都被浪费了”。当地金深乡的老人见状，纷纷捐款，希望田先生能出版他的处方书，推广这种疗法。

三

为了争取时间、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方剂编制者、出版者、传播者一般将收集到的医方进行再加工，形成专业化、简化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剂。概括起来，主要方法有： 1）尽可能将分散在不同医学书籍中的同种或同性质或作用相似的医方及相关知识整理在一起，选出适合患者的医方。包括公众的实际使用情况。为了方便人们参考、比较和选择，清代许多瘟疫方剂书籍在编撰过程中都遵循了这种模式； 2）将医方诗化或在方剂书中添加图像，方便人们记忆、理解和传播； 3）将处方书小型化，做成手册。它是一种指南，便于人们阅读、吸收和携带。这些举动对于普及疫情知识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随着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接触、了解和使用这些方剂书籍，有关疾病、身体、药物甚至方剂配伍的知识都可能潜移默化地成为读者知识储备的一部分。 ，进而全面提升个体自主抵御疫情风险的能力。但也可能存在重叠、内容繁杂、细节不当、专业化与大众化不平衡等问题，导致民间有“千方百计容易得之”的说法。俗话说，效果难求。”

对于鼠疫的防治，鼠疫方剂是重要的医疗资源。从宏观层面看，疫情期间大量鼠疫医疗方剂的整理和传播，以及鼠疫方剂书籍的出版和流通，增加了医疗资源供给，扩大了救助范围，有利于促进社会化医疗资源，并为许多非专业人士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真正作用提供了可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河南巡抚石诚出版了《轩辕壹典》一书。这本书的作者不详，主要内容是天花的治疗方法。扬州人刘耀奎的叔叔从书店买了一本这本书，读后非常珍惜。不久，刘家一个仆人的两个婴儿感染了天花。 “即使它们只是一门科学并且名声不好，也很难治愈它们。”无奈之下，刘耀奎的舅舅“据症求药，按方治疗”。 ，最终治愈它们。

在一些优质医疗资源缺乏、疫情形势严峻的地区，此类活动也为非专业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了条件。他们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更加简洁可靠的知识，甚至弥补专业人士的不足。清末，山东省莒县士绅周兴南“既不行医，又不懂医”，专门撰写了《重楼玉钥匙》、《治疗白喉的禁忌》等专着。针对咽喉疫流行期间当地医生束手无策的情况特制书籍。该书的主要内容被编成一册，命名为《知非斋咽喉集方》，供当地人参考。

此外，它们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有限优质医疗资源的整合和跨区域流动和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不均的社会问题，及时提供有效的医疗处方。用于疫区疫情防控工作。清末，咽喉病首先出现并流行于南方，后蔓延至西北。光绪二年（1876年），青海湟中爆发咽喉疫病。曾师从南方著名喉科专家张少修的黄秉谦，不久前恰巧来到湟中，便抄写了张少修的《白喉流行要诀》。他的一些医方以及他收集的秘方和针灸疗法都是口述给当地士绅的。他们“按方治疗”，结果“非常有效”。三年后，他在甘肃省武威县编印了一本方剂书，名为《流行性白喉要义》，将治疗白喉的医方加以文字化，并在西北地区流传。

从微观层面看，清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大量简单、通俗、实用的方剂书籍。包括鼠疫方剂在内的医方知识已逐渐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让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如果有医疗处方或药方，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多样。不可否认，很多人都从这些医方或方书的广泛流通中受益，在感染流行病后依靠它们来治病救人。顺治年间，正在湖北作战的官员李文皇突然收到家人的来信，说他的几个子孙都感染了天花。幸运的是，一家人参考了一本关于痤疮方的书，帮助子孙克服了困难。 。后来，李文皇参考了其他痤疮验方书籍，收集了一些著名专家的评论和好方，附在本书中，编成新方书《煎松堂祛痤疮简方》，并很快出版。道光年间，广东海丰县主管教育的官员李福隆，将他的《口袋药救灾随笔》赠与一位姓张的官员。后来，这位官员的儿子张士古“编出了一个小孩子长痘的伎俩，试了一遍又一遍地编出来”。他还按照这本书来治疗邻居感染天花的孩子，并成功治愈了许多孩子。

有些人甚至养成了每次出远门都随身携带瘟疫治疗药或药方的习惯。清初，浙江绍兴医生倪汉初在治疗痢疾、疟疾等传染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所著的《治痢疾经验方》一书，深受人们喜爱。清末徽州秀才程乐生“应与县、乡试同赴”。光绪十九年（1893年），程在考场上突然患上痢疾。他一天腹泻几十次，几乎无法完成检查。他赶紧按照随身携带的药方服药，没想到很快就看到了效果。考试回国后，他捐资重印了这本书。

然而，瘟疫医方或方书在民间广泛流传，有时不但不能带来好处，反而可能给读者或患者带来麻烦。一方面，社会上流传的瘟疫医方、方书较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内容各有侧重。当瘟疫知识炸入眼帘时，很多人不知道如何识别和选择，难以消化。吸收，因此感到茫然和进退两难。另一方面，文本知识的相对固定性与医生临床诊疗的多变性、处方的“沉默”与医生的“声音”等诸多情况也时刻影响着人们的决策。让读者在信任处方或信任医生之间做出选择。常常犹豫不决，甚至矛盾。例如，虽然处方书一般都会清楚地告诉读者什么症状应该用什么药方，但由于许多疾病的症状有很多相似之处，读者往往不清楚如何识别和对症下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著名理学家李唐杰的侄子发烧。李唐杰根据清初安徽休宁医师王昂所著的《医方集》一书，确定自己的侄子感染了疟疾。第二天，他再次查阅药方书，想按照书上的医方用药，但最终“还是因为怕其他原因推迟了治疗”。有的读者仓促按照处方书上的用药处方，结果被误诊、误治。甚至有人感叹“这不是书上的错误，却不是医学上的错误，也不是书上的错误，而是书中神方的错误”。

四

从2003年非典期间抢购板蓝根，围绕板蓝根的性质、功效、功能、主治、用法等展开讨论，到近期新型肺炎疫情期间抢购双黄连口服液。对病毒效果的评价，​​以及专业人士对“抑制”与“防治”区别的科普，都是人群、医学知识和社会文化融合互动的典型案例。这样的讨论、评论和科普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了，但它们对人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一段历史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历史的开始。每段历史的意义往往跨越时空，不会转瞬即逝。回顾清代瘟疫史，各种瘟疫兴衰，但人们对瘟疫知识的学习、讨论、传播和实践却从未停止。收集、整理鼠疫医方，编印、传播鼠疫方剂，实际上是疫情防控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实践总体表明，疫情防控从来不是单一的医疗活动，也不是医务人员的专属领域，而是包括复杂的知识建构和传播活动在内的社会行动。

虽然鼠疫方本身品质良莠不齐，或有效或无效，但鼠疫方的广泛流传，既有对疫情防控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弊端。人们对瘟疫方剂的使用基本上保持在信任的水平。和怀疑，但也许正是人们在面对瘟疫时不断权衡利弊、信任与怀疑关系的过程，才出现了各种瘟疫医方和方书。除了专业人士之外，广大民众继续在此类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表明，尽管医学专业化不断推进，医学的“边界”越来越广，但优质医疗资源却相对有限，分布不均匀。平衡与人们对身心健康的永恒追求之间的矛盾，一直驱使着非专业人士去发现、获取、讨论、批判、接受、传播、应用甚至创造鼠疫知识。可以预见，只要有痛苦，只要有消除痛苦、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需要和希望，这种矛盾就会推动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精英与大众参与发展。医学知识，包括瘟疫知识。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因此，面对疫情的肆虐和铺天盖地的认识，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和社会力量、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应增进互信，加强协作，建立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合古今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和有效资源，通过相对统一的行动、权威的渠道和多种方式为人们提供及时、定向的指导，避免出现各自为政、各说各话的情况；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要避免吞下真相，更要避免全盘否定，综合各种资源，努力增加专业知识，提高判断识别能力各种类型的信息。